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蔡锷人生短暂，经历也不太复杂，为其编著一部年谱性的著作，在学界大家看来，或许就是小菜一碟，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对不才如我而言，不好意思，却让大家见笑了。当我为其按下最后一个句号键的时候，不管好坏与成败，不管是否经得起日后时间、实践和读者的检验，坦率说，还是有点如释重负、难掩内心兴奋的。因为我毕竟勉力而为了，而且也大致体现了我的坚守和追求。

第一，了却了一桩心愿。蔡锷是我接触其史事后，迄今40多年来，在历史研究领域未曾或忘、始终关注的一个人。我对蔡锷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受国家任务，安排人员成立专门机构，编写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我与其他几位同事，被分配负责其中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统治时期一卷书的写作，具体落实为撰写蔡锷反袁称帝、发动护国战争等方面的内容。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我对蔡锷的史事发生浓厚兴趣，并随之产生了为其编著一部年谱性著作的意愿。

可是，撰写完这卷民国史后，我却仍然从事日复一日的集体工作。先是转入1928年至1932年的另一卷民国史的准备与写作，后又由所领导调派，离开民国史研究室，改做所刊《近代史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甚至退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未摆脱集体事务。而特殊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又养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在工作上绝对服从组织安排的观念，不可能不顾组织的安排，放下集体工作，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虽然在此过程中，也发表过若干论蔡锷的文字，但都是就事论事的个案研究，始终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对蔡锷的事迹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蔡锷的研究，不但仍然随时关注学界有关蔡锷的研究动态，了解又披露出什么新资料，提出了什么新观点，而且还随时留意发掘蔡锷的研究资料。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读什么书，无论翻阅什么报刊，无论研究什么问题，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搜集哪方面的资料，即使与蔡锷毫不相干的，也忘不了夹带上蔡锷这单“私货”。只要遇见蔡锷的新资料，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都照单全收，一件不落。丝毫不敢依靠“文化快餐”，仅凭“短平快”方式弄来几件资料，便大发宏论，以期语惊四座，一鸣惊人。直到两三年前，经过40多年的日积月累，终于较为充分地奠定了此书的基础，才在反水投注网站 的鼓励和众多学界朋友的支持下，开始实施本书的编著计划，并如愿以偿地于今夏了却了这桩心愿。

第二，坚守了一个信念。我始终认为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评价，可以也必然会言人人殊，“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历史事实本身，就绝对只有一个。因此，历史研究必须优先做足史料辨析和史事考订工作，把历史事实搞定，使之成为无懈可击、无人能任意推翻的铁案。当然，限于各种不可测的条件，不见得能事事如愿、不折不扣地做到，但是义无反顾地为此而努力，则是必须的。这是我的历史研究生涯中的一贯信念，也是本书的坚持与追求之一。

我所以如此坚持，一是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我对恩格斯教导的理解是，研究历史必须先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因为这是研究任何历史问题的核心和基础。那么，如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在工作方法问题上，说过这么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是这样理解陈云这一箴言的，他并不是说上面的话一概不要听，也不是说凡书都不要看，只是不能“唯此不可”而已，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可不顾事实，曲意取悦于上或世。换句话说，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不能见风使舵，昨天还基于崇尚革命的社会主流价值观，说蔡锷“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决不能把他打扮为‘革命者'”，转瞬又不顾照样还是武昌起义后的那个“形势”，照样还是梁启超的那个“指示”，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化，便忘了此前是怎么论定的，前后矛盾地来个180度的“开创性”大转弯，加冕其为“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令人无所适从了。

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先进谢本书先生邀约我与他共同撰写“1949年以来第一部”《蔡锷传》，由他撰写前半部分，我负责云南辛亥起义后的部分时，我虽然高兴地答应了，还遵嘱起草了一份撰写提纲，并得到他的首肯，但因我后来发现，有些蔡锷史事的真相，学界意见分歧很大。如蔡锷到底支持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没有？他与小凤仙究竟是什么关系？小凤仙真的是掩护他逃出北京的“侠妓”吗？他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只是不愿为“牛后”，而毫无民主革命思想基础吗？诸如此类，都还没有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实认定，而我也尚无充分可靠的事实，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个切合实际，或者比较接近实际的判定。为不影响谢先生的写作计划，只好怀着深深的歉疚致函谢先生，表达自己退出《蔡锷传》写作之意。因为研究蔡锷，撰写其传记，只是为“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并不是为了“抢沙发”，占先机。为此，事后竟有朋友调侃我，放弃这次难得的大好机会，岂不可惜？不然，你不也就是“第一部”《蔡锷传》的作者了？

二是受到在考订史实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学老师姚薇元教授的影响。姚先生在这方面著有两部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代表作，一是在清华研究院历史门研学期间撰成的研究生学位论文、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北朝胡姓考》，二是1942年对魏源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进行逐段考证后写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1955年做重要修改后更名为《鸦片战争史实考》）。我为撰写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特地学习过姚先生的《鸦片战争史实考》，还聆听过他在老师们畅谈历史教学与研究经验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私人通信中的史料真实性最大，一般的档案尚比不上它，因为有些人为了地位等往往在给上级的材料里不说真话。如有些将军明明打了败仗，却报告上级说胜了。但在私人通信中即就往往会说真话了。”他还教导过我历史研究的入手门径。有一次，在他家里，偶然谈及太平天国的石达开，我发表了点极为幼稚的看法，他微笑着告诉我：“研究历史，不能从观点出发，必须从钻研大量的史料出发，在钻研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合符马列主义的结论。”姚先生这些言传身教，不仅当时给了“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今天也还是我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

此外，也是蔡锷研究的需要。蔡锷为反袁称帝，献出年轻的生命后，受到举国一致的尊崇与敬仰，社会上绵延不绝地涌现出大量追忆其生平业绩的纪念之作。这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套用毛泽东评价唐代徐有功的一句话，不要太低看自己了，能如“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然而，细察这些追忆，又不难发现，虽不能说多为子虚乌有，但也不能说尽皆如实。本书前言已举过多例。可是，由于诸如此类的追忆多发于蔡锷的亲朋故旧，或者历史当事人之口，尽管与事实大相径庭，还是有不少历史研究者深信不疑，将其载入蔡锷传记及其相关史籍，这让我更加感到有坚守这一信念的必要。

第三，践行了一个设想。综观蔡锷短暂的一生，如学界先进所说，“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了云南的反清武装起义；二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立下特殊功勋”。然而，就其本质而言，也就是一件大事，即献身民主革命。为此，在如何研究蔡锷这个问题上，我受多年来学界先进力倡历史研究要有“大视野”、整体思维的启发，也萌生了一个想法。虽限于学识，无力如学界先进所要求的，将蔡锷与周边国家甚至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做“大视野”的研究，但也觉得在今天有了电脑设备，又有众多“大数据”平台可供利用，已告别以往那种只能靠手工抄录卡片积累资料的年代的有利条件下，从民主革命“敌我友”三个不同角度出发做点研究，虽谈不上什么“大视野”，或许也能有些新的创获。

于是，我尝试着做了如下操作。蔡锷作为本书的主角，当然是“我”方了，对其史事，毋庸赘言，自应不遗余力，悉数搜求。只要实际存在，或见之于事发之时的各方舆论，不管蔡锷自身以及各方舆论所持立场为何，正面也罢，反面也罢，自当事无巨细，予以如实辑录，以供后人审研、评判。至于“敌”“友”两方，则以对蔡锷言行是否构成影响为准。凡是构成影响的，无论是直接针对蔡锷，还是间接针对蔡锷，甚至只字未及蔡锷，却影响着蔡锷言行走向与处事立场的，也皆在辑录之列，绝不放弃。如此践行下来，还真使以往研究中困扰着学界的一些问题，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这里仅举三例，以见一斑。

例一。如前所说，迄今为止，学界依据60多年后的个人回忆，无不认为1910年10月下旬，广西桂林发生的“驱蔡”风潮，起源于广西同盟会支部为对付“表面没什么革命味道”的蔡锷。但是，依此“大视野”历史解读法，稍加考察便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此说依据的个人事后回忆，多为不实之词；又有其他政治势力，如广西谘议局、广西军界内部的不同派系，为广西的地方利益及军队派系间的私利介入其事；而且当时的广西同盟会支部也无发动“驱蔡”风潮的实力。至于蔡锷对待此次风潮，也不是什么“缓和矛盾”的态度，而是公开发表长文，对广西谘议局的“构陷”进行了坚决而严厉的驳斥与否定。而广西同盟会支部认为蔡锷“表面没什么革命味道”，也只是其自身革命嗅觉迟钝、不真正了解蔡锷而已，因为革命党人谭人凤就曾以其亲身经历证实，早在他1905年7月接受蔡锷与曾广轼电邀入桂之初，蔡锷就曾向他“披沥”过“英雄肝胆”，又在他回湘襄助隆回会党举事时，“临行赠手枪二十枝”，“遣教员岳森同归”，“及闻事败”，还特请他“星夜驰归，邀再赴桂”，让谭人凤“心甚感焉”。

例二。有人认为1913年袁氏调蔡入京，并不是对蔡产生了“疑忌”，而是“想调用人才”，入京后给他那么多“头衔，甚至把他安排进核心军事机关”，“就是要先帮他树立威望，为日后重用做好铺垫”。但若把这年6月，梁启超提议由蔡锷组阁，“项城不愿”；8月胡景伊电陈袁世凯速行更换江苏和湖南的都督，分别代之以冯国璋与蔡锷，袁世凯却借口“直、滇均关紧要，易人甚难，故此意而不敢轻动”，婉言拒绝以蔡锷为湘督；以及10月11日，蔡锷赴京已经途次阿迷，仍然接到袁世凯“饬勉留任”的“支电”，并不等蔡锷抵京，又于24日即任命汤芗铭署理湖南都督，11月前后黄元蔚所说梁启超和熊希龄“联同一致”，与袁世凯“为难”，已“相争三次”等事实联系起来看，便不能不让人深感，这不过是罔顾事实的推测而已，根本没有事实依据。

例三。有研究者否认1915年12月蔡锷回滇发动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前后，袁世凯有“诛杀蔡锷的命令”和唐继尧曾派唐继禹“阴为保护”之事。但对照一下尚有幸保存至今的几份反映袁世凯若干应对举措的电报，就不难发现这个判定，似乎还是过于武断和绝对了。其一是袁政府当时披露的唐继尧电复统率办事处及唐在礼的三通电报，证实袁世凯确曾“训令”唐继尧阻止蔡锷等人入滇。而唐继尧也曾电复参谋部唐在礼并转呈统率办事处，表示“昨据探报，蔡锷、戴戡到港，似有赴滇之意。当以两君行踪倏忽，莫测其情，经即飞电劝阻。昨复加派委员驰往探阻，未据报告。倘两君径行到滇，当确探其意旨，如果有密谋情事，当正言开譬，竭力消阻，否亦令其速即离滇赴京，勿稍逗留。”只要他“生命不受危险，绝不至有变故发生”。唐继尧在这里虽说的是“加派委员驰往探阻”蔡锷，但联系其此后的作为，很难说不是“阴为保护”蔡锷。其二是袁世凯密探赵国勋的密报和派往越南调查所谓“乱党事”的亲信唐宝潮两复统率办事处电，也说明张一鲲在袁政府的地位并不一般，否则赵国勋与唐宝潮不可能在密函、密电中特意报告张一鲲在云南被捕之事，同时也说明袁世凯的确有“捕获”并通过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引渡”蔡锷的阴谋。其三是直到1916年2月17日，梁士诒还以“洪宪元年二月十七日”的伪年号，电饬蒙自关监督遵照“登极典礼经费办法”，筹备袁世凯登极典礼经费，说明1915年12月在阿迷的张一鲲并不存在收不到袁政府密电的问题。这些电报碎片虽无只字明令唐继尧“诛杀蔡锷”，但却明令过唐宝潮设法“捕获”蔡锷、唐继尧，通过法国殖民当局“引渡”回京，应该是“诛杀蔡锷”未成的后续动作。至于1916年3月10日，云南司法厅刑庭对张一鲲的死刑判决书，仅以其“卷款潜逃”入罪，而不是“因谋杀蔡锷未逞而枪毙”。关键就在这“未逞”二字，法律的准绳既以事实为依据，自然不能以“未逞”之事，定谳其罪了。

我这一设想，虽算不上什么“大视野”，但这些事实或许也可说明，学界先进倡导的“大视野”整体思维治学经验，的确是研究历史的良方，值得效法。

第四，兑现了一个承诺。对于历史研究，由于研究者的立场不同、占有史料的多寡不同、对史料辨析的不同、解释历史的方法不同，以及认识能力的不同，出现一些差错和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足为奇。对于我自己研究中出现的差错，以及与同行发生的分歧，我明确表示过，为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定当实事求是，坦诚以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然，对于以事实为据的研究，也不轻言放弃。

今天自我检讨一下以往的蔡锷研究，毋庸讳言，也是存在失误和不足的。早在十多年前，业余研究蔡锷的同行、广东发展银行谢正升先生就不吝赐教，坦诚而友善地指出我所编的《蔡锷集》，有的函电重复了，有的日期定错了，还特地制成正、误对照表发给我。并告诉我出错的主要原因，是我未能了解云南采用南京临时政府新历法，不是与南京新政府同步的1912年1月1日，而是稍后的1月15日，因而把蔡锷在此之前所发函电的“韵目代日”都视为阳历了，实际却是阴历。近年又有学界同行邓江祁先生指出我参加撰写的某文中所引手书“蔡阅，交刘编修”一语有误，原稿本封面上的手书不是“蔡阅”，而是“景阅”。事实证明，邓先生的指正是对的，我的辨识确实错了。将手书文字放大一下，便可清晰辨明，的确是“景阅，交刘编修”六字。此外，我重读旧作，也发现昔日有的论断有欠妥之处，如在《蔡锷与“二次革命”》一文中，仅依据蔡锷在“二次革命”一事中的表现，便质疑谢本书先生依据蔡锷一生事绩和贡献，称其为“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不可取，是“离开历史实际，不适当地拔高其形象，夸大其历史作用，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显然过于局限于短期事迹的效果了。

对于以上的失误和不足，本当早日对蔡锷和读者做出公开的承认和纠正，只因一直没有适当机会，未能如愿。及至今天拙作有幸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的资助，又承蒙反水投注网站 惠予出版，才终于有了兑现承诺的平台，依据谢正升等先生的指教，纠正了一些以往研究中的失误和不足，也力所能及地坚持了若干从历史实际出发的研究。当然，限于个人认识能力与水平，不排除拙作又出现新的失误和不足。如此，即请允许我在此先敬请各位先进，一如既往，不吝赐教，不胜荣幸感激之至。

最后说一句，也是多年来我最想说的话：值此蔡锷140周年诞辰之际，谨以拙作献给清末民初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蔡锷陆军上将。

曾业英

壬寅年仲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