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矛盾与选择：多元化家庭情境中的社会工作实务研究

姚红 著

2023年12月

ISBN：978-7-5228-3077-3

生育矛盾（Childbearing ambivalence）通常被定义为关于生孩子的矛盾愿望。这一概念已经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学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成为解释生殖欲望和生育行为不一致的有用工具（Higgins，Popkin and Santelli，2012；Yoo，Guzzo and Hayford，2014）。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生育矛盾所引起的焦虑情绪的影响，即本书中的生育焦虑。研究表明，对生育的矛盾心理与避孕药具的使用减少和不一致有关（Campo，Askelson，Spies and Losch，2012；Huber，Esber，Garver，Banda and Norris，2017；Yoo et al.，2014），并可能导致孩子出生体重值较低（Mohllajee，Curtis，Morrow and Marchbanks，2007），以及更高的流产率（Santelli，Lindberg，Orr，Finer and Speizer，2009）。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谁可能表现出生育焦虑，许多研究暗含将生育矛盾视为一种静态状态的基调，与个体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或社会心理特征相关联，或者与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相关（Higgins et al.，2012；Miller，Jones and Pasta，2016；Withers，Tavrow and Adinata，2011；Yoo et al.，2014）。

在本书中，笔者试图超越将生育矛盾视为静态概念的传统观念，而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更好地理解生育矛盾引发的社会心理影响，即生育焦虑。首先，我们要将生育焦虑视为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将它视作男性和女性随着生活和关系变化而频繁经历的一个情感体验过程。然后，我们要探讨如果生育焦虑是动态的，是什么因素预测了矛盾情感的波动，并更深入地掌握这些动态情感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生育矛盾的含义。实用主义理论认为，基于生育矛盾的心理状态常常是可变的，依赖家庭环境，并受到不同社会中生育文化的影响和制约（Joas and Beckert，2002）。根据这种观点，生育矛盾即为动态的和情境性的，需要通过纵向方法来更好地理解。

回顾生育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它是一部文化、技术和情感的协奏曲。20世纪80年代后，辅助生殖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体外受精、捐精冻卵、基因筛查等生殖医学新技术不断冲击着生育的具身性体验（Inhorn and Birenbaum-Carmeli，2008）。医学人类学家最早注意到生殖技术对个体情感、医学伦理、亲属关系和社会文化的挑战（Almeling，2015；Franklin，2022），主要以女性为研究对象，涵盖受孕过程的人为管控、生殖细胞捐赠的异化、跨境生育旅游和生殖医学中的消费主义等议题（Almeling，2007；Takhar and Rika，2019；Thompson，2005）。90年代后，生育社会学对父权社会中的女性“非意愿不生育”展开文化解读，近年来则多采用夫妻互动视角研究生育的社会意义，将议题延伸至男性不育、女性生育权利、辅助生殖医疗不平等、非传统家庭建立等（Mamo，2007；Miller，2011）。另外，亲职实践研究将生育焦虑带入“生育—抚养—教育”的连续谱，涉及父职参与、密集型育儿和代际合作育儿等话题（Hays，1996；Hochschild and Machung，2012）。目前，生育矛盾、生育焦虑研究不再限于在生殖治疗情境中，更看重生育过程与婚姻家庭、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

国内生育矛盾、生育焦虑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更为主流，从经济、社会、家庭、制度和文化规范角度分析生育意愿/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高昂育儿成本（王志章、刘天元，2017；郑真真、李玉柱、廖少宏，2009），住房负担（靳天宇、刘东浩，2019），人口流动（宋健、陈芳，2010），婚育年龄推迟（郭志刚、田思钰，2017），家庭支持弱化（钟晓慧、郭巍青，2017），母职惩罚（许琪，2021），托幼资源不足（洪秀敏、朱文婷，2020）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杨晓锋，2019）等。这类研究从结构角度解释了“不生少生”，却忽略了造成生育焦虑的关键因素本身的复杂性（郑真真，2021）。第二类研究则更加微观，注意到了生育决策过程伴随着复杂且矛盾的情绪体验（赖立里，2017；余成普、李宛霖、邓明芬，2019；邢朝国，2020）。随着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和婚育观念转变，个体的生育决策中“愿”、“敢”和“能”相互纠缠，这对生育焦虑的理论构建和测量方法均提出了新挑战。在社会生活中，个体对生育的矛盾情感汇聚，最终形成社会成员共有的“内生性低生育”的社会情绪（穆光宗、林进龙，2021）。

生育不仅仅是一个分娩的行为，还是一个涉及意愿、行为、资源和结果的实践过程。从生理角度看，女性在孕育生命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从社会角度看，夫妻均是生育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当生育的愿望、行为和资源之间存在矛盾、紧张关系时，就会产生生育焦虑。更重要的是，生育焦虑是医疗情境、婚姻家庭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涵盖了个体的心理反应和社会情感。因此，我们可以将婚姻和育儿视为重要标识，将育龄期分为已婚未育、已育夫妇（一胎、多胎）和不孕不育三个阶段，以探讨生育矛盾之下引发的生育焦虑的核心内容。如图1-1所示，育龄夫妇的生育焦虑可以分为三类：生育观念焦虑、生养成本焦虑和生殖能力焦虑。在特定的育龄阶段，这三种焦虑相互交织，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夫妻。家庭生命周期中，夫妻对于“要不要生”、“生多少”和“能不能生”的矛盾情感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特别关注夫妻之间矛盾情感的互动。

如图1-1所示，笔者在本书强调生育焦虑应该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个体情感又是社会情绪。个体矛盾情感和社会消极情绪相互影响，不断涌动并最终汇聚成了一种社会情境。作为个体情感，生育焦虑主要体现在育龄夫妇因生育问题而产生的矛盾情感上。作为社会情绪，生育焦虑体现在不同队列的育龄人群中，因文化、制度和结构等因素，围绕生育问题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上。个体矛盾情感在围绕生育问题的社会情绪的作用下汇聚形成社会消极情绪，这些社会情绪进一步影响个体矛盾情感。

本书结构

（节选自本书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