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学史充斥着“从笛卡尔到康德”“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叙事。这些叙事不仅来自当代哲学史家的书写，甚至也植根于彼时哲学家本人的建构。随着亨利希（D.Henrich）、霍斯特曼（R.Horstmann）、舒尔茨（W.Schulz）等人的工作为人所熟知，德国古典哲学单线性的、前进性的传统叙事在晚近遭到了广泛拒斥，取而代之的是一幅由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通过对德国唯心主义多重书写而完成的新图景。

与之对比鲜明的是，“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叙事依然主导了近代哲学史的书写，尤其是康德哲学在其中获得了固化的教科书形象。在这些书写中，“综合叙事”和“革命叙事”影响尤其广泛。按照“综合叙事”，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对英国经验派和欧陆理性派的综合，是前代哲学最终汇流的“蓄水池”。按照“革命叙事”，康德的批判哲学在根本上革新了此前的旧哲学，实现了可类比于哥白尼革命的伟大“反转”。

诚然，种种“综合叙事”和“革命叙事”为早期现代哲学提供了一个简明而形象的历史图示，也传达了对于这段历史的某些重要洞见。但是，这两种叙事都外显或内含地预设了早期现代哲学以康德哲学为归宿的假定。这种假定不仅预设了历史书写的目的论视角，也夹杂了证据采信的选择性偏好。

但是，本文并不准备效仿德国古典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论证休谟、里德和康德等人在不同意义上发展或回应了笛卡尔以降的主体性哲学，本文也无意追随当代哲学史家的反思，宣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不过是康德本人的历史建构。为了更为彻底地祛除传统叙事带来的重重遮蔽，本文将抛弃历史性维度，转而在系统性维度上提出一种全新解读。

本文分为五节。第一节将总结已有文献中关于康德哲学的叙事模式并指出其局限。第二节将严格定义形而上学实在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和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这三个基本论题。第三节将在命题和假定层面重估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派的位置。第四节将论证上述三个论题构成了逻辑上不一致的三元组，理性派、经验派和康德哲学是对这一三元组的不同回应。第五节将在理论美德的视角下重新评估康德哲学的理论收益和成本。

一 “综合叙事”和“革命叙事”的分歧与局限

康德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重要关节点。关于康德哲学历史位置的“综合叙事”和“革命叙事”不仅在通识类教科书中弥漫，甚至在康德哲学研究的专业类著作中也有所流传。虽然专攻康德的哲学史家甚至于被康德激发的哲学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精致解读，但大都越不出这两种流行叙事的藩篱。

（一）综合叙事

“综合叙事”认为康德分别从经验派和理性派中选择了其合理成分，又抛弃了其不合理的成分。这种“综合叙事”以及著名的“蓄水池”隐喻在本质上是一种折中主义解读。“综合叙事”偶尔表现为在一个问题上组合两种概念。比如斯密（N.K.Smith）认为，在解读经验的根本原理时，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和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派似乎穷尽了经验综合命题和先天分析命题这两种仅有的可能性。但康德的独到之处在于认为这些原理在两个维度上是相容的，即它们在认识论上如莱布尼茨所言是先天的，而在语义学上则如休谟所言是综合的。

但“综合叙事”更多表现为在不同的问题上合取两个命题。比如斯特劳森（P.F.Strawson）区分了康德哲学中两种不同的思想。在建立经验的形而上学时，范畴所代表的“某种最小结构对于任何经验概念而言都是本质性的”；在批判超越的形而上学时，范畴的使用超出经验范围只会导向意义的丧失。但是“独断的理性主义者超过了感官的上限，而经典的经验主义者则未能达到其下限”。按照斯特劳森的解读，只有康德立场是“无过无不及”，同时达到了经验的上限和下限。

（二）革命叙事

同样流行的“革命叙事”认为，康德在根本上突破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局限，康德的深层攻击不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任何一方，而是这二者的某种共同假定。革命叙事的底色是激进主义解读，这种解读有两种重要形式：其中一种可称为“连续统突破说”，其代表为本内特（J.Bennett）；另一种可称为“模型颠覆说”，其代表有普特南（H.Putnam）、埃里森（H.E.Allison）。

本内特不满意于斯特劳森的双重设限阅读，他认为理性派同经验派一样未能尊重范畴为经验设定的下限。此外，本内特还在认识官能问题上提出了“连续统突破说”。本内特认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共同承诺是感性表象和知性表象是一个连续统，彼此之间没有质的差别。康德的突破在于打破了这一连续统，提出感性提供的直观和知性提供的概念发挥了根本不同的功能，彼此之间无法还原。

“模型颠覆说”则多是在元哲学层面立论，故而有更强的整全性和统合性。普特南将一些传统的哲学家和康德之间的对立视为“外在主义视角”和“内在主义视角”之间的对立，且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埃里森的基本思想和普特南的一脉相承，他认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各种伪装之下的先验实在主义，其定义性特征是将外部显现诠释为自在之物，因而都承诺了“认识的神学中心模型”。而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通过区分显现之物和自在之物，承诺了“认识的人学中心模型”。

无论是“综合叙事”代表的折中主义还是“革命叙事”代表的激进主义，都远远不能令人满意。首先，折中主义解读和激进主义解读具有片面性，它们独自都难以公正对待康德哲学和前人哲学之间的连续和断裂。其次，折中主义解读和激进主义解读具有表面性。康德的折中和革新都是就参照不同问题而言，但此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选择及对二者关系的分析仍然有所欠缺。

不仅如此，上述叙事中体现的“扬弃说”、“连续统突破说”和“模型颠覆说”归根到底都承认，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到康德哲学的过程是一种真正的哲学进步，后者甚至是前者发展的归宿。但这种带有进步主义和目的论的哲学史书写具有既伤人又伤己的双重后果。一方面，康德哲学相对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似乎是全方位的超越，无须付出任何理论成本。一旦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中的合理成分被吸收后，或其局限被超越后，这二者似乎就变为了历史博物馆中的古董，不再有真正的哲学生命力。另一方面，康德哲学即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也难以避免沦为晚出哲学的垫脚石的命运。此后的历史也见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在德国唯心主义还是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哲学史剧本中，康德哲学被安排的角色仅仅是不彻底的开端而已。

综合以上考虑，本文将从共时性视角而非历时性视角对康德哲学的历史位置给出新的诠释。这一新诠释应当满足以下两个基本要求：（i）从表层历史总结进入深层逻辑，对康德的折中和革新进行统合性解读；（ii）尊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独立价值，对康德的折中和革新进行非进步主义和非目的论的解读。

二 三维参照系：经验主义、实在主义和模态真理

为了得以从系统性角度而非历史性角度去评估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派之间的立场差异，本文采取的举措是建立一个由共时性问题构成的参照系，来对这三者进行评估。就内容而言，这一参照系包含的问题必须是复数的和基础的。本文将选取知识的来源、物理对象的独立性和实质性真理的模态地位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涉及了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模态性这三个重要哲学领域，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三个学派在重大哲学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就形式而言，这一参照系涉及的概念必须是可通约的。本文将重新定义经验主义认识论、实在主义形而上学和实质的必然真理这三个概念。这些定义或许和康德的表达、读者的预期不尽相同，但它们在严格定义之后将决定各派哲学立场的分殊，构成未来讨论的基石。

（一）认识论经验主义

本文考察的第一个参照点是认识论经验主义。经验派和理性派的争论在近代哲学史上占据了中心地位。康德明确地将经验派理解为“就起源而言……纯粹理性认识自经验中推导”（A854/B882）。因此，康德对认识论经验主义的刻画是：某种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当且仅当它宣称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但由于休谟等经验派承认数学等先天知识的存在，康德给出的这一定义太窄了。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给出以下定义：某种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当且仅当它宣称有知识的来源是经验。但由于莱布尼茨等理性派乐于承认经验主义在解释特定类型知识（比如事实知识或历史知识）来源上的权威性，这一定义又显得太宽了。

也就是说，认识论经验主义一方面必须具有包容性，以便将承认先天知识的温和经验主义包含在内，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区分度，以便将承认经验知识的理性主义排除在外。邦茹（L.BonJour）巧妙地指出，先天知识可以被积极地定义为依赖于理性洞见（rational insight）的知识。如此，经验主义认识论则可以通过否定理性洞见来进行消极定义：一种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当且仅当（i）先天知识，如其存在，其辩护不能诉诸理性洞见，且（ii）其他所有知识来源于经验。

（二）形而上学（先验）实在主义

本文考察的第二个参照点是形而上学实在主义。此处实在主义是指关于时空中物理对象的一种形而上学立场，其初步定义如下：一种关于物理对象的形而上学是实在主义的当且仅当（i）物理对象存在，且（ii）其存在不依赖于心灵或语言。这个初步刻画尽管简短，却已经捕捉到了我们对实在性的理解要点：存在性和独立性。

但康德所理解的实在主义是先验实在主义。在此，物理对象的心灵独立性相对于感性的独立性，而这又归因于物理时空的感性独立性。（A369）类比地说，物理对象的心灵独立性还可以理解为一般自然律相对于知性的独立性。综上而言，康德式的形而上学实在主义可以定义如下：一种关于物理对象的形而上学是（康德式）实在主义的，当且仅当（i）物理对象存在，且（ii）其存在以及时空和一般自然律不依赖于心灵或语言。这种先验实在主义具有足够强度，它可以将康德的对手经验唯心主义也覆盖在内。

（三）实质的必然真理

“实质的必然真理”这一概念源自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命题”。本文不直接使用康德“先天综合命题”这一著名术语的理由在于，这一概念的内涵有过强的康德色彩。实质的必然真理概念与先天综合命题外延相同，但其内涵更为中立，也更容易被康德之外的目标哲学家接受。

实质：康德对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官方定义都建立在分析性概念之上。但是，诉诸分析性这一语义概念无异于将一个陌生的概念强加给前莱布尼茨哲学家。为了避免这一效果，不妨将综合性积极地刻画为“实质的”。所谓“实质的”类似于休谟所说的“事实的问题”，即关乎判断之外的事态。因此，实质性真理的概念可以等价替代综合真理概念，而不带有分析性概念内涵的负担。

必然：康德的必然性概念非常特别，它是在认识语境下被定义的，并被刻画为先天性的一个“标志”（B3）。但和许多哲学家一样，康德在效果上承认认识上的先天性和模态上的必然性是同外延的：一切先天知识都关于必然真理，而一切必然真理都被先天地知道。因此，为了外显地标志对数学和物理学真理的模态地位，认识概念的必然性可以被模态概念的必然性替换。

真理：在康德青睐的表达“先天综合判断/认识”中，“判断”和“认识”是真值的承担者。这里将二者替换为“真理”的动机是将真值的承担者中立化，使其适用于判断、知识、信念、命题和陈述等不同项目。诚然，康德的先天综合认识概念并不蕴含其相应的命题之为真，但康德在科学的现实性理论中承诺了科学命题之为真，因为他将先天综合命题的现实性和正确性等量齐观（A209/B254）。综上所述，用“实质的必然真理”代替“（现实的）先天综合判断”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三 形而上学命题与因果模型假定

这一三维参照系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机制，是因为它可以剥离层层包裹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派的历史外壳，显露出彼此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实在主义形而上学、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实质的必然真理构成了三个共时性选项。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派取舍各不相同，但都选择了其中两者，而放弃了第三者。经验派接受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而拒斥实质的必然真理，理性派接受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实质的必然真理，而拒斥经验主义认识论，康德派则接受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质的必然真理，而拒斥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显然，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派这三家的取舍保证了这三种立场是联合穷尽的，而且是相互排斥的。

这一参照系在最开始就没有厚此薄彼地将后起的学说视为对先发学说的批评和超越，而是将所有的学说都视为是对同一个问题系统的不同回应。这在程序上涤清了进步主义和目的论，只留下了三种持有不同命题的哲学立场。这使得我们可以将革新和折中理解为对命题取舍的异和同。一方面，康德和经验派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承诺，以及理性派对实质的必然真理的承诺，都表明了康德对既有学说的继承，这种继承公正地对待了康德哲学中的折中主义。另一方面，康德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共同承诺的形而上学实在主义的拒斥，则集中体现了康德哲学的革新，这种革新公正地对待了康德哲学中的激进主义。同理，我们也可以说经验派和理性派各自对其他两派有所折中和创新，因为它们也都和其他两派持有相同和相异的命题。

上述三维参照系在学说的论题层面描述了理性派、经验派和康德取舍的异同。康德哲学以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为灵感来尝试哲学革命。康德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假定，我们的所有认识都必须遵照对象”，“因此，人们可以尝试……假定对象必须遵照我们的认识”（Bxvi）。上述假定层面的转变显然是在历史性话语中被描述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在系统性意义上理解康德的历史性革命呢？

在1772年写给赫兹的著名信件中，康德声称形而上学（此处指纯粹理论哲学）中的秘密是表象和对象关系的根据问题（AA10：130）。“根据”概念说明这就本质而言是一个表象（认识）和对象之间的因果问题。如果这一因果问题对其他问题具有支配性，那么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也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这一关键问题。事实确实如此，而且这三者各自的取舍分别对应了理论上三种可能的因果模型。

经验派的取舍承诺了模型（i）：对象使得表象成为可能。客观实在按照因果性刺激了人的感官，从而形成了各种经验表象。这些经验表象可以进一步形成经验概念，这些经验表象和经验概念构成了认识的基础。理性派的取舍则承诺了模型（ii）：某共同根据使得表象和对象的关系成为可能。理智的知觉或天赋的概念可以把握客观实在，这种把握自身没有任何因果性。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则因果地依赖于上帝，即上帝安排好了表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或此关系所遵循的律法。康德的取舍则承诺了模型（iii）：表象使得对象成为可能。人的感性形式和知性概念作先天的主体根据规定了显现之物，这使得显现之物呈现出时空和因果等秩序。这种全新的先天规定性要求显现之物只能是表象。

由于（i）（ii）（iii）这三种模型之间不能相互还原，而且有条件地联合穷尽，因而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派在假定面上选择的也是逻辑上仅有的三种因果模型。而且这三种因果模型的逻辑关系直接对应了这三派哲学在基本命题上的逻辑关系。为了更加直观地显示上述要点，笔者以表1呈现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派在命题层次和假定层次的抉择和立场。

四 从康德的论证到不一致的三元组

对于三个哲学论题，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都取二而舍一。对于三种因果模型，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也都取其一而舍二。这些选择都是联合穷尽且相互排斥的。这些选择体现的整套结构是单纯的形式之美，还是具有内在根据？本文将会论证，此中的命题取舍和立场分殊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偶然，而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更重要的是，康德自己对此就有极为深刻的洞察。

康德对反实在主义形而上学的皈依，对哥白尼式因果模型的发明，之所以能吸引各种进步主义和目的论叙事，主要在于人们相信，康德通过一系列论证成功地反驳了经验派和理性派。在这些论证中，有一种与上述参照系直接相关的论证形式在康德作品中反复出现。首先，这一论证形式作为“从几何学出发的论证”在“先验感性论”A46-59/B64-66中得到最为详尽的发挥。此外，其要点还在18世纪90年代一系列“反思”（如R6349、R6350、R6355、R6356、R6357、R6358和R7356等）中被反复表达。这事实上是晚期康德最为倚重的论证形式。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康德在这些地方多以经验派为对手，因而他的论证只参照了形而上学实在主义和实质的必然真理这两个问题，使用的语言也是自在之物和先天综合命题。但依照上一节的定义，康德论证可以呈现为一个混合假言三段论：

（P1）若形而上学实在主义为真，则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为假。（归纳的有限性论题）

（P2）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为真。

（C3）形而上学实在主义为假。（从P1和P2，通过否定后件）

但是，由于经验派和康德共同承诺了经验主义认识论，因此后者构成了双方的隐含假定。一旦我们将处于论证背景中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前景化，那么康德的基于二维参照系的原初论证可以重构为基于三维参照系的反实在主义论证，其论证形式也从一个假言三段论扩展为复合三段论（polysyllogism）：

（K1）若形而上学实在主义为真且认识论经验主义为真，则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为假。（归纳的有限性论题）

（K2）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为真。

（K3）形而上学实在主义和认识论经验主义至少有一个为假。（从K1和K2，通过否定后件）

（K4）认识论经验主义为真。

（K5）形而上学实在主义为假。（从K3和K4）

那么，康德的这个论证决定性地反驳了经验派和理性派吗？这个论证的逻辑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可靠性取决于其三个前提（K1）、（K2）和（K4）。其中前提（K1）可以被称为“归纳的有限性论题”，即我们通过归纳法无法得到真正普遍而必然的命题。这一条件句形式的论题并非只被经验派所尊崇，同时被理性派和康德（几乎所有近代哲学家）所共同承认。虽然（K1）这一前提对于论证必不可少，但论证可靠与否的关键是看（K2）和（K4）这两个命题是否为真。

极为有趣的是，尽管康德以此论证作为批判其对手的工具，但这个论证同时包含了重构并支持其对手立场的丰富资源。理性派导向了拒斥认识论经验主义的逻辑结论，对于其立场的论证可以类比地被重构如下：

（R1）若形而上学实在主义为真，且认识论经验主义为真，则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为假。（归纳的有限性论题）

（R2）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为真。

（R3）形而上学实在主义和认识论经验主义至少有一个为假。（从R1和R2，通过否定后件）

（R4）形而上学实在主义为真。

（R5）认识论经验主义为假。（从R3和R4）

同时，经验派导向了拒斥实质的必然真理的逻辑结论，对于其立场的论证可以以新的形式被重构如下：

（E1）若形而上学实在主义为真，且认识论经验主义为真，则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为假。（归纳的有限性论题）

（E2）形而上学实在主义为真。

（E3）认识论经验主义为真。

（E4）形而上学实在主义为真，且认识论经验主义为真。（从E2和E3）

（E5）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为假。（从E1和E4，通过肯定前件）

就论证的逻辑形式而言，这三个论证都是有效的。就命题的真值而言，各方共同承认归纳的有限性论题，却无法在其他三个问题上达成任何共识。在此基础上，上述论证形式及其有效性表明，认识论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实在主义和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这三个论题构成了一个不一致的三元组（inconsistent triad）：这三者不可能同时为真，欲择其二则必弃其一。

这个不一致三元组可以更形象地可视化为一个三角形，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直观而有趣的结论。三角形有三个点，它们代表了认识论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实在主义和实质的必然真理的存在这三个论题。三角形中的三个边分别连接两个点，它们代表了经验派、理性派和康德派三种哲学立场。每条边穿越两个点而不可能穿越第三个点，这代表了每种哲学立场选取两个论题且必然舍弃第三个论题。

五 理论美德视野下的不一致的三元组

从上文可见，三种立场的是非取决于三种论证的安全性，三种论证的安全性又取决于三个论题的真假。由于这三个论题仍旧保持开放性，因此对它们的取舍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真理问题，还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选择问题。一个理论可以通过准确性、解释力、经济性、直觉性等美德来衡量。本节将在理论美德（theoretical virtues）的视野下来分析上述不一致三元组，这可以在更深刻的方法论层次帮助我们理解康德及其竞争对手。

以康德哲学为归宿的近代哲学史书写之所以大获成功，主要在于它给人一种印象，康德吸收经验派和理性派之长，避免了二者之短，仿佛康德对两派的超越没有任何损失。第四节的论证就可以用来为这种诠释进行辩护。康德和理性派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在开始处都承认了确实存在实质的必然真理作为被解释项。康德和理性派对这一被解释项的承诺和对归纳的有限性论题承诺的合取直接形成了一个否定后件式。与之相反，经验派承认归纳的有限性论题及其前件，二者合取直接形成了一个肯定前件式，作为逻辑后果而不承认有如实质的必然真理这样的被解释项。

因此，理性派和康德的相同之处是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更加亲近。康德和理性派分道扬镳之处在于二者诉诸不同的解释项来解释实质的必然真理。在此，康德和经验派隐蔽地结成了联盟。康德和经验派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不相信在经验主义认识论之外有任何严肃的替代方案。对解释项的援引和使用需要符合特定的认识规范（epistemicnorm）。康德和经验派的共识是拒斥诉诸类似于柏拉图主义的神秘直观或理性洞见。

由此，康德哲学的折中主义和历史进步主义就得到了辩护。对康德而言，经验派在认识上合法，但并不充分。理性派在解释上充分，但并不合法。似乎只有先验哲学同时满足了解释充分性和认识合法性这两个元哲学的理论约束。

但同时我们明显看到，康德在上述不一致三元组中不可避免地放弃了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现在的问题是，这是一个忽略不计的代价吗？事实上，不仅经验主义认识论、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实质的必然真理也都可以被视为理论选择中的可欲之物（desiderata）。由于理性派承诺的理性洞见会诱导难以接受的神秘主义和狂热主义，因此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价值在于遵守认识规范。由于纯数学和一般物理学的先天性截然区分于经验认识的后天性，实质的必然真理的价值在于高扬科学尊严。由于对物理世界的客观独立性认可是一种缺省的立场，因此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吸引力在于符合理论直觉。

理性派、经验派和康德派所面临的选择困境的实情是：认识规范性、解释充分性和理论直觉性这三种理论美德无法得兼，放弃任何一种都会付出相应的理论代价。经验派拒斥了承认实质的必然真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削弱了解释力量，理性派放弃了认识论经验主义，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违背了解释规范。康德也不例外。康德摧毁了实在主义形而上学，他付出的代价是扭曲了理论直觉。

事实上，康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时间的观念性这里，康德完全清楚会有读者“不习惯于这些考察”（A36/B53）。在空间观念性这里，康德发现一些人即使“不知道有任何令人信服之物”（A38/B55）仍然在反对。而在范畴这里，康德更是坦率承认知性为自然立法的想法确实是“古怪的”（A114），甚至听起来是“夸张的”（A127）和“矛盾的”（A127）。

但是，康德自己在两个方面舒缓了理论反直觉性的压力。首先，康德相信他的一系列反实在主义的论题违反了理论直觉，但他仍强调自己为此提供了一个逻辑融贯的论述，使之变得可以充分理解。比如康德认为自己对知性如何为自然立法这一“谜题”提供了一个“解答”（B163）。而且康德允诺，我们一旦接受了他的论述，知性立法的思想就会变得“明显”（A123），人们也不会对此“感到震惊”（A114）。

更重要的是，康德认为理论符合直觉并不总是善，它有时也是恶。康德将认识服从对象的因果模型诊断为一种长久以来的假定（Bxvi），一种“被接受的程序”（Bxxii）。之所以如此，恰恰就是因为实在主义携带的直觉性被固化为了深层信念，限制了对其他理论可能性的想象。正是这种假定和程序导致了哲学家们对实质的必然真理的一系列解释失败。

有鉴于此，康德才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楷模，要求对“至今的形而上学程序”发动“完全的革命”（Bxxii）。这种革命绝非仅仅是对哥白尼亦步亦趋的效仿，即在因果关系模型上使得对象服从于认识。更重要的是，康德从“哥白尼的最初思想”那里洞见了指导哥白尼革命的方法论：在一种假定带来的“解释就无法顺利进行之后”，尝试另一种假定“是否可以更好地成功”。（Bxvi）简言之，科学的进步在于解释的进步。科学的方法在于将解释成功视为衡量理论或假定成败的试金石，用解释上的可见成功来倒逼不可见假定的改变。康德据此制定了改革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标准，这一见解甚至使得康德宣称“这项批判是一部关于方法的书”（Bxxii）。正是由于康德将解释力提升到至高地位，在认识规范被满足时，直觉性这一理论美德必须让位于解释力这一理论美德。

现在，我们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去总结康德哲学革命中“思想方式变化”的三重意蕴，由此全面理解康德的真正个性。第一，这种思想方式的转变是在学说层面的一种形而上学立场的变化。康德拒斥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转而拥抱了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第二，这种思想方式的转变是在假定层面的一种因果模型的转换。康德拒斥了另外两种表象和对象关系的因果模型，而接受了表象使得对象成为可能的因果模型。第三，这种思想方式的转变是在方法论层面的理论美德权重的转变。在康德这里，对理论解释力的需求压倒了对其直觉性的需求。因此康德将解释力视为衡量上述立场和模型转变正确与否的标准。这是康德哲学的激进主义的真正内核之所在。

《德国哲学》是由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省哲学史学会联合主办的专门研究德国哲学及相关问题的学术性刊物。1986 年至2001 年刊物由张世英先生任主编，洪谦先生、贺麟先生和熊伟先生为顾问，对推进中国的德国哲学及外国哲学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影响广泛。《德国哲学》为CSSCI（2023-2024）收录集刊，现任主编为邓晓芒、舒红跃。刊物创办30 多年来的历史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当代中国学人研究德国哲学的历程和成绩，国内从事外国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研究的主要专家学者几乎都曾在《德国哲学》上发表过重要论文，刊物也为年轻学子提供了窗口，培养了一大批学术新秀，起到了学术传承的作用，对推进德国哲学乃至外国哲学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中国乃至外国哲学界都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