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当代趋势

在本书第一版的结语中，我们在最后的部分曾信誓旦旦地写道：“我们注视着社会心理学在未来的发展，并准备随时改写本书中那些尚不成熟的论述。”（周晓虹主编，1990：356）一晃30多年过去了，没曾想“随时”竟变成了半生之诺。既然无论是生活还是学术，我们在一生中都常常因身不由己而难以践行初时宏愿与少年大志，在本次修订再版之时，除却各个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比较，为少留遗憾，似有必要借机论及当代西方甚至整个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趋势。

认知革命与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再造

在结语的开篇部分，我们已经交代，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成长过程中，几乎从20世纪初行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尤其是在班杜拉等人手上形成了更为完善的社会学习理论之后，从社会学习过程中获得的人格或“个人品质”就一直是以控制性实验为范式的所谓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主流研究路径。正因如此，在1970年代的“危机”时期，围绕实验室实验的可信度掀起批判或质疑的狂潮时，无论是行为主义的理论范式还是研究模型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其中包括涉及态度的经典条件作用、言语行为的操作性条件作用、武器存在对人们侵犯行为的诱发效应，以及从众行为等一系列的相关实验。如果像西摩尔·伯格和威廉姆·朗伯特所说的那样，行为主义方法主要是用来解释行动及其反应，而认知和精神分析方法则主要关注态度和判断的解释（Berger & Lambert,1968），那么，此时社会心理学的主流范式从理论到方法都发生了改变。尽管行为主义依旧保留在某些特定的理论中，但“危机”之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了一个认知阶段”（Hilton,2012:69），或者说“行为主义的弱化为认知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Adair,1991）。同时，随着行为测量方法的减少，由口头或数字表达的判断也逐渐成为研究中的主要测量方法（Hilton,2012:69），而认知社会心理学终于成为危机之后颇为主导的研究范式（McMahon,1984）。

按理说，尽管重视认知并非美国本土的传统，但在1930~1940年代之间，因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批以人类认知为关注中心的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移居美国，其中包括库尔特·考夫卡、马克斯·韦特海默、沃夫干·苛勒，以及更为重要的卡特·勒温。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到来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实用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影响了这些知识塔尖上的学者，比如勒温1932年移居美国之后，其研究表现出了鲜明的社会关怀，并因关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创设了群体动力学；韦特海默1935年移居美国后，也投身有“流亡大学”之称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致力于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另一方面，格式塔心理学的视角也影响到以行为主义为宗旨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它们共同的个体主义立场为相互间的结合提供了可能。以出生于波兰的所罗门·阿希为例，他因分别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斯瓦塔摩学院任教10年和19年之久，与在这两校任教的苛勒和韦特海默先后过从甚密，并由此深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挚信当我们把社会场看成一个整体时，就能用统一的观点去认识人、事、思想并对其进行评价。为此，他不仅完成了著名的群体压力（从众）实验［人称“阿希情境”（Asch Situation）］，并写出了与弗洛德·奥尔波特具有鲜明的行为主义倾向的《社会心理学》（Allport，1924）迥然不同的、包含诸多格式塔信条的《社会心理学》（Asch,1952）。

当然，单个人的好恶常常并不能扭转整个学科的趋势。虽然有人强调在美国社会心理学中一直不乏认知的兴趣（Isen & Hastorf,1982），但这一模式席卷学界成为行为主义模型的替代品却是在1970年代的“危机”之后。事实也是这样，早在1960年代末危机出现之前，海德和费斯廷格就分别出版了归因过程和认知失调领域的著述（Heider,1958；Festinger,1957），但直到对实验室实验的疾风暴雨式的批评引发危机之后，归因理论和有关判断过程的研究才有了重大进展，并促成了认知模式在社会心理学中成为主流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莫斯科维奇关于归因等领域的研究发展只会出现在形形色色的认知一致性理论衰退之时的观点（Moscovici,1982）尽管无可挑剔，但却忽视了社会心理学在向认知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危机”因素的作用。

197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危机，孕育了新的即第二次认知革命，社会认知研究不仅直接孕育于认知革命，而且也随着其基本原则而成长。此后，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以认知研究为导向的新变动，比如，人作为信息处理者的隐喻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①在1970年代前，基本的隐喻为人是一位素朴的科学家（the naive scientist），他们在认知过程中寻找、分析事物产生的原因，由此进行预测和控制；比如，本书第四章所述，哈罗德·凯利的方差分析或归因协变理论即认为普通人是根据个人、环境和刺激等三类因素来解释社会行为的（Kelley,1967）。②1970~1980年代，有关人的基本隐喻转变为认知的守财奴（the cognitive miser）。也就是说，此时社会认知的研究者认为，为了节省认知能量，人们并不着力全面、系统和理性地处理信息，而是单纯快捷地追求效率。③到1990年代，被视为“守财奴”的信息处理者又被视为积极的战术家（the motivated tactician），他们往往会根据动机和社会情境因素进行选择——究竟是利用自动、有效的过程，还是意识更加鲜明、更加努力？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认知现象的“双过程”模型，而相应的研究也更多地关注行为者的动机调节过程。④而到了2000年后，信息处理者的特征又从积极的战术家转变为被激活的行动者（an activated actor），此时研究者们认为社会环境提供的信息和动机比我们想象的要更能塑造或驱动我们的反应。在这里，所谓社会环境既包括即刻的情境、个人积累的经验，也包括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几乎每一种境况都能引发人们的特定反应，比如刻板印象、人格特征判断、评估联想以及行为倾向，如此等等（North & Fiske,2012:81-94）。同时，借助自然科学尤其是神经与脑科学的进步，今天的社会认知研究更是体现出了无法预测的潜力。由此，我们可以用最简洁的语言，从以下两个方面描述上述转变所呈现的基本趋势。

首先，社会认知研究呈现出从单纯的信息加工的“冷”（cool）认知向社会性的“暖”（warm）认知转变的趋向。上面我们已经提及，1970年代“认知革命”后，有关人的基本隐喻转为认知的守财奴，此时人作为单纯追求效率的信息加工器，其情感和动机受到了忽视。如此，在社会心理学中外显社会行为研究开始受到忽视的同时，社会认知的社会背景同样未受到重视，以致在长达34页的“社会认知”评述中，戴维·施耐德会疑虑重重地问道：“在社会认知中，社会究竟在哪里？”（Schneider,1991）但从198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开始，随着有关人的基本隐喻向积极的战术家甚至被激活的行动者转变，原先受到忽视的情绪、情感、心境、目标和动机等所谓“暖”因素，在社会心理学家解释认知形成过程中受到重视。研究者不仅发现，人们在做判断时，与情绪或情感相关的感受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认知结果，而且人们的心情好坏也会影响到“积极的战略家”对信息的加工。与此一致，社会情境因素在上述“双过程”模型中也获得了高度的重视；而在2000年后“激活的行动者”隐喻下，不仅即刻的情境，包括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也被囊括其中。

其次，社会认知研究呈现出与现在发展越来越快的神经科学联姻的取向。就在几年前，原以文化心理学见长的日裔社会心理学家北山忍，在接替艾略特·史密斯出任《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态度和社会认知”版块的主编时，一方面吁请人们惠赐“具有理论驱动的论文”，另一方面却将使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方法撰写的论文置于最受欢迎的位置（Kitayama，2017）。与其态度相一致的是，进入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之后，借助包括磁共振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透颅磁刺激技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单细胞记录技术以及神经心理学损伤技术等在内的认知神经科学方法与技术的进步，确实在社会心理学的认知方向上，逐渐形成了风头一时无二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俞国良、刘聪慧，2009）。按凯文·奥克斯纳和马修·利伯曼的说法：“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它试图根据三种分析层次间的互动来理解研究现象：在社会层面，涉及影响行为和经验的各种动机与社会因素；在认知层面，涉及那些产生社会层面现象的信息处理机制；在神经层面，则涉及那些将认知层面过程现实化的大脑机制。”（Ochsner & Lieberman,2001）尤为重要的是，社会神经科学家们不仅一方面强调神经和大脑对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了“社会结构对大脑和身体的运作（同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Cacioppo，Berntson & Decety,2012:123）。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携手合作，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学家将不再是在街头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是一起奔向光明未来的同道”（Ochsner & Lieberma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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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一门学科的多元解释路径与当代状况

周晓虹 主编

2024年7月出版/定价88.00元

ISBN 978-7-5228-3037-7

周晓虹，1957年生于杭州。曾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先后出版《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998）、《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2002）、《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2012 /英文版2016）、《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2015 /英文版2020）、《重建中国社会学》（主编）（2021 /英文版2022）、《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2024）、《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2024）及“社会心理学系列”五种（2022年起陆续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宝钢教师奖特等奖，2009年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2015年入选“江苏社科名家”，2016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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