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

我对赤脚医生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在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研究生期间。受南大历史学系、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研究氛围的影响，我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毕业之后能出国读书。当我准备开始撰写研究计划时，我非常清楚在海外从事纯粹的社会政治史课题研究将会遇到的挑战，尤其是在资料收集方面。我也考虑到自己出生、成长在农村，具备分析农村社会所需的常识和直觉，这可能会成为我的优势。因此，我想找一个1949年之后具有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同时又相对中性的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课题。

为此，我开始在图书馆查阅文献，冥思苦想。在某个傍晚，我从南苑食堂吃完晚饭，出了大门走到汉口路，路上边走边想，过了小粉桥，转到中山路上时，突然脑海中闪现出赤脚医生这个题目。我如获至宝，兴奋不已，因为它基本上符合了我所有的选题标准。首先，赤脚医生作为“文革”时期的“新生事物”，属于广义的社会政治史研究范畴，符合我的研究兴趣；其次，作为一场医疗卫生运动，赤脚医生属于相对中性乃至具有积极意义的选题，这便于我在国内从事调查研究；再则，赤脚医生自1960年代末以来一直扎根中国农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到2000年前后，赤脚医生制度在有关1990年代末医改的讨论中被反复提及，因此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最后，赤脚医生是我自幼农村日常生活和记忆中的一部分。在确定选题以后，我于2001年暑假正式开始收集资料，撰写研究计划。

2002年7月，我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学习，英文文献的阅读、系内包括论文委员会在内的诸多老师的研究风格、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的理论课程，以及东亚所和亚洲所的众多讲座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使我初步了解英文学术界的研究方法、写作风格和评判标准。我开始朝着社会医疗史和社会政治史的方向努力，并初步勾勒出日后的研究方法——从长时段和自下而上的视角，运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得的档案、地方志和口述访谈等资料，借鉴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建构分析框架，进行实证研究，尝试从中国的案例分析中做出理论贡献，并为理解当前中国社会重大医疗卫生议题提供新的历史阐释。这种研究方法也是我在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医疗、卫生和流行病史研究中一直坚持采用的。

着手这项研究之初，我系统地梳理了中英文学术界关于赤脚医生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研究文献。这些研究高度一致地认为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通过大力推广低成本的中草药（“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和中西医结合，赤脚医生为改变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医疗卫生问题的典范。然而，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我对这种观点中关于中草药和中西医关系的表述表示怀疑。我1970年代出生在具有丰富草本植物资源的浙西山区，但我鲜有童年时代服用中草药治病的记忆，相反更多的是赤脚医生提供的西药。同时，我认为现有文献在分析逻辑上存在缺陷，因为它将中医与西医在中国农村的结合和发展视作一个静态或理所当然的过程，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一个中医和中草药主宰的中国乡村医疗世界中，西医作为外来的医学是如何进入乡村与中医结合的？这种观点也无法解释中草药既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所依赖，又在赤脚医生运动期间为政府大力推广，为什么到1980年代初期却慢慢淡出了乡村医疗世界。

这种基于生活经验和逻辑分析的疑问促使我不断地思考论文的问题意识。在随后几年中，我在阅读、写作和田野调查中反复来回，逐渐明晰论文的研究主题——在自1920年代中西医论争以来的漫长历史脉络中，西医作为现代医学如何进入中国乡村社会，在科学化、体制化和职业化方面影响和挑战中医，最后实现乡村医疗卫生的转型？

与问题意识的思考同时进行的是如何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在研究方法上，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进行一项全国性的研究，其中最为直接和现实的原因是时间和经费都相对有限。从研究本身来看，赤脚医生运动是一项高度同质化的全国性运动，摊子铺得太大反倒可能浮于表面，浅尝辄止，倒不如细致地解剖一只麻雀——深入中国乡村社会的基层，针对某个乡镇进行一项长时段、微观史的深入研究。通过问题意识观照下的个案研究，在“大题小作”和“小题大作”之间来回穿梭。这样既能进行细致的个案分析，又能把握这场全国性运动的发展脉络，避免陷入因为过多资料和细节导致的所谓“碎片化”。我并不期望这种研究方法得出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从而解释这一时期中国各地的赤脚医生运动。实际上，因为中国的辽阔疆域所带来的差异性，一项实证性的研究也难以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

在具体的个案选择上，全国各级政府在1970年代都曾大力宣传各地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工作的先进样板，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制度和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制度，因为两者经1968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被认为是这两项制度在“文革”时期的发源地。但我认为这些典型和样板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超出一般水平的医疗和政治资源，因而它们不具普遍性。鉴于此，我对个案的选取遵循几个基本标准：首先，应为具有代表性的普通案例；其次，应有相对丰富的文字资料；再则，应拥有进行田野调查的社会关系网。最后，我须避开自己的家乡，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自身的生活经历在分析问题时产生主观影响，同时也确保访谈能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中进行，受访者愿意畅所欲言。

2003年底，我回到国内进行第一次田野调查，考虑到受访对象多为农民和基层卫生工作者，顺畅、自然的语言沟通至关重要，因为我是浙江人，所以我决定在老家之外的浙江某地选一个点。经过反复考察和比较，我最终选择了杭州市余杭县蒋村乡。该乡1996年被划归杭州市西湖区，现为杭州西溪湿地国家公园所在地。蒋村处于长江中下游湖网平原地带，在1980年代之前的疾病谱系涵盖了常见寄生虫病和传染病，例如血吸虫病等。在文字资料方面，余杭县在民国时代即为浙江省政府所在地，具有相对丰富的省、市、县政府各个历史时期的档案材料。我也花费大量时间翻看了浙江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阅览室馆藏的浙江各市县地方志，发现余杭县的地方志也非常丰富，而且编撰质量较高。同样重要的是，我在蒋村和杭州有熟识的同学和朋友。在确定以蒋村为个案研究的同时，我也计划关注整个杭州市下辖七个县的赤脚医生运动，希望在确保个案深度的同时，拓宽研究的地域视野，从而呈现历史研究的厚重感。

在蒋村，当我向同学吴月根说明来意后，他马上说带我去见“阿宝先生”（本书的主人公之一陈鸿庭），就这样我在陈家的百年老宅中（也曾是陈家早年的私人诊所、1950年代以后蒋村联合诊所所在地）正式开始了田野调查工作。我在蒋村和杭州市其他县进行的访谈收获是巨大的，这些访谈成为我进行长时段、微观史研究的最基础的资料，也为刚入门历史研究，依赖文本材料的我提供了丰富的灵感，那种兴奋难以言表。这些受访者从不同的身份和视角向我讲述了他们所经历的那场运动，其中赤脚医生和公社卫生院医生属于运动的亲历者，卫生局和乡村干部是地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普通村民是这些政策的受惠者，下放知青则提供了短暂的乡村过客的叙述。因为各自经历、文化程度，甚至身体状况的原因，每位受访者口述回忆的逻辑性和连续性都不相同。我也没有期望每位受访者都能提供逻辑严密、前后连贯、自成系统的叙述。我想这是我作为研究者的责任——分析和判断这些口头叙事，将它们放在一个严谨的分析框架中，向读者呈现我对赤脚医生运动的逻辑叙述。

2004年夏天，我结束了在国内的第一次田野调查。这次研究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内涵。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从这以后一直到2011年，我平均每年两次回到蒋村和杭州进行田野调查。随着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每当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疑问，我可以迅速向受访者打电话求教，请他们详细解释。

与口述资料一样，文字材料是这项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翼。毫无疑问，地方档案是最首要的来源。我最初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透过材料的意识形态色彩发现其背后的真正信息。长时间“浸泡”在材料中，我逐渐发现剥离那些极富时代特色的表述后，基层档案仍能清晰地呈现出赤脚医生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历史脉络，也揭示了这场全国性运动所面临的现实困难。而档案文献和田野访谈的对读，则呈现出制度设计和基层实践之间的张力。地方报纸和各种官方出版物也具有与基层档案类似的特征和价值。

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出版的大量地方志也是这项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些地方志的编撰者多为相关政府部门的退休干部，在编写过程中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因而地方志能提供较为详细的史料和数据。也因为编撰者的不同文化水平和专注程度，各种地方志的质量各不相同。如前所述，我在确定田野调查选点之前，已经做过大量功课，所以在这方面不存在太多问题。同时，我在蒋村非常幸运地获得一些受访者保存或编写的地方和个人材料。例如，赤脚医生洪景林提供的1971年蒋村合作医疗开支明细表启发我分析赤脚医生制度推行后的技术分层和医疗协作，这为我提出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哑铃型”结构的概念以及解释其演化过程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在建构分析框架方面，我试图从医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中获得启发。系内老教授吴振强对我的研究一直非常关心，经常提醒我不能援引某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从而成为某种理论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注释式研究。我对此深以为然，并一直坚持这是一项历史学的研究，而不是一项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尽管如此，我仍然尽可能地大量阅读相关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著述，这开阔了我在构建分析框架时的视野，诸如多元医疗体系、医疗科层制、医疗职业理论成为我观察和思考赤脚医生历史时的参照系。但我并没有将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制度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理论框架内展开分析。我的目标是进行一项严谨的实证研究，讲述一个有趣的历史故事，总结并呈现中国的经验。

总体而言，深度的田野访谈和广泛的理论阅读对我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较为遗憾的是受限于研究能力和发表压力，本书的结论部分写得有些仓促，没有把赤脚医生制度放在宏大而漫长的中国和全球社会医疗史和公共卫生史脉络中深入探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例如政治与专业技术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医学的关系、脑力和体力劳动分工，以及第三世界医疗卫生等。鉴于此，我在最近的几篇期刊论文中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初步探讨，希望以后能进一步深入。

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

方小平 著

董国强 干霖 王宜扬 译

2024年5月出版/定价89.00元

ISBN 978-7-5228-3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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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不但大批城镇医院的医生“下放”到农村，而且由上海近郊川沙县开始，被称作“我伲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的“赤脚医生”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落后乡村缺医少药的窘况，开启了中西医结合的尝试，建立了以社队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制度”，也创造了当代华佗孙立哲们的“神话”。事实上，赤脚医生还与社队干部、民办教师、农技员和大小队会计一起，构成了与道地的“泥腿子”们相对应的某种准知识、技术或管理阶层。本书通过口述访谈和文字档案还原了特殊时空背景下医患群体的集体记忆，也使中国医疗制度史的叙事更加全面。

方小平，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19—2020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研究中心驻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医疗、卫生和流行病史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史研究。

董国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史、社会史和医疗卫生史研究。

干霖，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王宜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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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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