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主要介绍公司的演变史和其中涉及的各种角色——从资助公司的股东、管理公司的高管，到维持公司运转的员工。换言之，本书是关于人性的故事，细细讲述了形形色色的商人、银行家和投资者在不同时期如何绘制现代经济图谱。本书还淋漓尽致地叙述了关于富人、权贵和天才的故事，以及关于阴谋、欺诈和邪恶的故事。在本书中，我们不仅会与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和强盗大亨相遇，也能同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创新者对话。我们将从罗马宫殿的大厅移步到底特律工厂的流水线，洞察企业如何运转，又因何失败，还能了解是什么造就了伟大的企业领袖，而失败者又是怎样步步走向衰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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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八章，每章专门讨论一种公司。公司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它们在历史上的运行模式却与如今截然不同。在农业经济发达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公司仅同政府在诸如修路和征税等事务上合作；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公司迎合重商主义经济，致力于探险和贸易，常常从事那些被人们定义为“海盗行为”的经济活动；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体中，公司则提供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和服务，并有机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本。我们将通过本书的故事和读者一起探讨导致公司演变的原因。

阅读正文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些概念。首先，公司到底是什么？如今，人们常把公司和商业混为一谈，但公司实际上是一种有特定形态结构的特殊商业形式。公司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人们通常认为“corporation”（公司）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corpus（身体）。也就是说，公司是由一群个体按照法律法规组成的整体，是从不同个体的集合转变成可以统一行动或被施为的单一实体。其次，在其他一些语言中，公司一词更接近早期的罗马文——societas（合伙）。例如，在意大利语中，公司叫作 società per azioni，即股份公司。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公司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具有股份和股东。公司可以面向公众投资者发行股票，而后者可为他们提供资金作为回报，如此一来，公司就能充分利用大众所拥有的巨额资本，而并非仅仅依靠高管们的钱包。最后，公司的另一个特征使其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商业载体：有限责任制。合伙企业一旦破产，各个合伙人都可能被起诉，然而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者没有义务承担公司未来的财务需求。只要股东购买了公司股票，公司的所有者就可以放宽心：无论公司陷入多么糟糕的境地，他们自己的钱包都不会被债权人捏在手里。

当以上所有属性结合在一起时，公司就成了强大无比的商业引擎。事实上，这种结合体相当特殊。18世纪，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其著作《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花了大量篇幅来描述一个现象：“公司一旦拥有特权和豁免权、地产和财产，便永久持有这些权益，且无须转让给任何新的继任者；从创立公司开始的所有个体，以及现在和今后的所有个体，在法律上均为一体——一个永不消亡的统一体。这就好比尽管泰晤士河中的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泰晤士河仍然是泰晤士河。”另一位著名的英国法学家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爵士则使用更简练的语言来描述：公司是“无形且不朽的”。

公司的发展为一个全新公民阶级——资本家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虽然富人阶层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公司提供了新的渠道使他们的财富得以扩张。他们可以将既有所得投资于一家公司，而并非只限于囤积财富或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一个标志着商业性质巨变的现象紧接出现：作为公司股东，他们隐身在幕后安然享受着与日俱增的投资回报，所有一切都通过他人劳动来实现，股东本人则不用付出任何实际努力。随着新资产阶级的出现，经济活动中诞生了一股强大的、依靠自有逻辑和方法成长的新生力量（他们仅持有股份但不参与管理）。事实证明，资本家往往更关心股息和股价，而不是工资或长远的商业成功，这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再者，公司还为新型欺诈创造了可乘之机，资本家可以通过操纵股价来改变大众对其公司价值的评估，从而实现财富积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乔西亚·查尔德（Josiah Child）爵士便是在这方面臭名昭著的一个典型。他散布了印度爆发战争的虚假信息，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当股价下跌至低点后，他再以低价买入大量优质股票。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操纵市场的行为严重破坏了股票市场，让普通投资者损失惨重。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呢？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他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监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确保了那些只关注自身利益的个体最终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人们对这种机制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并不十分清楚，但总体来说，它就是一种市场供求机制——面对消费者的需求，公司相互竞争，最终为社会提供价格合理、质量上乘的商品和服务。这一观点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企业高管的愿景不谋而合，因而频繁出现在总统竞选纲领、政府政策和智库白皮书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声：“让市场自己来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以市场为基础的办法。”“我们应该实施私有化。”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由此得出结论：“企业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即在商业竞争规则范围内，通过利用资源并开展活动来牟利。”该理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经济学领域，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理论能与之相提并论。

另外，许多观察人士对“看不见的手”也曾提出质疑，甚至怀疑其是否真实存在。数百年来，人们一直谴责公司，认为它们是灾难的根源，这一观点如今仍然屡见不鲜。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驱使公司剥削工人，对原材料的需求导致公司对自然环境索取无度，资本家卑鄙狡诈的手段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并使物价飞涨……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成为观察人士抨击公司的佐证。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曾写道：“我希望那些胆敢和政府较劲、蔑视国家法律且拥有资本的公司贵族，在诞生之初就被粉碎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则将公司描述为“以发起人、投机者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形式存在的新型寄生虫，是建立在公司推广、股票发行和投机上的一整套欺诈体系”。还有不少五花八门的针对个别公司的批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描写东印度公司时是这样总结的：“这个背负诅咒的公司最终会如同毒蛇一般，将孕育并保护它的国家毁于一旦。”就在最近，记者马特·泰比（Matt Taibbi）还将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描述为一只“吸附在人们脸上的巨型乌贼，它无情地将吸血管插到任何有金钱味的东西上”。

不过，对公司最为持久和破坏力最大的批判是它们利用既得利益破坏了民主制度。公司通过贿赂政客获得政府合同，雇用游说者歪曲舆论，资助竞选以换来友好监管。在这一点上，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说法堪称一针见血。1910 年，他在堪萨斯州奥萨沃托米城的约翰·布朗纪念公园（John Brown Memorial Park）发表演讲，宣告自己支持“公平交易”，即让政府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邪恶影响或控制”。对于罗斯福口中邪恶影响的引发者指向何方，公众心知肚明，早已不是秘密。

“公司出于政治目的的开支……是我们政务腐败的主要源头之一。真正的财产之友，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应是那些坚称个体财产应服务而非主宰公共财富的人，应是那些坚称人类的创造物应服务而非奴役人类的人。美国公民必须有效控制他们所创造的各种强大的商业力量。”

在公司对政府所产生的巨大支配力方面，许多人忧心忡忡，罗斯福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李尔王》（King Lear）中就以直接的语言进行了阐释，他写道：“罪恶镀了金，公道的坚强的枪刺戳在上面也会折断；把它用破烂的布条裹起来，一根侏儒的稻草就可以戳破它。”

公司演变为强有力的政治角色是理所当然的。民主政府应体现它所代表的社会及其利益、偏好和抱负。随着公司发展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利益必然在政治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话说回来，如果政府没有调整政策以回应其辖区内大型公司的利益，恐怕会让人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然而，如今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不在于公司是否改变了民主，这已是毋庸置疑的，而应关注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多少，又是以什么方式来改变的。对于很多观察人士，包括大量亲历公司实际运作的内部人士而言，答案显然是负面的，他们曾目睹公司强大而残酷的力量。公司这个为扩大和丰富共和制而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如今却反过来控制并削弱了共和制。

本书的核心观点简单直接。很多人认为公司是没有灵魂的实体，视利润为最高且唯一的目标；有些人则更为极端，声称公司的职责就是将利润置于其他一切考量之上。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错了。从诞生之日起，公司就是一种为促进公共利益而存在的机构。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再到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公司一直是共和国任劳任怨的主力军，承担着建设社会并保持其繁荣的重任。作为具有公共目标的公共实体，公司之所以能享有特权和优待，是因为政府相信公司将为国家的富强做出贡献。尽管它们有时或是常常偏离初衷，但其独特且持久存在的合理性一直在于：公司具有增进人类福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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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公司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联曾经如此清晰。起初，公司必须向君主或政府申请特许状。为此，它们得让国家相信它们的业务不仅能获取利润，而且对国家发展也大有裨益。1600年，东印度公司向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承诺，它将“为了英格兰王国的荣誉和提升航海实力”而行事。美国南北战争中期，国会授予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特许状。该公司的赞助人声称，一条横贯大陆铁路可以把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进入20世纪，我们已经偏离了成立公司的宗旨和精神，将追求利润从一种手段变成了目的。一方面，法律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这种转变：公司无须向君主申请特许状，只需向当地政府提交一些文件就可以成立。另一方面，公司也不再需要花费精力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驱动力，那就是政治。共产主义和冷战带来的生存挑战迫使西方国家更加相信资本主义的优点。公司不再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虽有缺陷但能引导人类努力的有益组织。它已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典型特征。当民主和资本主义画上等号，公司也从工具变成了英雄。公司定义了我们，而我们将它们奉若神明，以此作为对它的回报。

公司史上的这场革命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却很少有人要求它们在决策时顾及公共利益，使市场道德让位于市场效率。如果一家公司能赢利，那它一定是高效的，而效率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好处。这种信念不仅渗透至整个社会，也影响着公司领导者——他们不再反思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关心谋取利益。这种信念使金融资本主义这种致力于金融体系而非物质生产的企业活动得以快速发展，使硅谷形成了“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风气，即更注重促进技术进步而不是履行社会责任。虽然公司领导者偶尔会在口头上说公司的角色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但除了几个值得一提的案例外，他们似乎自己都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说过的话。

我们正亲历这样一个时代：公司和“巨人”掌握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和权力，其数量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人们所能想象的东印度公司时期。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司为促进社会繁荣而生的成立宗旨，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各种风险。随着公司的不断演变，毫无道德底线的经理们想出了各种办法，企图通过“操纵体制”来榨取他人的财富。全球经济接下来将走向何方，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回到公司诞生的初衷。若不能，我们将会永久陷入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沼泽”。

逐利而生：3000年公司演变史

[美]威廉·马格努森(William Magnuson) 著

张洁 黄志华 译

2024年3月出版/定价98.00元

ISBN 978-7-5228-2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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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制造商到新兴科技巨头，公司一直都是历史舞台上备受关注的角色。有人将其视为进步与繁荣的引擎，有人则认为它们不计后果地追求利润，而让整个社会一起来承担发展的成本。公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们为何存在？

从被视为“国家支柱”的罗马大税吏公司到日不落帝国缔造者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消费型社会始作俑者的福特汽车公司到可以左右选举的Facebook……本书将通过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8家公司，展现公司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今天的模样，洞察它们如何崛起和运转，又因何失败；了解它们使哪些领域得到了高贵的地位，又使哪些领域受到了腐蚀。但无论历史如何演变，它们始终对世界局势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历史，公司为谋求公共利益而生，虽时常偏离初衷，但其独特且持久存在的合理性始终在于增进人类福祉的能力。

威廉·马格努森（William Magnuson），美国人，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曾任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兼并与收购组合伙人，现为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教授公司史课程。著有《区块链与大众之治》一书，并在《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有关金融科技、国际法和公司的文章。

张洁，本书译审，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四川省应用外语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发表翻译学科论文20余篇，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8项，翻译及审定译著32部，荣获省部级以上奖励3项。

黄志华，管理学博士，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英国格林威治大学访问学者，四川省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主持主研各级课题30余项，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翻译项目2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和主编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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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人》《出版人周刊》《金融时报》、美国亚马逊等多家媒体2022年度推荐图书

★ 公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们为何存在？公司是进步与繁荣的引擎，还是无情追求利润的机器？通过本书抽丝剥茧的分析，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 罗马大税吏公司、美第奇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KKR私募公司、Facebook……以它们的故事为核心，阐述公司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今天的模样

★ 公司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人的故事，从资助公司的股东、管理公司的高管，到维持公司运转的员工，在本书中，我们会与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和强盗大亨相遇，也能同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创新者对话

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公司史……私营企业创造了许多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就，然而，那些屡屡超越常规、突破边界的故事背后，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内幕和由此带来的质疑。

——《经济学人》

公司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着悠久而宝贵的历史……本书对一个重要争论做出了有益贡献。

——《金融时报》

《逐利而生：3000年公司演变史》一书构思缜密，每个故事都让人深思。其扣人心弦的发展史揭示了公司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无论好坏。

——劳伦斯·赖特，The Plague Year作者

在这部生动翔实的公司史中，作者威廉·马格努森认为，公司本是为追求公共利益而生，然而现实中，公司常常沦为股东和高管追求利益zui大化的工具。对于任何想了解这一世界上zui具影响力的经济组织形式的读者来说，本书是必读之作。

——亚当•温克勒，《宪法里的生意经》作者

策划：张思莹

编辑：丁曼泽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