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沈原、孙立平、王宁、李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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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中产阶级视为一个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对地位、特权和安全的竞争愈发激烈，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中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的窗口。

此书是继《韩国工人》之后，具海根教授又一本韩国阶级研究的杰作。它以敏锐的学术视角和现实考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产阶层的某种可能走势，对我们理解新的现实变化和重新思考已有的相关理论富有启迪意义。

具海根的这部著作探讨了韩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驱动下，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和争斗的过程。毫无疑问，这部著作对于研究中国的社会阶层具有参照意义。

中产阶层是实现社会转型、突破经济困境的关键。此书关注全球化时代韩国中产阶层的内部分化与地位竞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后全球化时代中产阶层未来前景的参照。

作者在全球化框架下审视韩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和内部分化问题，分析了新兴富裕群体与其他中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在消费与生活方式、居住隔离和教育实践领域发挥作用。本书分析透彻，是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

本书深入分析了全球化时代韩国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富裕特权阶级企图通过教育实现精英的代际传递和地位再生产，导致教育竞争加剧，使普通中产阶级承受巨大的焦虑和挫败感。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引言 分裂的中产阶级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关于中产阶级的主导话语都关注他们岌岌可危的处境。由于就业市场的不稳定和收入的减少，许多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渐萎缩。在大量关于当代中产阶级的文献中，中产阶级经常被描述为“被挤压的”、“萎缩的”和“空心化的”，甚至是“正在消失的”（Birdsall，Graham，and Pettinato，2000；Garrett，2004；Pressman，2007；Leicht and Fitzgerald，2014；Milanovic，2016；OECD，2019）。这些文献的主要议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压力之下：被挤压的中产阶级》（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的书中得到了明确表达：

过去，中产阶级曾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对很多代人来说，它意味着能够住在舒适的房子里，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这要归功于稳定的工作和职业发展机会）；它还是家庭为子女追求更好未来的基础。然而，现在有迹象表明，这一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基石并不像过去那样稳固。

在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等收入在相对层面和绝对层面几乎都没有增长；中产阶级生活中所必须支出的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住房和高等教育成本；在快速转型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中，工作不安全感不断增加。如今，中产阶级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波涛汹涌的汪洋中的一艘小船。（OECD，2019：16）

这个描述适用于韩国的情况。在20世纪后半叶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推动下，韩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快速的经济增长使白领和小商业者的数量大幅增加。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得以跻身中产阶级，并期望他们的子女有更好的未来。1988年，第二十四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韩国首都汉城举办的时候，韩国渴望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实际上，在那个时期进行的许多调查中，70%的韩国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

然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好的趋势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突然逆转。韩国人遭遇了许多困难，包括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大规模裁员、更多的破产以及经济负增长。这次危机对白领和管理人员的冲击特别严重。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解雇或被迫提前退休，无法重新就业。许多新增失业人口试图进入小商业领域，导致小商业者也因消费需求低迷和竞争加剧而受到影响。虽然韩国经济很快恢复了，但劳动人口的困境仍在。在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韩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多数大型企业采用“弹性化”方法，缩减了雇员规模或将剩下的许多工作岗位从常规全职工作转变为非正规或非标准工作。对大多数白领来说，终身雇佣已经成为历史。退休年龄提前，裁员的可能性成为始终存在的威胁。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到2010年代，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的数量占比已经降到占总人口的40％左右（参见第1章），而主导性话语从对中产阶级社会美好前景的描述转变为对中产阶级黯淡前景的悲观隐喻。

但这只是韩国中产阶级在这一时期的经历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中产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显然，中产阶级并不代表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群体。在韩国最近的全球化经济转型期间，经济上成功的少数群体和大多数群体之间在生活经历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经济命运的差异体现在金融和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金融危机为现金充裕的人提供了在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投资的绝佳机会，他们期待着经济迅速复苏。实际上，在金融危机结束后的两年里，房地产市场繁荣和股市牛市相继到来，许多在危机之前已经过得不错的人变得更加富有。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彻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许多公司摒弃了旧的以资历为基础制定的薪资体系，采用了以绩效为基础的体系，导致员工之间的薪资差距扩大。大型企业集团转向美国式管理，并开始向一小部分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异常高的工资和股票期权。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涌入改变了韩国企业的薪资水平，特别是提升了具有全球化技能和经验的高层管理人员的薪资水平。这些企业文化的转变是与韩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逐渐过渡相伴随的。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大大提高了那些拥有全球化经济所需的稀缺技能的人的经济地位。

所有这些变化导致韩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能够利用经济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人和由于资源匮乏而无法适应的人之间的差异演变为经济两极分化的形式。当然，即使在过去，中产阶级也并不是完全同质化的，他们中既有富裕家庭，也有贫困家庭。但是，过去，中产阶级是一个相对开放和流动的群体，许多中等收入者通过辛勤工作或创业变得富有。即使没有变得富有，普通韩国人也普遍感到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相比之下，今天的新兴富裕群体是在大多数人收入恶化的背景下崛起的，这意味着他们的崛起是收入两极分化的结果，而不是整体收入增长的结果。简而言之，新兴富裕群体是在一个产生了众多失败者的经济体系中出现的少数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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