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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子李世民
唐王朝的奠基者
[英]费子智(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 著
童岭 译
2022年3月/65.00元
ISBN 978-7-5201-8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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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文章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注释从略。正式版刊载于《中外论坛》2022年第2期。感谢《中外论坛》主编方授权发布，感谢林岩主编。
《天之子李世民：唐王朝的奠基者》（Son of Heaven: 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 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是英国汉学家费子智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传记，南京大学童岭教授翻译，并于2022年由北京反水投注网站
甲骨文分社出版。费子智英文名作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通常简写作C. P. FitzGerald。190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92在悉尼去世。他与中国结缘颇具传奇色彩，1917年在阅读《泰晤士报》（The Times）的新闻时，读到了汉学家莫理循（G. E. Morrison）撰写的张勋扶持清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的报导，并对中国产生了好奇。高中毕业之后学习中文，于1923年在家人帮助下首次来到中国。此后，多次往返中英之间，直至1950年移居澳洲，断断续续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之久。1950年费子智受澳洲国立大学副校长科普兰（Douglas Copland）爵士邀请至澳洲国立大学讲学。在澳洲国立大学先后任副教授，远东历史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及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67年退休。费子智一生著作丰富，主要关注中国史、中国民族、中国革命以及东南亚华人。中国史方面除这本《天之子李世民》外还有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London: Cresset Press, 1935. 中文本由俞仁寰译：《中国文化简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1年）；Empress Wu（London: Cresset Press, 1956.）；中国民族方面的研究有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Ta Li, Yunnan（London: Cresset Press, 1941.中文本由刘晓峰、汪晖译：《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中国革命的研究如Revolution in China（London: Cresset Press, 1952. 1964年再版时更名爲The Birth of Communist China,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4.）；东南亚华人研究如The Third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D. More,1965.）；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1945（[Camberwell, Vic]: Longman, 1973.）等。
《天之子李世民》是费子智的处女作。为了完成这部作品，费子智在利用中国传统的史部文献外，还于1931年秋考察了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大体沿着李唐建国过程中自山西起兵取长安，而后向东争夺天下的路线，可谓重走李唐建国之路。考察结束之后返回英国，于1933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出版后广受欢迎，两年之后就有了法文译本，在1970年、2015年分别在台北及剑桥大学出版社被重印。就英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而言，《天之子李世民》出版的时候正是英国传记文学发生名为“新传记”的革命性转变的时代。英文中传记一词“biography”最早由英国文艺批评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为《希腊罗马名人传》英译本写作序言时使用。其中词头“bio”来自拉丁语“bios”意思为“生平”，词尾“graphy”来自拉丁语“graphein”意思为“写作”，因此这一新词在英语中相当于life-writing的意思。他本人将传记视作历史学的一种类型，“历史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连续大事记或编年史；可严格称谓的历史；传记或特定人物的生平。”至十九世纪伴随着人们对历史、传记认识的深入，传记的概念也逐渐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1886年美国学者菲力浦斯·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 1835-1893）提出传记是生平的文学，特别是个人生平的文学。1928年《牛津字典》初版问世，将传记定义为“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描述个人生平的历史”，这一定义概括出了英国传记的双重性，既是文学的一种，同时又与历史密不可分。《牛津字典》的观点代表了英国学术界的正统观点，将其归入文学的主张被延续了下来。就具体的传记创作而言，十九世纪虽然已经存在传记属于文学的认识，但在维多利亚女王长期的统治下，英国社会被保守观念所笼罩，这个时期的英国传记，文学性较弱、强调细节，同时书信式传记大量涌现。记述的内容大都是正面事例，对传主的性格缺点和过失很少提及。至二十世纪时，以1918年斯特拉奇发表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为转折点，标志着“新传记”时代的到来。这类传记除强调传记的艺术性外，由于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注重对传主的心理阐释。唐岫敏将“新传记”定义为“在英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发展、消亡的一种传记写作方法。采用‘揭露’手法，展示传主的亮点，揭示传主的暗处，挖掘传主（往往是不光彩）的心理动机，因而破坏了维多利亚时代传统传记把传主当作历史符码的立传秩序，打击了维多利亚时代所宣扬的以福音派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种种虚假伪善的价值观……在传记艺术的表层，‘新传记’引用科学理念，主张缩短传记篇幅，变维多利亚时代传统传记的人物肖像为个性化的人物素描。在传记艺术的深层，‘新传记’主张吸纳各种艺术手段与技巧对传主的性格进行刻画，对传记叙事策略进行艺术设计，改变维多利亚时代传统传记中资料员式机械堆砌传主生平资料的立传方法。‘新传记’重视挖掘传主的行为动机，心理分析因此受到格外重视”。费子智(C.P.Fitzgerald)，190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曾在伦敦亚非学院学习汉语，因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1923年来华后在此居住和工作了十多年。其间曾到中国各地考察，他不仅对中国了解很深，而且十分推崇中国文化。他毕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和外交关系的研究，著有《中国文化简史》《武则天女皇》《五华楼》《胡床》等多部作品，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
费子智出生在1902年，他成长的年代正是英国传记观念逐渐从历史转向文学的变革期。而《天之子李世民》出版的1933年则恰好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正是“新传记”鼎盛的时期。《天之子李世民》也表现出唐岫敏所总结的新传记的特点。如在插曲《李世民的性格》中分析李世民的性格称：
李世民是实干家，作为战场上的将军，或是作为宫廷议事厅里的战略家，他都是刚毅的、机警的、敏锐的。然而，作为试图挫败对手阴谋的政治家，他是笨拙无能的、毫无防备的、反应迟钝的。李世民本质上不是一个政客。费子智将李世民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都点了出来。而他性格中的缺点则是费子智用于关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以及家庭悲剧的核心。李世民性格上的这种缺陷在于赓哲《唐开国》中也有反映。在叙述刘黑闼第二次河北起兵，李渊派遣李建成而非李世民平叛时，于赓哲谈到“李世民不适合河北平叛。李世民此前虽然战场上击败了刘黑闼，却没有稳定住河北局面，事实证明他对这种需要争取人心的战争准备不足。”此外《天之子李世民》第六章《玄武门之变（626年）》叙述完李世民在发动政变之前的谋划后总结道“李世民拖延了这么久，其实是为了考验朋友们的忠诚度。当他确信他们会坚定不移、毫不退缩地支持他时，他抛弃了一切犹豫，重新成为一个机警、足智多谋的指挥官，开始计划一场将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是一段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前心理变化的精彩描写，而这段描写正是基于费子智对李世民性格的分析。即当李世民意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无法获胜时，性格中作为将军的一面觉醒并主导了这次政变。在费子智眼中，李世民是以应对战争的方式来处理政治斗争。这些书写方法都是“新传记”的特点。
唐太宗李世民
《天之子李世民》全书正文除序章外共十章，另有一篇介绍唐太宗李世民性格的插曲，实际为十二章。还附有《唐王朝前后中国统一与分裂朝代表》，以及《618年唐王朝人口的最新估量》。此外书中还有相关地图、昭陵六骏中特勒骠、飒露紫、什伐赤的版画、唐朝皇室系谱，以及隋唐重要人物名字的中英文对照表。正文十二章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四类：序章《公元七世纪的中国》、第一章《隋王朝的覆灭》属于背景性的研究。第二章《唐王朝的建立（617-618年）》、第三章《西部征伐（618-620年）》、第四章《汜水之战（620-621年）》、第五章《和平及其巩固（622-624年）》及第七章《征服突厥（624-630年）》、第十章《高句丽之战及其晚年（645-650年）》这六章都是关于李唐建国之初内外战争的叙述，重点是建国过程中李世民的战功。第六章《玄武门之变（626年）》、第八章《长安的朝廷（630-640年）》、第九章《皇太子李承干的悲剧（643年）》共三章讲述国内政治的特点以及一些重大事件。插曲《李世民的性格》放在第六章、第七章中间，既是对第二至六章的总结，也是对之后章节的铺垫，是一个过渡性章节。就章节设置而言，本书的重点在于李世民的战功。
隋朝疆域图
序章《公元七世纪的中国》是费子智别具匠心的设置。它既是本书的大背景，同时也超越了“背景”一词所能涵盖的范围。就英国传记写作的传统而言，刻画传主的同时刻画传主所处的时代，重视传记的真实性，新传记延续了这种传统。具体到本书而言，它的背景章节严格来说是由第一章《隋王朝的覆灭》承担的，这也是大多数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传记的起点。而费子智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序章，不仅展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把握的水平，还把传主李世民放入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世界中。它涵盖了大体自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至589年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序章中，费子智对比了同样遭受异民族入侵的罗马。罗马崩溃后欧洲保持了永久的分裂，而同时期的中国却在漫长的分裂之后，再次建立了一个古老辉煌的大一统帝国。围绕中国何以能够在长期分裂之后再造统一与辉煌，费子智提出了以下观点：其一，费子智将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游牧民族统称为“鞑靼”。进入中国的鞑靼人数远远少于汉人，导致建立政权的鞑靼征服者迅速被汉人吸收，并接受中华文明。其二，地理上中国南北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分界。费子智认为“黄河以南的大片生产粟黍的干燥的大平原在无形中与淮河流域平坦的稻作地带相接，后者又通过水渠和湖泊与长江相连。这片土地上没有明确的疆界，‘国境’只是一个渐变的、含糊的概念。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分裂局面都将带来无休止的战争，以及间或存在的休战期。在中国，和平历来都是以统一为基础的。”其三，到公元六世纪中期，纯粹的鞑靼人几乎消失。北方汉人吸收了游牧民族刚健彪悍之气，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汉字、语言和文化，形成了一个基本保留汉人底色的强化族群（fortified race）。其四，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是贵族化的。鞑靼血统融入中原社会，造就了一个混合鞑靼之血（Tartar blood）的新的汉人贵族群体。这一新的汉人贵族群体与南方贵族通婚，双方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同样的文化修养。费子智的观点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两个核心问题：其一，胡汉关系问题；其二，贵族制或者说门阀士族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今天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众所周知的问题。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论提出不久的情况下，可以说相当先进了。除了这两个核心问题外，这一章中还有一些在当时可能没有问题，但是随着学术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帮助、以便理解的地方。其一，费子智在序章第1-2页谈到：“在南方，帝国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广东和沿海地区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纳入中原王朝统治之下了，但这一狭长地带仍然是一篇有待开拓的‘领土’，居住着大量汉人之外的族群。虽然强大的王朝常常在西南部的不同地方驻军，但西南地区，如云南、贵州，以及四川、广西和湖南的部分地区，当时并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即使在长江南岸的湖南和江西，汉人还是很少的，山地里仍然有土著部落。因此，长江流域才是公元七世纪中原王朝真正的南部边界。”费子智的观点是从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出发，认为国境之内皆为国土。他所描述的当时的广东和沿海地区，及西南诸省还存在大量的土著部落的情况自然是事实。然而这样的土著部落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过他所说的地区，对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原王朝对南方的统治以及南方土著部落的分布变化，较好的研究有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以及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罗新以海洋和孤岛作比喻，先秦至秦汉时代，在中国南方华夏化地区和人口有如孤岛一般点缀在非华夏的海洋中。而历史的基本轨迹却是，中国南方的这些华夏孤岛一直在成长和扩张，并最终逆转了孤岛与海洋的关系。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就是孤岛与海洋逆转的关键时期。逆转的过程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对降附的土著部落进行行政管理，对不降附的土著部落进行征伐，将其强制变成华夏政权及其上层社会的官私依附劳动力。胡鸿从秦汉的地方行政体制入手，秦汉时代的南方虽然土著人群众多，华夏人群稀少，且生活在地方的郡县中。但秦汉地方郡县之间往往有紧密方便的交通联系，因此地方郡县及其交通实际上如网一般将南方的土著人群分割包围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一的中央政府崩溃，南北对峙，导致地方的行政网络出现断裂，给了南方的土著人群政治体发育的机会。而土著势力越大，对峙中的南北政权不得不对其进行拉拢。拉拢往往通过授予土著势力首领官职的方式进行，首领的官职、社会地位越高，相应的普通土著民众承担的负担越多，最终成为帝国的编户。
其二，在本书中使用鞑靼（Tartar）一词来泛指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方壮猷《鞑靼起源考》根据西方记载的Tatar一词的所指，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将鞑靼的意义概括为四个：最广义——亚洲北方诸民族之总称；较广义——中国北方诸民族之总称；较狭义——蒙古民族之别称；最狭义——蒙古民族之一部塔塔儿之专称。其中最广义、较广义都是西方的用法。费子智使用的就是较广义。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对鞑靼所指民族的考证研究是辽金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在此不予多说。就文献记载而言，Tatar最早见于唐开元二十年（732）所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碑文中两见Otuz Tatar，即三十姓鞑靼。鞑靼即Tatar的译写，又被译作达怛、达靼、达勒、达旦、达鞑等。汉语文献最早译作达怛，出自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巴克尔（E.H.Parker）《鞑靼千年史》将鞑靼比定为三国时的乌丸首领蹋顿，蹋顿当即后世鞑靼之先祖。藤田丰八《蠕蠕の國號及び可汗號につきて》，否定了蹋顿即Tatar之説，将柔然可汗大檀的音比定为Tatar。方壮猷《韃靼起源考》认为韃靼之名即起自柔然可汗大檀，是由个人私名括大成为周边部族、政权对柔然的称呼，并被延续下來。岑仲勉《達怛問題》一文同样关注到大檀在《晋书·冯跋载记》中作“大但”，推测其名可以上溯到晋末。唐代史料中最早的记载是《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四夷道里记》中的“達旦泊”，据此将汉文记载上推至真元（785-804）初叶。作为在“新传记”风气影响下的一部传记著作，《天之子李世民》中充满了“新”型的思维方式，独具匠心的布局技巧。唐岫敏称：“‘新’传记喻示了典型的现代主义思维模式——二元对立：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现在与过去；年青一代与老一辈。这是一种斗争型，而非共存性的二元对立，其运动规律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种思维方式在传记中随处可见，是组织文本，凸显传主性格的重要方法。这里不严谨地借用宫崎市定（1901-1995）“文明主义”与“朴素主义”来大致概括传记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对照。所谓文明主义与朴素主义的说法出自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于1940年发表的《東洋における素朴主义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会》，中文本译作《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它是宫崎市定沿袭其老师内藤湖南（1866-1934）的文化史观点进一步拓展而来的。宫崎市定将东洋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之间的斗争概括为文明主义与朴素主义之间的对立。两相比照，宫崎市定认为文明人有文明主义的教养，朴素人有朴素主义的训练；文明人善于思考，朴素人敏于行动；文明人是理智的，朴素人是意气的；文明人情绪缠绵，朴素人直截了当；文明人具有女性的阴柔，朴素人具有男性的刚强；文明人崇尚个人自由主义，朴素人囿于集体统制主义。东洋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在中国，在中国这个文明中心周围分布着许多尚未开化的民族。文明社会的先进文化影响着周围的野蛮民族，同化着周围的野蛮民族。野蛮民族在文明化的进程中并不是没有任何牺牲的，他们往往会失去本民族的朴素性。未开化的民族一旦接触到了文明社会以后，不管是否愿意，必定会走上文明化的道路，关键是时间的问题。宫崎市定的观点存在中国文明高于中国周边民族文明的预设，他的文明主义不仅仅是文明程度高的意思，其中还蕴含着腐朽的内涵。而朴素主义不仅仅意味着文明程度低下，还往往意味着武力的强大。宫崎市定这本书出版在1940年，考虑到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所谓文明主义与朴素主义的对立，未必没有美化侵略、为侵略摇旗呐喊的意涵。宫崎市定的弟子谷川道雄在承袭文明主义与朴素主义说法的同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至贵族阶层中，即贵族阶层中产生了文明主义的贵族与朴素主义的豪族的对立。
费子智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类似于“朴素”与“文明”的对比，但是他所讲的“朴素”与“文明”仅仅限于个人的性格表现以及时代、地域的风气。如在李世民与其父李渊之间，在第二章费子智形容李渊：“唐国公李渊是个慵懒的贵族，不太聪明，而且性格软弱。他缺乏韧性、远见和决心。如果他不是李世民之父，那么在中国，就没有人比他更不可能登上王位了。”在第五章费子智又对比二人说：“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建立一个巨大且统一的帝国，完全是李世民取得的。他的父亲李渊，也就是被他拥立为皇帝的人，对这一光荣的成果可说是几乎没有任何贡献。提到李渊，他的政策是无力、犹豫不决而且优柔寡断的。如果没有李世民的远见、决心和勇气，唐王朝不可能战胜它所有的对手的，中国可能继续处于群雄纷起的混乱之中。”李世民是远见、决心和勇气的，而李渊则是慵懒无力、犹豫不决、软弱的。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之间。费子智对比三人说：“这位皇太子（李建成）生性善妒多疑，而且是个沉溺于吃喝嫖赌的浪荡子。对于他迷恋的那些恶习，实干家李世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做。兄弟俩的对比是极其鲜明的。李建成开始觉得弟弟的存在，就是对他自己阴暗人格的无声谴责。皇太子的嫉妒是由李渊和窦氏所生儿子中最小的李元吉的恶意阴谋所激起的。李元吉在精力充沛和领导才能方面有点像李世民，即便缺乏他哥哥那般的勇气。但在私人生活方面，和李建成一样，李元吉也是堕落放荡之人，这一点在他担任山西地方长官时已有记录。”李世民是实干的、有勇气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则是堕落放荡的浪荡子。在社会风气上，费子智将都城的奢侈与边境的紧张作对比，他说：“正是在这样一个高远的、凉爽的山地型州郡，远离了奢侈、放纵的隋王朝的中央宫廷，李世民再次度过了他的性格形成期。他从伤痕累累的边防部队的老兵宿将身上，学会了在边关警报声中进行追捕远征，并锻炼出了进行战争突击所需的忍耐力与持久力。”南方的淫靡文化与鞑靼之血的对比，“隋炀帝似乎对南方有一种奇特的偏好，尽管他的家族起源于北方（陕西），而且他的母亲是鞑靼血统，但他可以讲‘吴语’。这是长江三角洲的方言之一。他已经尝到了古老南方帝国盛行的精致习俗和淫靡之风的滋味。”老人与年轻人的对比，在汜水之战中，面对窦建德的大军，费子智说：“放在唐军统帅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是老一辈将军们，就像屈突通这样经验丰富的一代人所极力主张的，解除围城，放弃河南，退守通往陕西的关隘……抵抗作为唯一的替代计划方案，则包含了更大的危险……李世民这位年轻的统帅不顾前辈们的一再警告，准备采取抵抗的计划。”老人是经验丰富的、保守的，年轻人则是敢于冒险的。此外还有征服突厥一章中，李世民的守信重诺与颉利可汗失信的对比等等。类似于这种文明与朴素的对比还有很多，可以说是费子智贯穿全书、组织行文最重要的手段。而所有这些对比最终的指向则是凸出李世民作为军人而非政客的性格。至此不得不谈到费子智在写作李世民传记时文献选择的问题。对于唐史的研究而言，一般认为李唐创业时期的史料是经过篡改的，这就导致唐代正史《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的唐高祖李渊及隐太子李建成的形象遭受了刻意的歪曲，要深入了解李唐创业时期的史事，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必须要参考的。黄永年在《唐史史料学》中讨论《大唐创业起居注》说：唐代的起居注也因实录纂成后即不被重视而堙没，仅存的只此一种，使我们还能看到所谓起居注的面貌，故至可宝贵……撰人温大雅在太原受李渊礼遇，起兵后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李唐建国后任黄门侍郎，掌机密，又与李世民关系密切，太宗朝擢礼部尚书。此书所记悉耳闻目见，较诸两《唐书》、《通鉴》殊多出入。如从此书看李渊是太原起兵的首谋和组织者，而两《唐书》等均说出于李世民倡议；此书记载大朗建成和二郎世民作用大体相埓，世民别无殊勋，而两《唐书》等几不记建成功绩；此书肯定裴寂功绩，如说“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而两《唐书》裴寂传不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此书不仅提供太原起兵到李唐建国时的历史真相，且可借以考索唐初纂修实录、国史时如何遵太宗意旨篡改史实。费子智在写作本书时主要参考了《资治通鉴》以及《旧唐书》等文献，因此在李世民形象的塑造上受到了经过篡改的史料的影响，忽视了李渊、李建成在唐朝建国过程中的作用。这帮助在他写作的年代，费子智对于中国文献的复杂性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认知。当然就“新传记”的特点以及传记写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手法而言，这也有可能是出于塑造人物性格的需求而故意做出的文献选择。
（二）“天之子（son of heaven）”的内涵本书的书名是Son of Heaven，译者将其译作“天之子”，而非该语所拥有的另一个含义“天子”。“天子”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政治名号，但就本书而言，Son of Heaven的内涵颇为复杂，并非“天子”这一名号所能概括。除译者之外，关注到这一点的还有樊琳，在其关于费子智的研究文章中同样将Son of Heaven译作“天之子”。总结下来，本书题目中的Son of Heaven大体有三种内涵：其一：上天幸运的宠儿；其二，东方世界的统治者；其三，超越自身天赋者。首先，上天幸运的宠儿这一内涵在本书中颇为常见。费子智极力用李世民的运气来塑造其天之子的形象。典型的如第三章叙述李世民攻击宋金刚期间，冒险侦查敌情时差点被包围一事，“如果不是鸿运当头，李世民和他的军官就不会得到警示，那样的话，他俩逃脱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后来，人们迷信地认为，这是神明保佑。当时，随行的那位军官下马躺在草地上休息，突然被一条蛇吓了一跳。这条蛇正在追捕一只田鼠，恰好从他面前经过。他吓得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恰好这时，他瞥见一百多个敌人正在围过来。”在叙述李世民与王世充、窦建德的作战中也多次出现类似表达。当然上天幸运的宠儿这个意思本身就含有天子的内涵，费子智在叙述他的幸运时，就是在说他是上天选定的统治者，也就是天子。然而，也有一些例外，比如第五章在叙述李世民与刘黑闼作战时，费子智说：“不幸的是，天气变得非常糟糕。眼下正值隆冬时节，北方刮起了大风，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暴雪，风力不减地持续肆虐了一个星期。迎着这样的风雪来进攻，这就是此前淮安王遭遇灾难性失败的原因。李世民被迫等待好一点的天气，但在变天之前，曲周陷落了。”这是本书中少有的叙述上天似乎没有给李世民幸运的表达，还有一次类似的叙述出现在第214页，属于第十章《高句丽之战及其晚年》的内容。就全书对李世民的塑造来说，这样的表述是塑造李世民性格缺陷的一种表达，在此不予多说，留待下文解析。其次，它有东方世界统治者的意思。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成为唐朝皇帝。击败东突厥之后，臣服于唐王朝的游牧部落拥护李世民为“天可汗”。“可汗”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治名号，获得“天可汗”的名号，无疑拥有对降附的游牧部落的统治权。随后又成功击败了吐谷浑、高昌、薛延陀。费子智在叙述完这些战事之后说：“这些著名的战役和不朽的征战，将唐帝国的名望和威慑力传遍整个亚洲。来自波斯、印度诸王国，甚至遥远的西伯利亚部落的使者，纷纷涌向长安，向天之子表达崇敬之意并进献贡品。”费子智是以当时唐朝征服的政权为标准的，即李世民不仅是统一原隋朝崩溃的天下的皇帝，还是突厥的可汗，吐谷浑的可汗，高昌王，所有这些名号共同构成了son of heaven的内涵，它甚至已经超出了皇帝——可汗这两个名号所表达的范畴。最后，超越自身的天赋者。这是基于李世民性格中的优缺点而给出的评价，也是费子智对李世民一生的最终评价。费子智对李世民性格的认识正如插曲《李世民的性格》一章所说，他认为李世民本质上是个军人，而非政客。在对李世民军人性格的优缺点进行叙述时，可以看到，所有关于李世民运气的表述都出现在李世民指挥的战役里，而所有关于李世民运气不好、悲剧的描述都与政治、家庭相关联。汜水之战示意图
费子智在叙述征高句丽的战争时说：“在以往的战场上，时间和天气经常是李世民的‘同盟者’，现在却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在古代战争中天气是影响战事成败的重要因素，而在本书中，天气则是塑造运气的一个重要意象。在费子智的表述中，运气与性格密切相关。因此在叙述征讨刘黑闼的战役里，费子智同样说了“不幸的是，天气变得非常糟糕”，而不幸之所以发生，在于这是一场政治仗，而非军事仗。费子智在叙述战事起因时说：“东部平原上的民众对唐王朝仍然怀有毫不妥协的敌意，即便是汜水之战打破了他们所有的希望。他们所敬爱的君王之死，以及王世充的命运，导致了他们对唐人承诺的极度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感使他们再次努力争取独立。” 战事中天气变糟糕本是自然现象，而在费子智的笔下，它变成了这一战中李世民不受上天运气照顾的表现。李世民在这一战中之所以不受运气照顾，是因为这是一场争取民心的战斗，而民心并不在唐的一方。李世民则是一名军人，他并不擅长争取民心的政治战斗，而是采用了他擅长的军事镇压的方式击败了起义者，因此在战事中他不受上天照顾。在对高句丽之战的叙述中，费子智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费子智将高句丽之战的起因归结为643年发生的李承干、李泰之间的家庭悲剧，而家庭悲剧的产生自然与李世民军人性格的缺陷有关，故而这一场战事可以说间接由李世民的性格缺陷引发，因此它同样是不成功、不受眷顾的。然而，众所周知，在中国正史中，李世民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他的战争才能，而是因为他开创了“贞观之治”，他的治绩才是他真正被称道的地方。清朝康熙帝评价朱元璋的治绩时说他“治隆唐宋”，这四字中，唐的治绩无疑要谈到太宗李世民。虽然费子智在整本书中很少谈论李世民的治绩，仅在第八章《长安的朝廷》中用部分篇幅谈到了他的施政。但是在对李世民作最后的评价时，费子智却说：“对李世民来说，隋王朝的悲剧证明，一个被成功的战争征服并统一的帝国，也可能很快会被暴君恶政所毁灭。为了在持久稳固的基础上重建统一的帝国，皇帝需要在朝堂之上证明他也拥有和在战场上一样的能力。李世民真正的伟大桂冠缘于他在这个新领域的成功。在后世，他睿智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身份更为人所知，而不仅仅是一位所向披靡的征服者。”无疑在费子智看来，军事才能就是李世民的天赋才能，也是他性格中优势的一面，他凭借着其性格中的优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唐帝国。他性格中缺陷的一面，给他的政治、家庭带来过悲剧，但是他同样超越了性格缺陷带来的劣势，在他并不擅长的领域获得了成功，这种超越最终使他成为天之子。1985年，费子智出版了他在中国经历的回忆录Why China? Recollections of China 1923-1950。当然在写作这本回忆录时，费子智已经步入了晚年，书中难免存在他离开中国之后的思考，然而透过他的回忆录，大致仍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的经历与《天之子李世民》之间丝丝缕缕的联系。（一）《天之子李世民》的民族观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史书写《天之子李世民》一书中的民族观念集中表现在序章中。概括来说，费子智表达的是一种鞑靼人被同化融合入汉民族的观念。相关表述如下：直到公元540年，鞑靼人几乎已完全融入中原社会，因此他们开始自如地使用中原军队……在那个时候，血统纯正的鞑靼人在北方已经非常少见了。那些在马背上无拘无束的草原征服者的后裔已成为优雅而富有教养的朝臣，与他们的汉人同僚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公元六世纪中期，血统纯粹的鞑靼人几乎已经消失。但在吸收、同化鞑靼人的进程中，北方汉人获得了游牧民族的刚健彪悍之气，与此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文字、语言和文化。而在这些领域里，鞑靼人没有留下什么显著的建树与贡献。总之，这一来自北方的强化族群（fortified race）基本保留了汉人的底色，但使其更具活力的是因为融入了部分鞑靼人的血统。担负重新统一大人的主要人群就这样被“绘制”了。费子智文中所表达出的民族融合观是以当时的汉民族为主干的，而融合又分为两个层次：其一，血缘层次的融合。在这个层面费子智虽然仍用“汉人”来形容民族融合大体完成之后的人群，但同时又称之为“强化族群”，即融合之后仍被称为“汉人”的族群已不同于融合之前。其二，文化层面的同化。在这个方面，费子智认为鞑靼人完全被汉文化同化。在中古民族史的研究发展中，当前已经注意到隋唐时代文化中一些游牧民族的制度、习俗、文化的色彩。如罗新就将唐代开始的皇帝尊号制度追溯到内亚政治体的可汗号传统。因此在文化层面，游牧民族的文化并非彻底消失。然而，如果将费子智的观点放入同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民族史研究中，可以看到，费子智的观点与当时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观点大体一致，是当时民族史研究潮流的一部分。如1928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王桐龄认为中国民族是混合体，混合体的形成主要通过其他诸族全部或一大部分融合于汉族血统中，从而构成中国民族组成之主要分子。“中华民国”是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并无单纯血统。民族融合主要通过汉族的同化来完成。在汉族同化之外，还存在外族为主体时，强制汉人同化于本族或外族支配下的汉人模仿外族的逆同化，以及外族爲主体时，强制其他外族同化于本族的横同化，以及外族爲主体时阻止同化的现象。同化的过程则包括生活上的杂居、血缘上的杂婚、文化上的更名改姓等等活动。王桐龄的同化就是混合血缘、文化而言。当然他也关注到了与同化相伴而生的逆同化、横同化现象，但并未深究，关注点始终在汉族同化其他民族上。
更巧合的是，费子智准备写作《天之子李世民》的当年（1931）生活在北京。直到秋季，根据回忆录他是在“酷暑在八月末肆虐之后，天气骤然变凉”才踏上实地考察的旅途，启程之前一直在为写作《天之子李世民》搜集资料。而这年八月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上发表了《李唐氏族之推测》一文。《天之子李世民》出版的同年（1933），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上发表了《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在文中谈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与费子智“强化族群”的说法实为殊途同归。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根据费子智的回忆录，在1924-1925年间，他是清华的常客。1931年在北京时，陈寅恪正担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回忆录并没有记载在整理资料期间，他是否到过清华，是否与陈寅恪先生有过交集，但在当时北京的学术空气下，他受到陈寅恪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可能。
《天之子李世民》是费子智结合中国传世文献，并实地考察中国地理之后的作品。因此他的写作难免受到实地考察的影响。反过来，他写作《天之子李世民》的经历又难免影响他回忆录的关注点。比如费子智自述其写作《天之子李世民》一书的起因时说：“在中国西部几个省的旅行更增强了我研究中国历史的强烈愿望。在交通远比我在中国西部旅行时不便的古代，中国人如何建立起一个疆域像罗马帝国一样辽阔的伟大王朝并维持了几个世纪呢？”这里所说的在中国西部旅行指的是本书出版的三年前，即1930年费子智从昆明出发，穿过贵州和四川南部到达重庆。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在这条路线上他走过云南境内的明朝古道，遇到过当地的土司，看到过延续数世纪以人力背盐的贸易。自重庆乘船南下时，还亲眼看到过长江三峡的危险。在《天子之李世民》中讲述李靖与李孝恭平定萧铣的战争中，费子智谈到：“南方水系中的强劲湍流和季节性波动历来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句话之后，他添加了一个注释说：“甚至蒸汽船只出现也没有消除这些因素。一艘蒸汽船从重庆到上海的1400英里航程只要七八天就能顺流走到；反过来，即使是最快的蒸汽船逆流而上，十六七天内也是无法抵达重庆的。”这些文字的背后无疑有着他亲身体验的感受在内。在他的回忆录中也隐约可以看到《天之子李世民》的影子。1937年在白族中进行考察时，听到过赶骡子的人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纪律，费子智评论说：“红军的纪律给中国西部、中东部，乃至北部的普通老百姓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这样对待过他们。共产党的敌人更不可能有这种表现。共产党军队良好的军纪广为传播，以致老百姓都相信，如果共产党赢得内战，现在或者将来，局面一定会大为改观。”费子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解放军一直保持着纪律严明的印象，这在回忆录中能够多次看到。而在《天之子李世民》中，也能够看到他对唐军纪律严明的叙述。一个是自己亲身体验、亲耳所闻，一个则是研究中所见，当研究中见到的纪律严明的军队真的出现在现实中的时候，恐怕他塑造的千年前纪律严明、统一天下的唐军的影子也难免会投射到解放军的身上。这或许也是他对新中国抱持客观、同情态度的原因吧。总之，《天之子李世民》是一部在“新传记”思潮影响下，以李世民的性格塑造为核心，兼有历史的厚重写实，与文学的巧妙轻盈的优秀传记文学作品。然而，“新传记”之后，西方传记文学继续发展，出现了现代派和后现代的传记书写，突破乃至挑战着传记真实性的要求。史学领域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它所涉及的问题，时至今日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它的价值更多地存在于那个时代中，存在于学术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