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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以前的德意志与神圣罗马帝国 | 甲骨文新书

作者：甲骨文

发布时间 2024-12-09 10:34 浏览量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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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495~1500 年的伟大改革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德意志与神圣罗马帝国》书写了德意志乃至欧洲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代。在两卷书中，乔基姆·惠利摒弃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衰落期的传统观点，展示了帝国机构如何发展以应对16 世纪和17世纪的危机，特别是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

第一卷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治时期的改革开始，对宗教改革、农民战争、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和《奥格斯堡和约》，以及宗教改革后新教和天主教的发展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最后以 1648 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该和约既反映了德意志政体自15世纪晚期以来的发展，也为其后150年的发展建立了框架。

德意志与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卷）：

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493～1648年）

[英]乔基姆·惠利（Joachim Whaley）著

李启明译

2024年11月出版/238.00元

ISBN 978-7-5228-3438-2

反水投注网站 ·甲骨文

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德国史教授乔基姆·惠利

丰碑级权威著作

重新书写前近代德意志历史

将神圣罗马帝国从屈尊俯就的历史中解救出来

试读

序言（节选）

德意志的历史带给历史学者特殊的困难。从19世纪以来，在每一个阶段，德意志受到干扰且常常处于动荡的发展状况，都反映在历史学者对他们过去的历史的书写方式上。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德意志历史的书写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是政治化的，并且受到德国人对于历史认同的观念影响。19世纪，在定义民族方面，历史学者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0世纪，德意志历史上的每一次断裂或者新的阶段，都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个国家过去的重新考量。在1918年之后的几年，以及20世纪30年代，历史进程都对19世纪发展而来的历史解释的模式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然而，在1945年之后，整个德意志的历史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转变，这次转变对许多关于德意志历史的基础性假设提出了挑战，这些假设在此前一直是关于德意志的历史研究的基础。这个过程在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有着不同的方向，并且自1990年德国的重新统一以来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过程也为我们对近代早期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理解带来了转变。

这些变化的观点无论对于理解作为整体的德意志的历史，还是对于理解其中某一个特定的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相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如果没有对前人如何书写历史的了解，德国的历史是更加难以被全面理解的。因此，本书（两卷本）的目标之一，就是呈现德意志的历史学者，是如何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下理解神圣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以及呈现他们个人的历史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对这一阶段的态度。这篇序言接下来会对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发展的一些观点进行解释。

本书的主题是15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框架内讲德语的欧洲中部地区的演变。1500年前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试图推行的改革，导致帝国内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政体。这位皇帝没能实现他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诉求。然而建立在帝国全面和平，以及设立更高级别的法院以保障和平基础之上的协定，以及随后与帝国议会（Reichstag）持续的谈判，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德意志的政体开启了新的发展路线，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

在德意志盛行的制度平衡，与英国、法国或者西班牙的君主制是相当不同的，但与波兰-立陶宛王国或者权力分散的共和国，例如大致同时期发展的瑞士或者稍晚的荷兰是相似的。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帝国（Kaiser und Reich）的表述描述了一个二元的体系，这一体系在两个层面起到了作用，二者是有区别的，又以复杂的方式相关联。在第一个层面上，帝国从基于国王和贵族封臣个人关系的中世纪封建体制向一个类似于联邦的体制发展。国王与采邑的基本架构也始终有效，直到1806年帝国瓦解。相比欧洲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受到了相当严格的和明确的限制。

事实上，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学者更多地关注帝国发展过程中非专制的方面，并且强调帝国的局限性和缺点。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复合君主制”（composite monarchies），是留存下来的行省、公国或王国的集合，因为它们依附于王权。它们保持着传统的权力和制度，以对抗集权君主和君主的官员。

然而，德意志的情况又是相当不同的。对于这一问题，在第二个层面，诸侯与其他下属的团体和个人相对君主保持着更大程度的自治权。也正因如此，国家（states）的很多关键职能得以发展：税收、社会管理、招募军队以及诸如此类。15世纪以来，在一些较大的邦国，这导致出现了被一些历史学者称为国家的结构的出现。就其内部职能而言，这一术语也许是合适的。但这些地区的统治者仍然是皇帝的封臣。他们是人民的君主（overlords），但并非绝对君主（sovereigns）。他们的权力受到帝国法律和皇帝权力的限制，他们的人民有权向更高的官厅申诉。

历代历史学者对这个二元体系以及它对德意志国家发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传统中，近代早期阶段被视作一个后退和衰落的时代。一方面，中世纪德意志基督教帝国的浪漫观念，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以及宗教改革（Reformation）以来明显缺少普遍影响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19世纪的很多天主教学者而言，宗教改革代表着中世纪普遍主义的终结。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历史学者则哀叹，所谓强大的中世纪德意志帝国或王国，在大约150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无政府的割裂和不统一的阶段。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地区的福音教历史学者则将宗教改革视作德意志人的英雄成就。但是至于其他问题，这些历史学者也认同帝国在15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进入了最终的衰落。所谓的诸侯对皇帝的胜利，以及排他主义的主张，导致了一个世纪惨痛的分裂和旷日持久的宗教冲突。

在17世纪初期，这些冲突蔓延到国际范围，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德意志国家成了战场。根据民族主义的传统观点，这场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德意志统一的最低点。德意志国家受到摧残并且已经枯竭；德意志的社会被粉碎，德意志的文化熄灭了。在废墟之上，德意志诸侯们建立了据称不受任何弱化的权威约束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国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在1648年终结了敌对的行动，它被视作排他主义的大宪章（Magna Carta）。它确立了诸侯的绝对权力，并且将皇帝和德意志人民的无能写进了法律。

根据传统的观点，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帝国只是以一个腐朽的空壳苟延残喘：腐败且行将就木，这是对曾经强大的、有着普世使命的中世纪帝国的赤裸裸的嘲讽。明尼苏达大学一名年轻的二代美国文学学者对于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者的作品非常了解，他在1918年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帝国在1648年以后“没有任何历史”，而且“帝国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维持着悲惨且毫无意义的存在，这是因为帝国的臣民缺少主动性，以及在很多情况下缺少造成帝国真正瓦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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