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生活在越来越广阔的层面上发生了深刻转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人们的选择方式正在由传统的感性选择向理性选择转变。然而，当我们说感性选择向理性选择转变时，仅仅说明人们的选择行为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并非说人们的选择行为实现了彻底转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关系。如何认识两种选择方式在新形势下的关系，是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Guinea-Bissau，República da Guiné-Bissau），简称几内亚比绍，曾是葡萄牙殖民地，1446年至1974年9月10日被称为葡属几内亚（Portuguese Guinea）。几内亚比绍人口总量为183.43万人，人口集中在首都比绍和其他大中型城市，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日本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这大概与日本封建制度中稳定的职业结构有关。在古代，亚洲国家大多有着严格的职业划分，日本承袭的是中国古代建构的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传统，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封建制度解体和科举制度实行之后，士农工商的家族职业传统基本上也就随之打破，商人和工匠并没有被稳定地作为职业而长期地在特定群体和家族中得以世代延续，通过功名（军功、科举以及经商）获取财富后，可以转向不同的职业和阶层，如成为士、官吏和土地所有者，而商人和工匠很少是一种世代传承的职业。而日本则有着长期稳定的封建制度，加上日本虚拟化的家族制度，商人和工匠基本上成为世代稳定的职业和传统，这无疑为商人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我第一次见到贝京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是在1947年，当时我正走在曼彻斯特犹太人区的一条大街上。街边的犹太教堂的墙上，血红色的涂鸦狂放刺眼：“绞死犹太恐怖分子贝京。”

2011年，笔者曾发表过一篇长文，题为《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当时，还没有如今在国内外皆人气大旺的“一带一路”提法，笔者亦仅从历史上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地缘政治的角度，尝试性地探讨了中国文明与中亚［其实也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及伊斯兰文明的内在关系。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是从西汉张骞（公元前164年～前114年）的故事说起，也是以某种意义上“呼唤”新时代的“张骞”（尤其是其精神）收尾的。本文的落脚点则意在阐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和需求下，中国知识人需要思考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尤其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有关的研究。在这个方面，本文力图提供一个理论和宏观意义上的初步思路。

网络批评一方面导致文学文本对众多批评者充分敞开，使人人可以进入，可以各取所需，可以信马由缰地自我阐发。另一方面，网络上的海量批评，又是无所规范、无所限制、无所统一、无所收拢的错杂批评话语。这样的批评将怎样作用于文学？将怎样在海量主体与海量文本中发挥批评的作用？抑或说，它如此推展开去，将使文学何为？批评何为？文化何为？社会生活何为？当前，网络批评正处于活跃期，有说服力的结论难以得出，但对其展开共时性的动态研究，乃是理论研究的责任。

“西州”是汉代一个重要的地域概念，在当时天下的政治层级结构中，是处于京畿与西域之间朝廷能够通过郡县体制控制的区域。在两汉时期，西州的内涵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所指区域扩大；其次是内涵重心转移。西汉时人以西州专指西南益州地区，例如，由于广汉郡群盗横恣，汉成帝册免丞相薛宣时说：“西州鬲绝，几不为郡。”

谣言、流言是一种现象还是两种现象呢？两者之间能严格区分开来吗？对此，笔者认为，严格区分谣言、流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之间并非互斥关系。谣言、流言皆为“言”，本质上是一类话语，属于一个“语系”，它们之间的差别，类似于一个“语系”下的“方言”之别，或者说是“谣”“流”之别。对它们的认知，就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我们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即便对同一事物，不同的知识背景下的主体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看法。某种程度上，这是由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