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多年前，在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中，物种或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并不像当前生物学那样严格。《山海经》中就充满了奇怪的生物：长着人脸的鸟、长着马蹄和人手的野兽、长着翅膀的鱼。两千年后，时任广西天河知县的浙江人沈融谷说他发现了一片卧在地上的树叶，在他看来，这是半片树叶和半条蠕虫的结合体，由湿热转化而来。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1848）中的冬虫夏草

16世纪的李时珍把人参视为土精。他引用了早先的一段记录，告诉人们：一棵人参曾经每晚都在某人的房子后面哭泣，当它被挖出时，哭声就停止了，人们发现它的根很像人的身体。后来，董斯张声称：在一千年内，人参会变成一个孩子。就虫草而言，中国文化中的种间转换概念无疑有助于减少虫草与中国博物学、本草学之间的异质性。文献学家郝懿行甚至宣称，虫草的转化使他终于相信了“乌足之根为蛴螬”的说法。

冬天的蠕虫变成夏天的草，以及反之亦然的转变，这是遵从季节循环的。在18、19世纪的中国社会，虫草的可逆性生命周期是关于自然的事实性知识的一部分。苏州的郑光祖说，冬天，川滇地区的虫草是潜伏在地里的虫子；春天，一株类似老鼠尾巴的幼苗从它的尾巴上长出来；然后在冬天又变成了蠕虫。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可逆性不会明确地显现出来。例如，在贵州和云南为官多年的檀萃写道：“夏草冬虫者，出乌蒙塞外，暑茁土为草，冬蟄土为虫，故以名。”在这里，生命周期是从夏天的草开始的，与吴仪洛的描述结合起来看，实际上表明了这种转化没有一个绝对的起点或终点。一位名叫王培荀的知识分子在四川的几个县担任了14年（1835—1849）的知县，因此有机会观察到了四川市场上出售的虫草。他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其无休止转化的困惑：“何形毕竟是真形，为草为虫化未停。那似流萤终灭没，春风原上不重青。”

藏医文献《奇美眼饰》中的夏草冬虫

徐昆的理论框架有助于解释虫草的转化，但他没有明确提到阴阳的概念。因此，唐秉钧推测，既然虫草不怕冷，能在雪中生存，其气就应为阳，而且它性温。后来，虫草与阴阳之间的联系在19世纪出现了。赵学敏熟知鹰与鸽之间质变转化的一些古代传说，他将事物的变化归因于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列举了阴阳互动的四种模式——阴克阳、阳克阴、阴克阴、阳克阳。其中，第四种模式可能导致可逆转化，而其他模式则是不可逆的。然而，虫草的转化不属于第四种模式。赵学敏认为，虫草是在感受了阴阳气之后产生的。夏天阴起，虫草变成了一片草叶，静静地待在地上；冬天阳起，它变成了一条虫子，动了起来。这两个阶段交替出现。赵称赞虫草拥有完美和谐的阴阳之气，也许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其转化过程中阴阳之间没有相克关系。

《栗氏千虫谱》（1879）中的冬虫夏草

不久后，浙江医师王学权摘录了赵学敏上述理论解释，将其添加到自己的医学随笔中。浙江的另一位医生章楠断言，如果不能真正领会阴阳学说的内涵，那就很难理解虫草的转化了。几十年后，也就是19世纪末，四川的唐宗海医生在晚年游历中国东部时，确定虫草是一种灵品，或者说是至灵之品。他推断，虫草具有纯阳性，因为它在冬天有融化雪的能力，可以是虫或动物；它在夏天进入地下，象征着阳入阴；当它变成一棵幼苗并从地里长出来时，阴也从阳中出来。在其他地方，唐宗海甚至将自己的阴阳学说与《易经》中的卦象联系起来，认为虫草由虫变草对应由阳入阴，从而代表了第44卦。上述语境和解释使得虫草在离开青藏高原向东传播后融入了汉人社会。一些汉人进一步将虫草与更多的文化元素或个人感受、想法和愿望融合在一起。例如，许乃穀曾在一首诗中将虫草拟人化，并将其与禅宗联系起来：“动物先教成植物，炎天境地自清凉。禅心示寂非真寂，变化功成在退藏。”

陈存仁《中国药物标本图影》（1935）中的冬虫夏草

（节选自《一虫一草游世界：从微观史看中国本草的全球流通（1700—1949）》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