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医师意味着面对重重的压力：工作、家庭、考评、晋升、社会舆论等。

受访医师每周工作超过5天，每天出诊近8小时的同时还要兼顾科研，这意味着医师们大多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在平日工作中，医师形成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时间安排。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之下，“忙”是医师对工作的普遍描述，休息时间压缩、工作时间延长、值班制度特殊成了他们的日常状态。他们牺牲了自身的家庭与生活，放弃了陪伴家人、投入爱好的时间，为更多的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在考核与评价体系中，压力贯穿医师职业生涯的始终。面对业绩、创收、医疗风险等各个层面的考评指标，医师普遍感到较大的压力。不同医院、不同职级的医师也通过不同的行动予以应对。在培养与晋升制度中，医师通过培训和工作不断积累临床经验、提高专业能力、了解相关规范，以应对医学与人文的无限挑战。同时，他们需要在临床之外兼顾科研，通过科研与临床的平衡达成职业的晋升。在社会舆论中，医师感到职业形象被塑造成两个极端，“神圣化”与“污名化”使他们承受了双重的压力。医师希望受到关注的可以不仅是抽象的“医师”身份，他们更真实、更具体的一面也期待得到理解和尊重。种种压力之下，医师的职业认同不断经受着考验。一面是沉重的现实压力，一面是崇高的医学使命，他们在现实与使命的割裂之间、在利益与理想的平衡之间找寻着自己的职业道路。

在调研的样本中，医师的月收入集中在5001～7500元（占比为25.81%）。结合医师的工作压力可以看出，第一，负重致远是医师工作的常态。受访医师以更高的学历要求、更高的求学时间成本，以每周工作超过5天、每天出诊近8小时的同时还要兼顾科研的工作强度，其月收入的中位数也低于全国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第二，收入差距大是医师职业的特点。从数据上看，少部分高收入医师拉高了医师群体的平均收入，使得他们的平均月收入达到了8000元，但从中位数看，受访医师的月收入中位数仅有6000元左右。高学历、高职称、老资格的医师大多月薪过万，而刚参加工作但往往并不年轻的初级医师们，月收入大都在5000元以下。“越老越吃香”当然是医师工作令人羡慕的特点，但如何呵护和关爱年轻医师，尤其是切实提升他们收入，也非常重要。第三，单位是医师收入的决定因素。学历、职称和工龄等人力资本需要通过工作单位，即医院的性质，影响医师收入。不同所有制、不同等级和不同区域的医师收入差距相当显著。高等级、经济发达地区等特征医院的医师平均收入相对更高。在分级诊疗、上下联动等政策不断推进的当下，医院间的合作关系也将越来越紧密。如何平衡不同医院医师的收入，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分配公平，将是我国医药改革的重要议题。

我国医疗资源投入在不断增加，但在资源分配上仍然存在较为显著的不平衡。

调查中，较大比例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工作环境中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这也与患者所感知的“看病难”现象相吻合。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医师们的参与度很有限，个体的声音很难被表达出来；在各类具体的制度上，需要完善的空间也较大：现有的人才培养制度仍需加强落实，医师们普遍希望得到更充分的培训和成长机会；现有的晋升制度表现出了“重科研、重创收、轻医术”的特点，对科研成果的过度看重给医师们增加了（不小的）压力和负担；现有的休假制度则成了医师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如何平衡医师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保障足够的休息时间将成为接下来休假制度完善的重点和难点。在工作环境内部的人际关系上，医师们与同事的相处均较为融洽。接近一半的医师对领导工作安排的满意度都较高，认为科室之间也合作密切、机制通畅。但仍有半数以上的医师对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满意度有待提升。并且，由于问卷调查的局限性，事实上，即使医师对领导的工作安排有质疑、有不满，也可能不敢表达出来。综合来看，医师群体对于当前工作的绩效考核、晋升条件、工作强度等都有较大的诉求。

我国当前的卫生医疗形式呈现多彩纷呈的局面。除了有主流的现代医学外，还离不了传统医学、民间文化以及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影响。总体来说，我国医师大多从专业训练和科学资质的角度出发，对于传统医学给予较高认可。并且这种认可在年轻一代医师中更加突出。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医学的价值正在逐渐被现代医学所认可，同时也说明了年轻医师的文化认同和自信也在逐步提升。另一方面，网络问诊作为一种伴随互联网行业兴起的新工具，医师对其的接受程度较为分化。可见不管是中医的望闻问切，还是西医的仪器检查，都是网络问诊将要经受的考验。诊疗形式的网络化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在医疗市场化方面，虽然市场化在一开始的确帮助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量上的迅速发展，但时至今日，医师群体对市场化的态度则普遍偏向负面。一方面，多数医师都倾向认为市场化不仅没有为其带来更高的收入，也没有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反而使医患关系变得更差。在市场化的马太效应下，资源更多地向大城市、大医院聚集。从而患者也倾向一旦生病就去三甲医院等。使得等级较低医院的医师在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更不认同医疗市场化。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医疗体制又并非完全的市场化，国家从民生的角度出发，在医疗服务收费方面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这也造成了大多数医师都认为我国医疗服务收费水平低，不能体现个人价值。结合访谈，医师群体对于医疗市场化的态度并不积极。无论是开放市场化的方面还是没有开放市场化的方面，以往的医疗市场化更多的是医疗器材和药品的市场化，医师都不是受益者，其个人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体现。而这也是当前医疗改革正在致力解决的，药品价格谈判、提高医护人员社会地位和收入等，都是让医疗事业真正回到以人为本。

在科技化方面，不可否认，科技确实提升了医师群体的工作效率和诊疗治疗的效果。大多数医师都对此表示认同。但是结合访谈发现，科技的出现也带给了医师群体参与科研的新任务和与患者逐渐疏远的新趋势。如何在发挥科技给医师群体带来便利的同时消解医师的额外工作压力，不仅从医师个人层面，也从宏观发展方面协调和平衡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既是我国医疗改革所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生物医疗科技未来发展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医师对患者的身份通常有着多重认知，包括亲人、朋友、顾客、“衣食父母”、需要帮助的人、需要监护的人、需要公共服务的人等。

其中，绝大部分医师都会至少将患者视为需要帮助的人，其次才是服务对象、朋友和亲人，这也意味着医师在面对患者时通常首先体验到普遍人道主义关怀，其次是建立亲密互信的情感关系的需要；以经济利益界定医患关系的医师相对而言非常少。从而，90%左右的医师都表现出了对患者较高的尊重和信任。其中，受教育程度的越高、医院行政等级越高该院医师越重视患者的尊重和信任。过半的医师也都重视患者的感知，并认同对患者换位思考的重要性。尤其个人和工作经验更丰富的医师会更重视换位思考工作。年纪越大和工龄越长的医师，都会相比之下更重视换位思考患者的情况。

这种尊重也体现在了医患沟通的过程中。在医患沟通中，语言沟通能力和诊疗技术同样重要。医师群体实践、总结、磨炼了不少促进沟通的行为经验，同时具有情感关怀和有效性。受到医师群体认可度较高的促进沟通经验有使用礼貌用语、展示互动姿态和使用积极言辞。受教育程度越高、职称越高越认可医师对这些经验的认可程度。可见医患的沟通技巧不仅仅受个人受教育经历的影响，同时也是工作实践的总结。并且大多数医师在诊疗中都会将患者的心理状况、经济情况纳入考虑之中，并时刻非常注重保护患者隐私；相对而言，对患者社会背景和习惯、医保类型的考虑则不如前几项。另外，大多数医师群体也会从实际出发，不会在患者患病可能小的情况下仍让其检查。医师对患者以上方面的考量频率，都和个人工作经历有关，随着医师职称的升高而增长。

通常，医患矛盾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大致分为争吵、投诉、威胁。调查显示，医患之间缺乏沟通导致的相互理解的困难，常常是口头纠纷的导火索；而患者投诉、威胁医师的直接原因一般是对疗效的不满，有时也伴随着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或沟通不到位导致的误解。大部分医师对于医患关系的现状和前景的评价都比较消极，他们对医患纠纷虽不至于谈之色变，但也深受其苦，容易产生恐惧、焦虑、厌烦、不满等负面情绪。

解决医患纠纷一定程度上考验着医师的心态与技巧。随着从业时间的增长，医师卷入医患纠纷的频率逐渐下降，更倾向冷静思考，明确责任和底线。具体而言，当医患矛盾发生时，医师可能采用多种渠道化解纠纷。其中，向医院寻求制度化解决途径与继续自行沟通处理是两种最为常用的应对措施，而大部分医师并不会选择把问题带到工作环境之外，包括诉诸法律或诉诸私人关系。事实表明，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沟通”一般是效率最高而成本最低的化解医患矛盾的手段。不过，“沟通”的效果很多时候也比较有限。考虑到医师和患者对疾病本身的认识角度不同、对现代医疗风险性的认知模式不同、对医师应当“为过程负责”还是“为结果负责”的认识也不同，加之不良舆论生态的影响，有时双方出现原则性分歧也在所难免。除了积极沟通之外，医师们也会采取一些个人性的“补救”措施。通过在“普通人”“职业者”“白衣天使”等不同的自我身份图式中切换、调和，医师们同时在向内和向外探求改善医患关系的途径。

节选自《中国医师：群体特征与工作状况》第九章 报告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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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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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

孙秀林 王天夫 游睿山 等著

ISBN：978-7-5228-4045-1

预计出版：2024年8月

·  内容简介  ·

在传化慈善基金会的资助支持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于2023年通过线上电子问卷与线下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乡村医生群体进行了全面的社会调查，涵盖了贵州、江西、四川、云南4个省市的乡村卫生站的乡村医师。本书立足于此项大规模问卷调查和深入的个案分析材料，运用量化数据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从制度变迁、群体肖像、职业发展、工作内容、收入状况、村民就医选择、基层医疗体系等多个侧面，详尽描述了乡村医生这一职业群体的生存状态。本书不仅是对一个群体的记录，更是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未来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