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报道

42年来，以GDP衡量的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39倍多，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1.8%跃升至2020年的17.0%。这就为中国在21世纪中叶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研究，有一系列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探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可以提出来研究讨论。

中国市场化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这一改革是逐步有序推进并不断深化的，不搞急转弯。因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只有逐步转弯，积部分质变为大质变，才能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逐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不会带来社会不同群体经济利益的剧烈变动和社会的重大震荡，进而取得了经济连续42年每年都是正增长，其中有15年达到两位数增长的令世人惊叹的耀眼业绩。

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分四级跳。改革开放之初是引入市场机制，让经济初步活跃起来；1984年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开了大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定型。

与此相适应，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方面，1979年起开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980年允许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营业；1988年允许私营企业注册登记营业，非公有制经济被认定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增长，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确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定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农村从1979年起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集体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党的十八大以后，2014年正式确立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和搞活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制度，全面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35亿人，创造增加值近1.8万亿元。此后，乡镇企业逐步开展了以改变政企不分、明晰产权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到2006年，168万家乡镇企业中，有95%的乡镇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20多万家转成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130万家转成个体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在1993年以前主要进行放权让利改革，1993年明确国企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了2017年，以党中央国务院指示68家央企集团层面年底前转为公司制为标志，国务院国资委系统已全部实现公司制改革。1997年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2013年，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管资本为主”，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国企改革在国资改革带动下继续稳步推进。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经济运行机制改革方面，1979～1984年，价格改革以调整价格为主，同时放开小商品和鲜活农副产品价格。1985年以后以放开价格为主，到1992年，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在商品零售环节已占93%，在农产品收购环节已占82%，在工业生产资料出厂环节已占74%，在服务业也已占64%。这表明，当时的价格改革走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到2017年，97%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被放开并由市场调节，远远超出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价格改革目标的设想。2005年起，中国着力推进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以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更好地推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1985年巴山轮会议之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逐步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产业、区域等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改革开放42年来，我们曾遭受两次（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中度通货膨胀的袭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超过两位数，但治理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1979～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上涨4.69%，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总体上是稳定的。

以上一系列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42年来，中国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解放社会生产力，没有接受急转弯、企求一次到位的主张，从而实现了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状态下的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领导市场化改革的最重要的办法是通过每五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决定形成顶层设计。报告和决定集中体现了党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就是在这样的顶层设计下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而党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既立足实际，从国情世情出发，又勇于进取、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我本人有幸分别参加过党的几次代表大会报告、三中全会决定和五年计划（规划）建议等的起草工作，对市场化改革顶层设计的过程有一些了解。下面拟谈谈个人对如何形成改革的顶层设计的粗浅体会。

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党中央对举行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极为重视。每次都成立专门的起草小组，在玉泉山集中。起草小组成员越来越多，我第一次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时，起草组才二十六七人，到2013年参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时，起草组成员已达64人。起草组组长都是中央领导同志，起草工作从头到尾都是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的。起草工作的时间都在半年以上。2002年11月8日举行的党的十六大，早在2001年10月下旬就组成了起草组，起草报告历时一年多，是我参加过的经历时间最长的一次文件起草工作。文件起草工作一开始是由总书记做报告，提出总的方向和要求，之后一般要经历到一些地方调研、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和意见、不断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及其变化趋势、研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可以迈出哪些步伐和可以出台哪些举措等过程环节。在玉泉山等处有大组讨论，如经济组、文化组、党建组、综合组等，工作班子讨论最多。在讨论时充分发扬民主，各种意见都可以提，但不能外传，特别是不能说哪个意见或举措是起草组某人贡献的。起草文件时由工作班子成员执笔，一般情况下先后会有20多稿，要不断修改和完善。大体在开会当年的8月份完成正式的征求意见稿，下发给全国100多个省部级单位征求意见，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一般有两三千条），逐条研究讨论是否采纳修改。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形成报告稿或决定稿，在向大会做报告或向中央委员会进行说明后，再根据与会代表或中央委员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最终形成大会报告稿或决定。这说明，党代表大会报告稿和全会决定都是在集思广益、采纳各方意见后确定的，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思想交锋，排除干扰。起草文件过程中也有思想交锋。最突出的是，起草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时，曾出现由几百甚至上千人签名的万言书，其中主要对国企改革和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不满，指责市场化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动摇，要求停止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在20世纪末，由于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病，不适应市场竞争，大量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陷入困境，连年亏损。2000年初，据有关部门统计，国有小型工业企业超过5万户，职工约1400万人，至1999年已连续6年亏损，亏损额600亿元左右。在流通领域，国有物资企业连续7年亏损，商业企业连续5年亏损，粮食企业更是挂账几千亿元，外贸企业亏损面也很大。许多地方政府都把这些小企业看作烫手山芋。面对这种严峻形势，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事实证明，中央关于国有企业“瘦身健体”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记得一次大组会上，起草组组长特别指出，他受总书记的委托，专门找了呈万言书的为首的一位老同志，向他说明中央的改革意图，谈了三个小时之久，没有让步。大家知道，尽管很多人签名上万言书，但中央领导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反复打磨，精益求精。起草报告或决定稿是反复打磨的过程，除了要求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外，在文字上也力求精简准确。几乎每次起草文件时都有一两次在形成征求意见稿或提供上会稿前，要求工作班子成员每人对现有文稿删去10个或20个不必要或可简化的字句，然后在工作班子讨论时一起决定是否可以删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还要求有气势。记得在起草党的十七大报告后期，曾不止一次请一位声音洪亮的成员，对起草文稿从头到尾高声朗读一遍，让大家听听是否气势雄伟，劲头足不足，需要做哪些改进。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革命就要有革命的精神。从这里也说明党的顶层设计是力求做到精益求精的。

强力推动，积极落实。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始终是在党中央的支持和直接推动下逐步推进的。党的十八大以后，针对此前存在的某些重发展轻改革倾向，以及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此后，中国市场化改革开启新征程，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取得了更显著的成效。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攻坚阶段，为了更好地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更需要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举一个例子，2017年，正是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直接指示下，占央企总数近2/3的68家央企，才从依据198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建立起来的企业集团改革为公司制，相应地也从总经理或厂长负责制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建立起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那时距1993年中央明确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制已有20多年。与此相关，根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于2021年底完成收尾工作。

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在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正在向建立高水平、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迈进，这些都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推动下取得的。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不是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造福广大人民群众，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在40多年党领导的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升。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1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51元。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3189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6.2倍；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19.4倍。197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3.9%；而到2020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2%，比1978年下降33.7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已下降至2.56。全国人均实际收入和消费支出在42年间居然大幅增长26倍多和近20倍，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党领导中国市场化改革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最大实惠。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后脱贫工作也取得巨大成效。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为79014万人，而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其中贫困人口规模达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脱贫攻坚工作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取得巨大成功，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还要看到，中国市场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实惠，不仅限于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成倍提高，同时还有生活质量的显著变化和提升。

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以下三点。

1.市场化改革带来买方市场格局的形成，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活。改革开放前，由于传统体制必然带来短缺经济，物资供应紧张，许多重要消费品都实行凭票供应，许多地方票证达100多种，还要排队购买，老百姓生活很不方便；供应什么买什么，还要限量供应，消费者没有多少选择权。改革开放后，由于引入市场机制，放开价格，商品供应日渐丰富，票证逐步被取消，到1998年，已告别困扰中国老百姓几十年的卖方市场，形成买方市场格局。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们有机会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访问时，都对那里的超市、购物中心可以非常方便自由地选购各种商品羡慕得不得了，都热切期盼中国也有那样的超市和购物中心。短短十几年后，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日益繁荣，中国也建立起大量的超市和购物中心，从而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美好梦想变为现实。

2.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已织就世界上最大的民生安全网，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改革开放后，1979年首先恢复和改进干部和工人的退休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医疗制度。此后由于出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原来只针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用，开始探索建立新的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制度。1992年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全面试点、基本制度确立和逐步健全阶段。党的十八大后，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保险覆盖面日益扩大，社会保险基金不断增加，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稳定器、安全网。其中最突出的是，覆盖面越来越广，如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到2亿人，增加到2020年底的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5638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4244万人。在医疗保险方面，1998年只有509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到2020年，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已达136101万人，几乎覆盖全民。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为34423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为101678万人。同期失业保险覆盖人数从7927.9万人增加到21689万人；工伤保险覆盖人数从3781.3万人增加到26770万人；生育保险覆盖人数从2776.7万人增加到23546万人。[5]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水平的逐步提高，将逐步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敢于消费，提高当下的生活质量，这是民生改善非常重要的标志。

3.改善生态环境，也是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保护环境问题逐渐凸显。那种拼资源、拼环境、先污染后治理以求短期经济增速最大化的做法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抵制，老百姓渴求过上生态环境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和喝上干净的水、周围是绿水青山的舒心日子。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过去的“四位一体”布局扩展为“五位一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单独列出，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十四部分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A。此后，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整治环境、保护生态，并已取得显著成绩，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明显改善，人民群众要求过上美好生活的追求正在逐步得到满足。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老百姓过上高质量生活的客观要求，为此是要付出一定代价、投入一定资源的，如同其他改善民生的举措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比如每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就超4%、每年国家财政拨付养老基金和医疗经费都有好几千亿元）一样，这自然会相对降低原来经济粗放型增长的速度。但这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肯定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摘自《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经济十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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