1984年，夏鼐先生出席第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时与李约瑟的合影。

汉画像石上的织机，都是简单的织机，没有复杂的提花机。夏先生曾根据对于新疆出土汉代锦、绮等织物的观察，推测当时已有了提花机，可能是“提花线束”的形式，不是长方架子的“综框”形式。但是以后他又有新的看法，他说：“最近我研究了马王堆汉墓的丝织物之后，我同意H.B.柏恩汉（Burhan）的意见，汉代提花织物可能是在普通织机上使用挑花棒织成花纹的。真正的提花机的出现可能稍晚。”至于和欧洲提花机的关系，他指出：“欧洲方面最早使用提花机的时间，各家的意见不一致。有人以为始于六世纪，有人以为七世纪或更晚。但是也有人以为早在第三世纪时，波斯、拜占庭、叙利亚和埃及各国便已使用一种简单的提花机，而真正的提花机要到十二世纪才出现。他们对于提花机何时在欧洲开始使用，说法虽然不一致，但是都认为要较中国为晚，并且认为可能受了中国的影响。”

（五）关于汉代织物的品种和织法，夏先生把重点放在考古发现实物的研究上，兼及有关的文献。汉代织物中以平纹组织的“素”或“纨”（又合称“纨素”）为最普通，这便是今日的绢。绢可分两种：一种是经纬线根数大略相同的一般平纹绢，密度每平方厘米为50～59根；另一种是经线密的畦纹绢，经线以每平方厘米60～85根最普通，一般纬线多出约一倍。其次为罗纱，战国时已有的疏织的方孔纱，汉代也有，是平纹组织的方孔纱，经纬线密度有疏到23.5×20根的，多用于冠帻。又出现了“罗纱组织”的提花罗纱。它的罗纱组织使用纠经法，织成后经、纬线都不易滑动。织工利用罗纱组织中纠经的变化，用一种纠经法织出孔眼较大的底地，用另一种纠经法织成孔眼较细的花纹，是提花的罗纱组织，在马王堆汉墓中曾有发现。汉代织物中最重要的是绮和锦。绮是斜纹起花的绸，其织法除了承继前代那种“类似经斜纹组织”（即底地平织而显花处是经斜织）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织法，可称“汉绮组织”，它不但底地是平织，并且显花部分中，同每一根有浮线的经线相邻的另一根经线，也是平纹组织。这样增添一组平纹组织的经线，可以增加织物的坚牢程度，但又不影响花纹的外观。1959年在民丰发现过两件汉绮，每平方厘米经线66枚，纬线26～36枚。汉锦是五色缤纷的多彩织物，是汉代织物最高水平的代表。它的织法是“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组织”。它与绮的相同处是基本平纹组织和经线起花。但与绮有以下不同：（1）汉锦采用“重组织”（即复合组织），由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线（其中轮流有一组作为表经，其余为里经）和一组纬线更迭交织而成。（2）纬线虽只有一组（只有一种颜色），却可依其作用分为交织纬（即“明纬”）和花纹纬（即“夹纬”）。（3）二或三色的经线，每色各一根成为一副。织工利用夹纬将每副经线中表经和里经分开。表经是需要显色以表现花纹的经线，里经是转到背里的其他颜色的经线。这样便使表经成为飞数三的浮线（在转换不同颜色花纹的表经时，也有飞线为二的）。因为每副经线所包括的不同颜色的里经不能过多，如果一个花纹需要四色或四色以上，那便采用分区法，在同一区中一般是在四色以下。花纹的循环（即一花纹单元的大小），其长度（经线循环）常是横贯全幅（幅广约45～50厘米），一根纬线要和5000根以上经线打交道。高度（纬线循环）不等，但都不过几厘米；便是这样，有时也需要提花综数达50综左右。汉代还有一种高级的织锦，称为绒圈锦，或称起绒锦或起毛锦，是1971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初次发现的，1972年武威磨嘴子62号西汉墓又有出土。这是经线显花起绒圈的重组织。织时它需要有一种织入绒圈经内起填充成圈作用的假织纬（即起圈纬）。它在织后便被抽掉。这种绒圈锦不仅具彩色花纹，还有高出锦面约0.7～0.8毫米的绒圈。所以织物更显得厚实，而且花纹美观，具有一种立体感效果。各种绒圈锦的织机，由于起绒圈的经线用量较大，需要另配一经线轴。为了起绒圈又需要配备假织纬。这二者都是汉代的创新。汉代的刺绣是和织锦齐名的，据新疆尼雅的几件汉绣标本，都有非常精美的花纹，它们都是在单色细绢上用锁绣法（或称辫绣法）绣上花纹的。汉绣也有使用平绣法的，但不多见。关于染色，各种颜色的绢、罗纱、文绮，都可以织成后染色，而锦和绣则需要织或绣之前先把丝线染色。“汉锦有红、紫、绿、蓝、缁（黑）等各色。依照对于汉代丝织物所作的化学分析，我们知道染料中有茜草素（alizarine）和靛蓝（indigotin）。前者当由茜草（Rubia tinctorium）而来，后者取自木蓝属植物（indigofera）。媒染剂当为铁盐和铝盐（矾石）。如果和茜草素相结合，前者成绿色（复原状态）或褐色（氧化状态），后者成红色。”

（六）汉代以后的重要丝织物，有敦煌石窟出土的北魏刺绣和唐代织物，还有新疆吐鲁番、巴楚发现的北朝至唐代的丝织物。唐代的织锦，除了像汉锦那样平纹经线显花的以外，织法逐渐采用了斜纹纬线显花法，最后完全采用斜纹纬锦的织法。这后者似乎是受了波斯锦织法的影响。花纹方面如猪头纹、双鸭纹、双骑士纹、联珠纹等，也是由于波斯锦的影响。印染方面，唐代盛行绞缬和蜡缬等制品。唐代还出现了用通经断纬技法织造的织花毛毯。巴楚发现的织花毛毯是迄今发现采用这种织法较早的一件；后来推广这种织法于丝织品，便成为宋朝以来著名的缂丝，或称刻丝。

……

六

古代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陆地用的车子和水上用的船舶。殷周时期的木质马车，虽有文献记载，但一直缺乏实物形象，因此过去的学者无法弄清它们的真实面貌。埋葬在车马坑中的殷周木车，车子的木质部分已经全部腐朽，仅在黄土中保留木痕，剥剔车子遗下的木痕，在20世纪50年代是一项极难掌握的田野考古技术。在中国首次成功地剥剔木车遗迹，正是由夏鼐先生亲自进行的。1950年夏先生主持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发掘时，亲自进行了第131号车马坑中木质车子遗迹的剥剔工作，在那座车马坑中成功地剥剔出十九辆完整程度不同的木车遗迹。夏先生并亲自撰写了《辉县发掘报告》中的《战国车马坑》一节，详尽地叙述了发掘经过和车马坑的形制，并根据出土木车遗迹阐述了车子的结构，从而绘出复原图和制成木车模型。这是我国第一次科学地复制的古代木质马车（图2）。由于有了辉县的经验作指导，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不断完成新的对殷周时期木车的剥剔工作，20世纪50～60年代陆续于安阳大司空村、孝民屯发掘了殷代的车子，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了西周的车子，在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了春秋车子，进一步对殷周车制有了较清楚的了解。它们的形制基本相同，都是一车二马或四马，独辕两轮，辐条18至24根，车舆后边开门。编写《长沙发掘报告》时，夏鼐先生又研究了长沙203号西汉后期墓随葬的木车模型，亲自撰写了附录一《长沙203号墓出土的木车模型》，对四辆木车（第1号车残缺过甚，不能作进一步复原）模型作了复原，其中第2号和第3号都是汉代所谓轺车，第4号车大概是古代所谓“栈车”，第5号车没有发现车轮，辕木安装法也特殊，大概是大车的一种。

图2 辉县战国车马坑一号车复原图

水上的交通工具是船舶，夏先生对有关古船的考古资料也很重视。在《考古学和科技史》中，他综合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发现的有关古代木船的资料，包括江苏如皋的唐船以及新发现的模型和图像（四川成都百花潭铜壶攻战图中的船、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木船模型、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山东苍山画像石和四川郫县石棺上的图像以及云南晋宁铜鼓上的船形纹），着重介绍的是泉州的13世纪海船残骸和广州首次发现的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之际的造船工场遗址。他指出：“我国造船是有长久的历史，并且有独创之处（例如设置后舵，舱房互不渗水等）。”他以缜密的科学态度，反对一些人根据不确实的资料的附会。记得在1976年大连红旗造船厂送来一本油印的《中国造船史（古代部分）》的稿本要我提意见，当时夏鼐先生有些空闲，就拿去审阅。过了两天，他退回油印稿本时，附上了很详细的审阅意见。特别让我转告作者要认真核查史料，要实事求是地写历史，不能附和某些人去夸大猎奇。例如书稿中提到因秦始皇到处访求仙药，宛渠那里的老百姓进献一种螺舟，可入海底采药，这种舟，是一种能潜水的船。并因此得出“当时能造出这样的船，足见劳动人民对造船技术是很有研究的。”其根据是《拾遗记》。夏先生在审阅意见中特别指出：“潜水艇式的‘螺舟’，当时不会有的，《拾遗记》及荒诞不经的小说类，不可信。”

注：本文节选自本书附录《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的第一、四、六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