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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讨论产品供给及实现条件，为研究传媒产品供给及实现提供指导思想。物质类传媒产品和传媒服务的生产劳动都属于生产性劳动，可以纳入到社会总产品。传媒产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第Ⅰ部类所生产的传媒物质类生产资料和传媒服务类生产资料的价值总和要等于第Ⅱ部类的生产资料价值。传媒产品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包括：各个部类或产品在一个周期的生产过程中有积累发生；传媒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传媒生产资料和传媒生活资料同时实现供给大于需求；单个部类中的传媒产品供给大于需求。传媒产品扩大再生产实现的必要条件是必须保证整个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得到补偿，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实现增量规模的平衡。

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作为毛泽东首部新闻文献，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百余年历程中一部“指导性著作”。既往研究侧重于阐发其内容文本蕴含的思想价值，相当程度上忽略了著作自身的历史。以出版史视角考察其问世背景、编排考量和实际效应发现：《文选》的出版，以改革开放后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路线为根本前提，以毛泽东著作出版方向的拓展和新闻事业全面改革的需要为充要条件；编排考量强调“特殊的重要性、科学性、严肃性”，彰显出从新从精从严的编排特色；最终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实际影响，不仅为系统学习研究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党的新闻工作传统提供了基础教材，而且成为新闻队伍加强政治教育、廓清“党性人民性之争”的思想武器，以及新闻界明确改革指导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指南。立足新时代语境对《文选》进行历史考察，有助于呈现党的新闻工作“指导性著作”的生成轨迹和完整意涵，揭示其与“新启蒙”思潮争夺文化领导权、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媒介环境下，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使命。论文勾勒了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从本土新闻传播实践到外来新闻理论移植、马克思主义引入再到本土化探索的历史进程，并结合对全国新闻院校“三大体系”建设的调查问卷分析，总结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成果和经验，剖析其中存在学科设置不合理、学术体系原创性不足、话语体系建构自主性欠缺等现实困境。基于这些分析，论文从中国式现代化、自主性知识体系和传承与创新三个方面提出了改革发展方向。

社会速度问题充满了媒介技术变革的微妙和生存体验的怪诞。保罗·维利里奥通过对现代社会加速现象的批判而抛掷出一个崭新的理论空间，即“竞速学”。其从本体论意义上以技术竞速逻辑通瞰整个人类历史，并基于现象学从存在论层面深入“解剖”媒介技术对人们“在世存有”的重塑，认为竞速逻辑是媒介技术的本质和权力的装置，并通过其哲学介入强烈批判速度暴力。维利里奥创造性地实现人类历史从政治、经济等领域到媒介技术层面的叙事转向，并为理解媒介技术与当代社会、政治和文化样态的关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概念资源和批判性视野。

人们的健康观点和行为容易受到错误健康信息的误导，纠正错误健康信息是健康传播、错误信息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论文针对错误健康信息，一方面，在相关理论指导下，考察三种纠正方式（直接否定、详细解释、组合纠正）的纠正效果有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从启发式信息处理角度出发，探究错误健康信息的来源可信度和图文相关性这两个启发式线索对纠正效果的影响，同时检验初始信任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组合纠正的效果显著优于单一方式；错误健康信息的高可信度来源和高相关性图文能够降低纠正效果，但对纠正方式的纠正效果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且初始信任仅在来源可信度对纠正效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对错误健康信息的治理实践提供了实证支持，为制定有效纠正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为西方舶来品，建设性新闻的传播效果及作用机制亟待检验。论文以健康传播为切口，从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出发，对218名大学生开展实验。研究发现，和普通新闻相比，建设性新闻能给受众带来较高的积极情感、较低的风险感知，但也降低了受众的传播意愿；积极情感是阅读不同类型的新闻和产生传播及行动意愿的中介，风险感知仅是阅读不同类型的新闻和产生行动意愿的中介。本研究揭示了建设性新闻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丰富了有关风险感知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选择不同的内容话题，多维度考察其传播效果。

论文首次从身份理论视角出发，在网络使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建立起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的中介作用模型。基于全国性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基于虚拟身份的网络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网络使用对主观幸福感主要是负向影响；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同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滞后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没有获得一致的证据支持，多出现在各个年度的同期效应中。论文反映了中国民众网络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关系，为增进数字时代人民福祉提供理论思考。

我国国产电影在档期选择中存在明显的旺季偏好，并造成淡季消费者“无片可看”、旺季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剧、出现“天价票”有损消费者福利等问题。而这种偏好其实不符合电影市场需求实际，因实践中不一定淡季消费者就观影意愿弱、总需求低。而之所以出现这种选择偏差，是因为国产电影在档期选择时存在非理性预期，对内生需求预估不准确、对外生因素的激发作用有所忽视以及简化风险预期、低估竞争风险等。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构建统筹考虑效用、风险的理性分析框架，即基于现实淡旺季观影数据构建观照外生因素的效用预估模型和兼顾供给数量与质量的风险预估模型，进而建立一套科学反映档期需求影响因素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