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理论构建与行动研究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主要处于“理论教育阶段”，此阶段缺乏实践的土壤、经验和机会，社会工作者知识大多基于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诠释。直至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目标，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正式迈入制度性建设的新阶段。自2008年起，中国南方城市率先实施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购买模式”，这一举措使社会工作实质性地融入了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与空间。针对实务经验的不足，社会工作教育力求通过加速引入和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来补齐这一短板。然而，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急于引入和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疲于去西方、中国港台地区拿来方法“应用”的现象，导致无力直面社会工作实践的田野及理论与路径的本土化探索。在此期间，内地通过香港引入的西方社会工作知识多为工具理性的知识，这帮助我们达到了短时期内快速发展社会工作的目标。

事实上，在过去西方主流传统中“专业”所强调的特殊知识根植于高等学习机构通过科学研究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技术之中。“实践”的处境是窘迫的，实践知识存在着，却不能干净利落地被纳入知识类别中。这加剧了实践者的“严谨或适切”的困境，即严谨性的专业知识反而使得实践者对实践中的某些主要现象视而不见，而应对这些现象的艺术性方法，却又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严谨性。这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科技理性（科技理性是指专业知识存在于工具性的问题解决活动之中，科技知识则是现代社会专业与专家的支撑）下学术研究者与实践社会工作者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导致众多身处复杂人类与社会现场的社会工作者，在追求知识和探究方法的过程中陷入狭窄的胡同，久而久之，实践社会工作者失去了辨识生命细致变化的能力，对场域脉络间交织牵动的力量视而不见。社会工作在专业化的过程中，也深受科技理性的影响，强调科学化、标准化，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愈来愈强调理性和客观性，实践知识被建构为关于“方法-目标”之间关系的知识。如果目标一致，那么“我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可被简化为“什么是最有效的达成目标的手段”，这使得实践知识染上了强烈的工具性色彩。当复杂实践现场知识和灵活、多样的探究方法被简化为“问题-方法”的通用模式时，专业社会工作实践者失去了在复杂而不确定的实践现场有效行动的能力，社会工作实践成为工具性实践。

对助人工作而言，应追求知行合一实践认识论。认识是伴随着介入行动而得到丰富和改变的，认识与行动是相辅相成、同步发展的。从实践认识论角度出发，每一个社会工作者均具备独特性与能动性。这种独特性不仅源于其个人经验的积累，也体现了其对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及社区需求的深刻理解与敏锐洞察。同时，社会工作者在面对个人、群体及社区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时，必然要与这些独特的复杂因素进行直接且深入的互动。此过程旨在不断获取新的理解与洞察，进而优化行动策略，而行动本身又持续催生新的认知。因此，鉴于复杂实践现场对社会工作者的要求，他们必须发展出实践智慧或实践知识，以适应并应对实践处境的要求。然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其实是把西方传进来的“模式化”的工作方法作为模板来实现快速发展的，社会工作者被这套模板“卡住”。比如“流动儿童四点半学堂”，虽然叫做儿童学堂，但服务对象其实是里面的孩子及他们身后的成年人，是打工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们，或在社区阶段性居住几年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如果只强调“儿童学堂”，很容易就陷入一种以小组形式开展学堂活动的工具性操作方法之中。这样一来就剥夺了社会工作者与复杂、立体人群互动时形成实践智能的机会。

因此，要避免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陷入模板化的困境，从而保持其独特性和灵活性，关键在于使每位社会工作者都能基于自身的实践经验，提炼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本土实践知识。这是本书所探讨的核心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南方地区人口的高流动性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遇与挑战。但是因为本土社会工作实践被“模式化”的工作方法挤压，社会工作者难以有实质的创新和突破。笔者正好经历了这一过程，体验到了西方传入的工具理性的社会工作操作的无效性，以及其对社会工作者的直接挤压。因此，本书试图从广东D市社区地理人文的真实情况出发，站在社会工作行动研究者的位置，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协同，构建具有细致实践智能的本土实践知识，以回应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无效性难题。

中国的社会问题具有其复杂性和独特性，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方引入的社会工作知识“拿来即用”，这已被事实证明不可行。西方社会工作知识应当被视为一种参考或借鉴，而非直接应用的模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细致辨识中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之间的差异，以确保社会工作知识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作为“80后”，笔者亲身经历了社会工作行业的兴起，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了其发展过程中的工具性实践所带来的无效性难题。我们对欧美及中国港台地区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在此背景下，当我们审视自身所处的社会工作环境中的结构性限制及实践挑战时，难免会产生相似的疑虑。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需要将这份共有的情感转化为未来生命旅程中20~30年间发展社会工作的积极力量。我们须明确，我们的目标是要思考并行动，从自身位置与条件出发，探究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深化与知识生产。社会工作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强调专业知识应放置于实践中检验，行动均应放置于当时的政治、历史脉络中展开，以带来社会与人的同步改变。因此，本书的目标是在构建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协同实践者发展出具有在地性的社会工作实践知识。这种实践知识是对社会工作者实践经验的梳理与提炼的产物。它不仅是基于过往经验的知识构建，更是推动社会工作者职业成长与实践改善的有用知识。笔者与D市的社会工作实践者协同探究实践知识的生产路径。这既是实践导向的知识追寻历程，也是整理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发展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的行动研究路径。

本书从理论构建与行动研究两个层面，聚焦以下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第一，在西方工具理性社会工作模式的影响下，D市社会工作的发展呈现出何种样态？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有效性如何？第二，改革开放40余年来，D市的地理人文特质发生了什么变化？生活在这一地域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政治、历史及现实地景是怎样的？源自西方的社会工作知识，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地理人文环境？第三，D市社会工作者如何行动？行动的难题为何？如何对其进行理论解释？第四，从D市独特的社区地理人文条件出发，要发展出“好社会工作实践者”，社会工作者知识势必要经过怎样的本土化？社会工作者如何生产属于自己特殊脉络的实践知识？由此，本书提出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生产的理论框架与行动路径，尝试从理论（理论批判）与实践（行动研究）两个维度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探究。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理论构建阶段。首先，对工具理性社会工作实践进行了理论批判，并基于工具理性社会工作实践困境，从理论角度探究了摆脱工具理性社会工作实践困境之道，即迈向实践范式的社会工作知识观。其次，基于实践范式的社会工作知识观，构建了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生产的认识论，以及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的方法论。最后，对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生产的行动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与实践运用进行了系统构建。第二阶段，专业实践历程的行动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本书研究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知识的案例。使用具体的案例探究西方工具理性的社会工作实践的无效性以及对社会工作者的挤压、D市社区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间地理人文特质的变化及独特的样貌、社会工作者自己的行动理论与经验，并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三阶段，协同探究者的行动研究阶段。研究者选择以督导的身份置身社会实践现场，与社会工作者开展协同行动研究。所以研究者的社会工作者督导（协同探究）实践具有以理论检验现场和发展理论的意涵。因此，笔者重点选取D市5个实践场域（刘清所在的T工业区、老熊所在的流浪救助站、张社工所在的H镇、小周所在的S镇以及小安所在的Q社区）对其社会工作者团队开展督导（协同探究），在研究督导（协同探究）行动中带他们各自往田野之后，协同探究实践知识的生产。第四阶段，行动研究的知识公开阶段。2020~2024年，课题组先后5次在广东省D市、广州市，四川省绵阳市等地通过督导会或研讨会等形式与被研究者一道对行动研究成果进行核对、检验。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致力于通过行动研究生产实践知识，以弥合研究与实务、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行动研究也被形容为一种运动（movement），在其中实践者致力于在他们自身的两种行动——“实践行动”与“对实践进行反映的行动”间建立紧密联系。因此，在本书研究的行动研究阶段，研究者以协同探究者的身份与社会工作者一起展开行动研究，旨在确保研究成果能有效回应实务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同时研究者协同实践者对其过往实践经验进行了回溯、整理与知识提炼，促进研究成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其能够切实服务实践。

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理论构建与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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