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故事：论民族志写作（第2版）

[美]约翰·范·马南(John Van Maanen) 著

李庆 译

2024年5月

ISBN：978-7-5228-3472-6

近些年，我对各类学术团体发表过一些讲话，也宣读过一些论文，这些团体对民族志的过去与现在的熟稔程度不一，而这篇结束语也是从这些不值一提的讲话和论文中拼凑得来的。无论是讲台上的口头展示还是案头的书面工作，我都想要尽量传递这样一种精神，它富于想象力、创造力，还带有一丝颠覆性，这样的精神能最大程度让民族志写作充满活力。然而好的意图常常也只是意图而已。在听过或者读过我不吐不快的那些话的人中，就算不是大多数也有不少人受到我之所想的感染，只是认为民族志项目从雏形开端到杀青收尾，要想成功完成非常困难。而这篇文字却不会在这方面使大家得到任何安慰。民族志从来就远非易事。但我确实认为，其中一些困难和挑战——经验上、概念上和文本上的诸多困难——会因时而异。有的旧问题会逐渐消失，随之出现新的问题，而这些就是我在此深深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自《田野故事》20多年前出版以来最戏剧性的变化是，更加开放和现代的观念显著涌现并传播开来，文化被视为一种建构（和理解）——无论深厚或浅薄——其主体是进行自我认同的所有群体。除非与世隔绝，不然今天的所有人都离不开文化，而且似乎更有可能从多元文化中汲取意义。因此，我们鲜活的民族志故事既有关于异国外来文化的，也有关于本土外来文化的。建立、维持、理解和质疑文化的主体可以是创造身份认同的印度尼西亚人，是日本的摩托车党，是美国的“第二人生”爱好者，是高街的巡警，是同行评议小组的学界精英，是上东城的门房，是来自“星球金融”的华尔街证券交易员，也可以是那些不幸被外星人绑架又幸运回到我们中间的地球人。

对民族志学者而言——无论资深行家还是新手——为谁研究文化是他们所认定的存在价值，是他们最基本的专长，这会创造巨大机会。在社会科学中跨越学科，在民族志前添加的形容词——如城市的、教育的、医学的、组织的、法律的，等等——将持续增加并更加多样。在人文学科中，文化研究项目繁荣发展并不断扩大；写作、新闻和大众传媒项目虽然有本专业的媒体民族志，但也将民族志视为创造性纪实文学的一种形式；民族音乐学家开设田野方法论课程；历史学家思考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某个群体对另一群体不同寻常又问题重重的研究所处的各种背景条件。所有这些都使得更多的话题选择、叙述结构、概念框架、田野研究实践、认识论研究能为田野研究者所用。简而言之，民族志已经完全跳出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相对狭窄、一板一眼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逐渐形成并分化为更小但充满活力的研究方向。

当然，这紧接着也带来了问题，即无论是谁，要怎样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并熟知如此体量巨大、不断分化且还在不断扩充的文献资料呢？整体上而言，民族志行业现如今更加壮大，包括不断涌现的权威性专著、详尽无遗的文献综述、方法手册、关于概念和理论的百科全书、元批评论述、特定主题的选集、卷帙浩繁的工具手册、公认和半公认的期刊出版物、无数学术团体主持的正式演讲和论文宣读、线上出版物、博客、主题性的聊天室、留言板、论坛、社交网络站点，等等。由于可能相关的材料铺天盖地，新理论、新问题、新主题、新概念以及对以前研究的新批评每年都层出不穷，如果要问人们如何能通盘了解所有内容而不至于噎着，则答案是谁都不可能。看起来人们能尽力做到的是，有选择地追求和培育潜在相关研究中不断减少的那一部分，这是最重要的，而对其他部分采取一种善意忽略的态度。

这就是说，我在《田野故事》一书中采用广义上的调查方法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其承担的范围和复杂性会是难以想象的。我在撰写《田野故事》时主张关于民族志的民族志（或“任何你能做的我也能做”）态度诚然显露出特定时代的自负感，但相对还比较低调，如果是在今时，则有可能会非常夸张，这一领域分化和扩充的情形也是如此。我想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要通过这篇简要的后记，对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民族志学者当下思考并开展研究的若干种方式进行评说。有的变化显而易见，而有的却不然，但民族志——要是按照我的结论——作为一项事业仍然有口皆碑，并非所有曾经牢不可破的都化为了乌有。

这篇附加的文章是讨论式的，探究的是民族志的历史和现在，文章开端简要回顾我在撰写《田野故事》时大致依据的文学视角，并探讨为何这一视角即便不算被漠视至少也被许多社会科学家限制。接下来我会探讨田野中和案头的民族志研究——经由经验和概念的语境进行塑造和充实——经年累月发生的改变（或仍旧未变）。我在此简要提及了新出现的几类体裁或故事讲述风格，而这些在《田野故事》中只寥寥数语，或根本只字未提。最后我提出，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规范和形式围绕着民族志研究实践，但在我看来，其中仍然存在着一种连贯性和稳定性。

关于阅读和写作

任何研究事业的一般真理——民族志也是如此——都是通过我们与他人交流来实现的，而交流则意味着我们想要改变读者的观点。从这个视角出发，对任务的表述有点在玩弄辞藻。我们试图说服他人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对一些事情有不同寻常的理解，最起码是将事情表征出来。这就是说，我们写作的设计意图或明或暗地都是为了说服他人，我们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因此他们应该注意我们所说的东西。

事情由此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如果谈到写作，即便不是全部，也有很大一部分社会科学文献相对来说是三缄其口的。虽然文献中详细论述了研究发现、理论和方法，但很少关注这些不同的写作文本如何达到让人信服的目的。既然有的写作相较其他写作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反响（改变了观点）， 那么追问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如此成功（和失败）的背后隐藏着何种作者风格（和立场）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民族志学者关注这类主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田野故事》中也叙述过，经典研究遭到抨击（和得到捍卫）， 叙事实验得到开展（和遭到反对），表征形式发生改变（和遭到批评），田野研究意图彰显（和重申），理论网络支离破碎（和重新构建）。《田野故事》出版之时，正是讲究做派的民族志界进行文本批判和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在这些争论中，一些人还没有退却，民族志依然步履蹒跚地前行——甚至有所拓展——尽管（或者可能正是因为）许多实践者树立了相对敏锐的文本意识。提升社会科学领域中民族志圈子之外其他人的文本意识，在我看来好比是尽力让“泰坦尼克号”重见天日，因为这常常导致“何苦呢”之类的反应。大家普遍不愿意认真看待写作，认为写作不过是束手束脚、直截了当、相当乏味的一种负担——类似扫尾工作，具有纯分析性，是在事实确定后才开展的一项活动，与田野中的叙述惯例或作者的选择和风格没有多大关系。这种态度既短视又糟糕，但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来说，就社会科学而言，如果要问某个文本是如何引发读者的某种反应的，因为还不能明确检验文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依然百思不得其解、难以接受。文本研究就像一个盲点，我们中大多数人所受的训练是通读文本，以此了解文本代表的世界，而不是检验文本体现的写作特点。毕竟，社会科学家几乎不会经受这类训练或具备分析暗喻、破译比喻、辨别语态或检验修辞手法的能力。文学实践是一片未知领域。句法并非语法，而更像是某个烟民或法国酒鉴赏家有可能付钱买的东西；词汇也不是特定语汇，而是那些右翼政治专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在文学系继续我们的工作了。

不过，即使我们知晓并关注这类问题，对文本进行周密分析或许看起来仍有些怪异，因为这与我们想当然应该要做的事情自相矛盾。我们应该前去开展研究，或是查阅相关社会研究文献，了解其具体内容有可能在哪些方面使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学术兴趣和项目，并能加以指导。如果有人只想 在一旁坐着，查查民族志报告中对反语和讽刺的运用，或是查阅人口生态学或网络研究中的情节和次要情节（如果有的话），会看起来有一点奇怪。社会科学家应该到现场去开展研究，而不是待在图书馆对我们学术研究的用词和文本做一些外行或不动脑子的“文学评论”。

即便这些疑虑得到澄清，这样的研究一眼看去可能仍然会让人感到有点尴尬，也不值得费这番功夫。对简·奥斯汀（Jane Austen）、索尔·贝娄（Saul Bellow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或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或其他任何公认的文学名家) 等人作品的叙述结构、人物塑造技巧、情节主线和作者型叙述声音进行解码是一回事，而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单调乏味、循规蹈矩的研究操心同样的事情完全又是另一回事，这些研究者熟知现行理论，肯定会通过完善的方法大量收集事实，以此建构文本来达到效果，并运用清晰、朴素的语言，展示某种类似没有风格的风格。

也有可能是，这种沉默和好奇心的缺失基于一种模糊而未经细究的感觉，即如果一旦开始详细审视那些由重要和一般研究拼凑起来的方式，我们可能不会喜欢看到结果——会害怕一旦详细审视对意象、措辞、暗指、类比和权威主张的运用，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文学强辩或作者欺骗的现象，将削弱我们对研究结果和理论价值（和真相）做出任何断言的能力。如果风格真能使研究报告起到重要的说服作用，那么我们就无法战胜这种具有破坏性的相对主义，从而沦落为词汇游戏的玩家，陷入与诗人、小说家和呆愣的回忆录作者相同的“语言桎梏的牢笼”中。这样看来，最好是学可怜的鸵鸟，还是不要去审视为好。

当然，如果我真把这些论断当回事，《田野故事》一书也就不可能问世。不过对研究文本进行一些基本的文学阅读，想必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更优秀的读者。毕竟，作为有一定声望的学者，我们所做的工作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阅读。而且，我们中大多数人会欣然承认，我们在写作和无休止地修改研究报告——来自民族志领域或其他领域——上花费的时间，与在收集写作可能赖以为基的经验素材上花费的时间相比，不说更多，至少也不会少。既然写作和阅读占据了研究工作这么大的一部分，不对这些日常工作好好审视一番，似乎也不明智。有人声称，我们中间没有“真正的作家”，因此不必担心作者是如何创作文本的，但经验和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的领域有不少作者令人信服、风格独特，他们写出了一些极具说服力的文章。在此简要介绍一些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者，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欧文·戈夫曼、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安东尼·吉登斯、克利福德·格尔茨——还有很多其他人，可能社会科学特定子领域的读者会更加熟悉。这些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作者，有的作者毫无疑问还是我们最初进入这个领域的引路人。要归咎于他们吗，或许吧，但是他们的作品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还有一个误导是，担心一旦审视文本的修辞，就会导致船被弄沉，丢弃货物。我们也不需要如此小心翼翼。要真的持这种立场，就好像认为文学评论终将摧毁小说一样。文学评论已存续有年，其所提及的文本，至少部分开放的文本仍然具有价值，而我们如今在阅读这些文本时，比过去更加了解内容，也存在更多疑问，同时会对该文本的含意有更多理解。我想这当然也是三十年来民族志所经历的情况。评论有好有坏，但至少可以这么看，批评通过许多方式使小说得以改进（或至少得以改变），我认为民族志也同样如此。

因此，无论研究领域为何，仔细审视写作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接下来论述的内容要以这些原因为支撑和依据。虽然我关注的是民族志的文本变化和稳固性，但我认为对其他领域采用同样方式也会非常有益、具有价值：文学视角如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一个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许也能对其他领域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