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市变迁

20世纪70年代，许多专家认为，苏联的城镇化进程在明显放缓。虽然人们仍然在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但速度已远无法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相提并论。这或许是因为苏联政府曾付出巨大努力，实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政策，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使其尽可能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以便来遏制这种人口迁移趋势。这项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的“消除城乡差距”的理念，也是国家实现平等计划的关键条件。然而，缩小城乡差距不应必然通过大规模人口迁移，也不应导致农村土地荒废。为维持农村地区的人口，政府当局不仅推出了各种激励措施，甚至还出台了各种限制，特别是户口登记制度，即俄罗斯公民必须在合法居住地登记，如果没有登记，则不能申请工作或享受任何公共服务。和其他所有限制性制度一样，户口登记有许多例外、漏洞，让居民能够找到不受其限制的方法。国家政策的不一致性便是其中之一。比如，位于大城市的大型企业可以从农村地区雇用移民，并为他们提供临时合法居所，这就是所谓的“限期居住”。经过一定时间（视具体情况而定）后，雇主可向“限期居住者”分配市内住房，并为其进行永久登记。如此，迁入城市的农村居民便能够自由选择工作地点，而这种自由原本只属于城市居民。另外，政府还允许人们在配偶居住地登记，这显然是另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通过该政策，农村地区的居民，或曾在农村、小城镇居住的居民可以通过结婚（甚至是假结婚）迁入大城市。

杰伊·福雷斯特（Jay Forrester）是系统分析领域的权威专家，他认为从规模较小的人类住区向大城市迁移是一个自然过程，可以平衡两种人类住区之间的压力（Forrester，1974）。经济发展推动大城市发展，同时规模较小的人类住区可提供的工作岗位和社会服务则不断减少，工资水平也在下降。由于该人类住区的生活水平全面降低，更多人希望搬迁到大城市。人口迁移会持续，直到更换居住地变得困难，甚至不切实际为止。在苏联时期，人口迁移得到遏制不仅是因为政府投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也因为它推行了一套全面的行政措施。虽然政府从来没有能够彻底遏制人口迁移，但它确实极大限制了这种趋势，并将向大城市迁移的移民规模维持在与国家及其经济能力相适应的水平。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可控的情景下，不间断的城镇化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非经济领域的问题，并存在于社会关系和公众头脑中。

农村人口迁入城市，无疑也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一些后果。苏联时期，约有一半的大城市人口曾是第一代农村或小城镇的居民。大约1/4的人口的父母从规模较小的人类住区迁入城市，只有25%的人口是城市原来的居民，即至少从家族第三代起便居住在了他们出生的城市。“非城市原来的居民”在心理、习俗方面仍然具有许多农村文化的特征，并具有所有相关的优点和缺点。这类人希望在不需要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工作。“新城市人”不会像“城市原来的居民”那样，经常利用已有的手段保护工人的权利，即使管理层违反了劳动法，他们也不会频繁质疑管理层的决定。因此，企业领导倾向于通过短期高压工作完成计划，并将员工数量维持在多于所需人数的水平。“过多工人”成为苏联解体后经济体商业文化的主要特征。企业倾向于雇用来自邻邦的移民，这些移民愿意为定居而接受较低的工资，不一定具备高素质，而且不会申请任何国家社会服务。

从农村地区和小城镇迁移到大城市的移民，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几乎很少有外部的社会控制。在被俄罗斯社会史学称为“停滞”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酗酒现象普遍存在，这也有其文化的根源。不仅如此，这种现象还与没有完全实现第二次社会化的农村人口，以及失范、孤独和疏离等城市社会环境的产物有关。大部分人口向城市迁移也滋生了社会冲突，“城市原来的居民”普遍认为，从农村地区迁入城市的人不了解城市生活价值观，因此破坏了当时苏联时期形成的、仅仅存在于城市环境中的城市文化。移民最终能够适应城市环境，但鉴于不断有人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所以反移民的态度成为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

苏联城市的社会樊篱常常与地理边界融为一体。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城市由城市街区和类似小镇的郊区组成。那里大部分的住房由私人拥有，具备所有常见的特征，如家庭农场、蔬菜园，甚至牲畜。而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住房建设热，促成了此类城市的转型——私人住宅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由越来越高的公寓楼组成的巨大“通勤城镇”横亘在它们之间，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城市的中心分布着政府和市政机构、文化设施、咖啡馆和餐馆。这里往往也是苏联精英的住区，而且他们所住房屋的舒适程度高于平均水平。苏联时期，位于市中心的私人住宅曾经被认为是其主人威望和崇高地位的标志（Truschenko，1995）。值得一提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的这些区域往往是公共公寓的所在地，而公共公寓是革命后几年推行的“巩固”政策的成果。所谓“通勤城镇”则是大规模住房开发的产物，这里没有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但随着人们在这些地区居住时间的增加，公共基础设施也逐渐出现。那个时期的建筑设计通常很简单，没有品位。文学作品和电影常常通过将有“灵魂”的旧城市街区与死气沉沉的新建筑进行对比，对此大加抨击。话虽如此，“通勤城镇”仍然具有成本效益，且以相当完善的模式不断发展，直到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里，住房投入使用的速度相当缓慢。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大城市和小城镇运作方式的制度基础也发生了变化。首先，俄罗斯政府在短时间内便放弃了苏联时期政府承担的所有社会义务。住房计划终止，住房建设则被移交给私营企业完成。但市政当局仍然掌控着分配用于发展的土地的权力，从而为大规模腐败提供了土壤。其次，俄罗斯政府规定，公民居住的住房将成为自己的财产，这成为住房市场繁荣的起点。俄罗斯公民从此可以买卖住房，但同时，即便能够提供证明其处于贫困之中的证据，他们也几乎不再可能获得免费房屋。最后，一小部分人口拥有更高的消费能力，他们中的部分人有能力购买、建造不同大小和质量的住房。银行正在逐步制订计划，允许有能力的人获得购房抵押贷款，从而显著改善生活条件。比如，如果公民已经找到工作并可以支付首付，那么他们便可以在其他生活环境更好的城市购买住房。抵押贷款无疑促进了住房市场的加速发展，与此同时，它们也刺激更多人口往大城市迁移，而事实证明，这对规模较小的人类住区不利。

以抵押贷款方式获得住房具有各种市场优势，从而促使抵押贷款激增，但也造成许多贷款者陷入了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说的“悲剧性两难困境”。人们在偿还抵押贷款的同时，将无限期地搁置其他重要目标，如建立家庭、生育子女、继续接受教育、投资儿童教育等。用抵押贷款购买的住房通常相对较小，因为更宽敞的公寓也更昂贵，许多购房者无力负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住房市场的主要房源都是一室或两室公寓，适用于无孩或只有一个小孩的家庭。这一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对出生率造成了外部限制——俄罗斯联邦的出生率已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不同住区类型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工业企业纷纷倒闭，农业部门也在逐渐衰退。只有大城市才有劳动力市场和充足的流动资金，人们才有机会创业就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居住在农村和中小城镇的相当一部分在业人口搬到了大城市。其中最热门的城市是莫斯科，其次是圣彼得堡。后者必须发挥其巨大的文化潜力，努力成为旅游及其他服务业中心，优先发展文旅产业，而不是生产和工业部门。

人口以各种形式流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由于无法在首都买房，许多邻近地区的居民会选择“外出务工”（Plyusnin et al.，2013）。他们在居住地没有稳定的收入，因此会不时地暂时搬到大城市，这就为个人和集体提供了暂时的季节性就业机会——例如出租车司机、维修和建筑工人、咖啡馆和餐馆服务员。赚到一点钱后，他们就会回到家乡，但通常也只是暂时留在那里。随着这些“钟摆式”流动人口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他们往往会在找到稳定的工作之后就搬家、租房或购买最便宜的房子。另一类人口的地域流动与暂时搬到某地接受教育有关，即去上大学。在地区中心或国家首都的大学读书的年轻人通常会尽其所能，在毕业后继续留在大城市。他们会找工作和租房，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努力成为永久居民。那些来自边远地区，在大城市奋斗的人具有更强的生产力、强烈的进取心和远大抱负，这些是许多城市本地人所缺乏的品质。正是这些“新城市居民”构成了社会基础，导致城市社区底层以及经济、政治和媒体精英，包括顶级精英的进一步再生产。

作为俄罗斯最大的两座大都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苏联解体后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这两座城市是俄罗斯头部企业总部的所在地，包括原材料公司。其税收被纳入地方预算，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潜力。首都是联邦政府机构的所在地，仅仅是它们的存在就导致了富裕人口的增加。人口的高度集中和相对富裕的人口群体的存在，为当地贸易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先决条件。随着首都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首都本身在来自俄罗斯其他住区的人们眼中变得更具吸引力，不仅是农村和中小城镇，还有其他大型住区。最有机会搬到首都的人是地方精英阶层，他们能够承担莫斯科高昂的房价。通常情况下，高级地方官员会继续留在原任职机构，维持他们的额外收入，包括非法获利，但会在首都为自己和子女购买住房。地方精英的后代将迁往莫斯科，加入富人阶层，扩大首都的消费规模，导致首都的住房、土地等资源价格上涨。时至今日，莫斯科人的收入水平远高于俄罗斯人平均收入水平，消费经济相当发达。与任何地区的首府城市相比，这座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提升社会阶层的机会，更不用说农村和中小城镇了。因此毫不意外地，首都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超出了莫斯科环城公路的范围，同时不仅纳入了邻近的郊区，还纳入了莫斯科州更偏远的地区，一直到邻近的卡卢加州。有关莫斯科人口的统计数据一直是不准确的，因为仅考虑了官方登记的城市居民。但即使根据官方数据，目前莫斯科的居民人数也高达1265.505万人，如果加上临时和间歇居住在莫斯科的人，那么这个数字将增加到1500万人。如果算上郊区，莫斯科地区的人口规模将接近18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莫斯科的消费标准比俄罗斯其他任何地方都高得多。这座城市占俄罗斯所有农产品消费的1/4，占所有新车销量的一半，占所有高端品牌服装销量的1/3。在过去的20年里，莫斯科与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不断扩大。

在整个社会中，莫斯科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表现为一种“爱恨交织”的心理情结。一方面，生活在俄罗斯边缘地区的人们承认，莫斯科是毋庸置疑的全国中心，是一个“权力之地”和繁华之地，拥有巨多的文化资源和受教育机会，以及最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俄罗斯各地的公众舆论认为莫斯科榨取了本国丰富的原材料，变成了一个攫取各地资源的“寄生虫”。在蹂躏边缘地区的同时，莫斯科为了本地和联邦精英的利益耗费了巨额资金，成为政府收入分配的唯一中心，导致“最高”官僚阶层滋生大规模腐败。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各地区只分到一小块蛋糕，绝大多数地区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意味着公共部门支出非常有限，特别是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支出。

而俄罗斯中小城镇的情况则截然不同。由于人口中最活跃和最有生产力的成员迁出，许多人的潜能被削弱。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镇的富裕人口较少，贫穷人口的比例较高。除了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挑战，中小城镇还面临全国人口将集中到25个最大城市所带来的难题。公共服务部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尤其不利。根据教育改革基本规定，保留小型住区的学校在财政上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些地区的学龄儿童人数较少，而且还在持续下降。根据人均教育经费原则，一方面，要通过合并学校来削减支出；另一方面，要通过关闭所谓的“不可行”的学校来削减支出，这些学校位于农村和小城镇，学生人数较少。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继续居住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学龄儿童，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新的联合学校；而在其他情况下，学校关闭后，学龄儿童的父母会迁往中央农场或城市。医疗改革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提供住院治疗服务并配备专科医生的小城镇诊所被关闭后，当地人需要到其他城镇就医。改革的设计者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许多小城镇的居民年事已高，无法定期前往距离过远的诊所看病。联邦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一个名为“小城镇”的研究项目，对其中许多因素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

迄今为止，俄罗斯的城市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这种改变仍在继续。公众心态也在朝着个性化和扩大消费的方向转变，这也反映了城市变化。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中产阶级，目前中产阶级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5。俄罗斯最大的两座大都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属于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提出的“全球城市”类别，是全球文化和数字社会科技传播的渠道（Sassen，2001）。这两座大都市融入了跨越国界的全球互动体系，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文化冲突，这些冲突已经成为新身份形成的驱动因素，也是俄罗斯社会在近期和遥远的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俄]戈尔什科夫(M.K. Gorshkov)，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联邦理论与应用社会学中心科学主任，俄罗斯科学院联邦理论与应用社会学中心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了解更多书籍详情及购买

请保存下图，打开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