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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质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植被是地球上一切生命存在的基础，植被生态质量是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植被覆盖度和植被地理分布共同决定的结果。本报告基于2000-2022年的气象和卫星遥感监测数据，系统评估了全国植被生态质量的时空演变，分析了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对植被生态质量变化的影响，以为我国生态保护与恢复、科学规划与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引入市场化手段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落实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4）》是“气候经济蓝皮书”系列的最新成果，精心绘制了全球碳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经纬图谱。全书系统总结全球碳市场的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势，特别聚焦中国在这一全球性努力中的独特角色与显著成就，并首次独家发布了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调研成果，为理解中国碳市场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权威视角。围绕碳市场与气候经济，本书提供了实践案例、数据支撑、政策解析和技术前瞻，为优化碳市场机制、推进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进展报告（2023）》邀请多位省部级领导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权威机构、高校、央企的知名专家贡献智慧，研判美欧开启清洁技术补贴竞赛，加大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围堵打压，国际碳规则壁垒渐成等新形势，深入解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如何科学把握坚定“双碳”目标，统筹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的关系，加快规划建设以新能源为重点的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报告通过细致分析、科学建议，为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提供智力支持，也为同行专家和业界人士提供全面系统的参考资料。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编撰的第15部“气候变化绿皮书”。本书聚焦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新形势，从不同侧面展现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政策和行动，对关心气候变化、“双碳”目标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各级决策者和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和学生，以及社会公众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书强调，全球气候危机的形势愈演愈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空前的巨大挑战，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任重道远。应对气候危机，促进全球绿色发展转型，凝聚了最广泛的全球共识。中国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积极稳妥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积极进展。“1+N”政策体系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引导地方、城市、行业、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行动起来，逐步形成全社会落实“双碳”目标的合力。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本书详细分析了19世纪以来气候变化从科学问题转变为全球安全议题的过程。近半个世纪以来，极端天气事件（如干旱、洪水、野火及风暴等）频发，南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对基础设施、人类健康以及全球的水和粮食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特别是2007年联合国安理会将气候变化列为安全问题讨论以来，各国对这一复杂的全球治理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本书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展望了中国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可能扮演的引领角色，并通过深入剖析中国在气候治理中的经验教训，探讨了中国对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体系的贡献及未来路径。本书试图为读者提供独到的见解和实践指导，对理解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气候治理二者逻辑关系的理论阐释为基础，通过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全球气候治理规范与制度、全球气候治理权力格局三个要素，系统分析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尤其是分析和考察了自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新变化、主要特征及世界主要国家对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本书着重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身份变迁及责任变化，探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国气候政策与行动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影响日益加剧背景下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宏伟目标的战略理念及大国担当，最后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中国在新形势下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具体行动方略。

该书面向减缓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需求，在全球多区域和中国多省市维度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机制构建开展研究。首先基于全球能源与环境政策分析模型评估边境碳调整和统一关税政策，以及跨区域碳市场合作机制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能源和环境综合影响。然后基于自主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揭示温控目标约束下全球区域间不同合作方式对中国经济和能源需求的影响。最后借助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评估碳定价政策对各省市税负和部门竞争力影响，识别不同地区、部门碳效率改善的关键点，提出区域间基于资金和技术合作的协同共赢机制。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由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城市组成，以气候治理为主要目标。有别于以往着重从能否促进城市成员减排的角度来考察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能发挥的独立性作用和替代性作用，本书以全球地方主义为分析视角，将跨国城市气候网络放在整个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考察其系统性作用和补充性作用，凸显其在推动多层次治理、开展适应性治理和促进参与式治理方面所具有的有别于其他治理机制的治理特色和优势，从而为多中心气候治理发展趋势下多方的共同行动，尤其是国际气候条约体系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之间的相互协作提供政策启示和依据。

全球治理不是单纯的自由主义概念，同样包含了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突出表现就是主权国家是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推动力量。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但全球治理原型下的领导结构、治理价值观、治理机制和治理主体都难以在危机中继续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因此需要转型。中国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奉行积极的全球治理政策，特别是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将国内发展方式转型与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紧密结合，在全球气候治理转型中发挥枢纽作用，并将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

作者对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新兴大国群体化这一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新现象从结构、进程与机制三个维度进行了综合分析，提出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是探寻气候变化应对这一集体行动难题化解之道的可贵尝试，有望重塑全球气候治理，争取全球气候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气候制度变迁。探究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在发展中国家阵营团结的维持、崛起中的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战略空间拓展上的选择困境等方面，对中国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全球气候正义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且各方对应得多少有不同诉求的环境下，找出一组合理的道德原则来界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决定每个人和每个国家应得多少排放空间以及承担多少减排成本。一个正义的全球排放协议不仅要关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现有排放量上的相对差异，更要关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程度上的更为宽泛的全球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某种道德相关性，并进而为在减排成本和义务的分配中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提供了道德上的理由。全球气候治理的道德反思不是要去提出一种可操作的全球气候治理方案，而是要为国际社会的气候谈判和气候合作，进而为任何一种可接受的全球气候协议提供道德上的依据并为之辩护。

本书将国际关系领域的双层博弈框架引入气候传播研究中，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法识别出中国气候传播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三大利益相关者，然后以三大利益相关者为基本单位，对其从2009年到2017年在国际层面气候传播中的角色和策略转变进行分析，进而梳理其在国内层面相应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总结三大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变化特点，并给出针对行策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