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整个16期《铜锣》会发现，从创刊号到停刊号，一直活跃于其间的主要同人仅有草野心平和中国人黄瀛。草野心平作为《铜锣》诗刊的发起人，自始至终都是该同人杂志的中心人物。在1921年至1925年留学中国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期间，他与梁宗岱、刘燧元、叶启芳等人结为至交，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开启了作为诗人的第一步，还以同期发表在日本《诗圣》上的诗歌为契机，与黄瀛开始了书信往来，并在黄瀛获得《日本诗人》“第二新诗人号”桂冠的刺激下，于1925年4月在广州创刊了《铜锣》杂志，这些都构成了他难以磨灭的青春回忆，成为其诗人生涯的起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诗歌特色和人生方向。1940年8月，草野心平受岭南大学同窗好友林柏生的邀请再次来到中国，作为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顾问在南京度过了5年多的光阴，直到日本投降，才于1946年3月被遣送回国。这些复杂的经历构成了草野心平的多重中国体验，决定了草野心平中国观和亚洲意识的多重性，催生了其大量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群，也奠定了中国问题乃至亚洲问题在草野心平一生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他成为研究中日现代文学关系史时不可或缺的存在，也为我们研究昭和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共有的心路历程乃至精神史提供了很好的标本。

而黄瀛无疑是《铜锣》的另一名主要同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堪称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于1906年出生于重庆，其父黄泽民曾是重庆川东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之一，其母太田喜智是来自于日本千叶县八日市场市的“日本教习”。黄瀛8岁时丧父，被迫随母亲离开中国，迁居到日本千叶县八日市场市接受教育，后就读于日本文化学院和陆军士官学校。黄瀛于1930年底回国从戎，执掌通讯军务，后官至国民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少将特参。解放后因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海外关系而数度入狱，及至文革结束后才平反昭雪，成为四川外语学院（现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黄瀛从少年时代起便醉心于日语诗歌创作，1925年2月，年仅19岁的他在几千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荣登《日本诗人》“第二新诗人号”评选的榜首，以清澄的感受性和明朗阔达的诗风引起日本诗坛的瞩目，是第一个在日本现代诗坛上赢得卓越声誉的中国诗人，且与前辈诗人高村光太郎、小说家兼诗人井伏鳟二、木山捷平等过从甚密，并于1929年春天利用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旅行之机，前往岩手县花卷探望了病床上的宫泽贤治，成为与宫泽贤治有过谋面之交的唯一中国文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段脍炙人口的佳话，是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传奇人物，也是中日两国近百年曲折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显然，以《铜锣》为切入口，通过梳理和考察两个主要同人黄瀛和草野心平的越境体验，以及与宫泽贤治等同时代文人的交友关系和文学互动等，可以为中日两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找到实实在在的注脚和挖掘出迄今还鲜为人知的生动史料。

然而，作为一本与中国有着至深关系，同时又对日本现代主义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杂志，《铜锣》却并未在中国受到应有的关注。本书旨在填补国内这一研究的空白，既吸收日本研究者或聚焦于其在日本现代诗歌谱系上的地位，或关注其作为同时代文艺思潮之镜面作用等的研究视野，同时注重凸显中国研究者的视点，主要围绕着两条主线来展开论述，一是具体而生动地勾勒出在《铜锣》杂志以及《铜锣》同人之间超越国界或国籍的文学交往中所呈现的中日文学关系，二是以其主要同人草野心平、黄瀛和宫泽贤治的人生经历和诗歌作品为典型的案例来多角度地探讨“越境与身份认同”“越境与文学生成机制”等21世纪的热点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属于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综合研究，乃是逾越了单纯的作家论或作品论等传统方法，而将文学论与文化论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并非按照编年史的顺序来进行历史的回顾或梳理，而毋宁说基于“越境·身份·文学”等问题意识，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既注意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又力图运用当代意识来考察或重估《铜锣》及其主要同人在日本现代诗歌史和中日文学关系史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