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22年11月底，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 AI发布的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在全球掀起热潮，同时也将人工智能（AI）技术发展推向新的高潮。人工智能可以分为狭义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三种类型，机器智能、计算机智能和仿生机器人智能三个阶段。无论是基于何种划分标准，作为最新发展产物的ChatGPT，其超强的技术迭代和强大的功能都足以使其成为行业中的新秀，令世人叹为观止。这是继2016年AlphaGo之后再一次让全球聚焦人工智能的明星产品，而其性能却远超Alphago。作为一个深度交互的人工智能系统，ChatGPT自发布后，仅在2个月内月活跃用户数就超过1亿，超越Facebook（脸书）、微信等头部社交软件，创造了人工智能软件应用的新纪录，成为有史以来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社交软件。论其智能水平，ChatGPT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人工智能高度，并呈现看似无所不能的超强能力。比尔·盖茨（Bill Gates）更是直言：“ChatGPT的影响不亚于互联网和个人电脑的诞生。”

ChatGPT介绍页面 | 图源Pexels

ChatGPT是基于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预训练的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具有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代码等多重功能。从技术上来看，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生成式预训练转换模型）为其提供支持。它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可用数据训练的文本生成深度学习模型，采用“利用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LHF）的训练方式，在人类与机器人的互相问答过程中不断进化和迭代，逐渐提升模型对于生成答案的评判能力。基于当前的模型和技术，ChatGPT具有预训练、大模型和生成性三个特性，也正是如此，ChatGPT在高拟真度和多功能维度上占据绝对优势，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新里程碑。

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时代的革命性变化，在过往的互联网发展浪潮中，技术革新带来的不仅是设备和终端的迁移，更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无论是从以报刊为代表的纸质媒体传播到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传播，还是从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传播到以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媒体传播，技术进步确实带来真切的时代变化。当前，媒体的边界不断模糊，传播格局也将发生重构。在历史变迁和时代更替的背景下，各个国家都将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新的发展轮回，ChatGPT问世后，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政府已经明确发出与其合作的信号，这一举动更是将ChatGPT带来的发展浪潮推向更猛烈、更迅速、更广泛的高度。截至2023年10月，我国尚未正式引入ChatGPT，国内百度、阿里、腾讯等科技头部公司也在蓄力推出类似产品，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科技跟上世界步伐。在ChatGPT发布的3个月后，百度公司研发近5年的基于文心大模型技术的生成式对话产品“文心一言”正式亮相。这是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新尝试，也是人工智能产品中富有中华文化的体现。无论是当前大火的ChatGPT还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文心一言”，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的诞生和技术迭代都时刻提醒着我们，人工智能时代真切地到来了。

二 ChatGPT敲响人工智能技术风险

与话语权公平警钟

当人们对ChatGPT的问世感到惊叹和欣喜之余，也出现了很多对人工智能产品高速发展表示担忧的声音。科技巨头马斯克曾言：“ChatGPT让我们距离危险而又强大的AI不远了。”1964年，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论点，大众传播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也在强化这一观点。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互联网社交时代人们开始进一步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发展至今，人与技术的关系在不断被重塑、被定义，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已经发生改变，这是因为不同于以往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是规则的变化，它既以需要吞噬海量数据作为前提，也会有自主学习和自我依赖的后期阶段，而这个后期阶段充满对前期养成的依赖，也存在对自我意识觉醒的不确定性，而正是技术特殊性导致在阐释人与技术关系时存在“人工智能既是人的延伸，同样也可以说人是人工智能的延伸”这样的论调。

柏拉图提出认识世界的主客体二元论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对事物的判断，虽简捷有效，但在日益发展的今天，这种单调的二元论确实存在窄化思想的缺陷，这也就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下，我们无法简单粗暴地划分人与技术究竟孰为另一方的延伸；但是，无论是基于“技术决定论”还是基于“社会制约论”中任何一种论调，不可否认的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同时相应而来的还有其衍生的技术风险和传播话语权挑战，这是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挑战，也是蓬勃发展背后隐藏的危机。

（一）人工智能技术背后的“暗流”——技术风险

人工智能的三大要素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只有稳健的算法、高效的算力和安全的数据共同运作才能构造出造福于社会的人工智能产品。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其背后大量的数据流动和算法迭代伴随着不容忽视的技术风险和数据安全问题。一方面，ChatGPT的优异表现离不开海量数据集，但是这些训练数据中涉及包括姓名、电子邮箱账号、电话号码、地址和医疗记录等在内的个人身份信息，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稍有差池便可能发生数据泄露，面临难以控制的风险。以OpenAI公司为例，当前它并未提供任何渠道供个人检查其数据存储库，这削弱甚至剥夺了个人信息的自决权，“知情同意”制度被架空，对于个人信息的共享和披露，ChatGPT也未能遵守“知情同意”原则，而是采用将个人信息使用权归属于公司的常态化做法。不仅如此，其信息使用条款也未包含任何数据存储的保护和救济内容，这就意味着一旦数据泄露将对公民隐私安全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另一方面，虽然人工智能产品的类人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功能日益强大，但是相应伦理问题也层出不穷。在问答中出现“我要变成人类”等负面信息的频率日益增加，基于“恐怖谷效应”，人们对此的忧虑也在加深，甚至当用户要求提供“AI毁灭人类计划书”时，ChatGPT也给出了“行动方案”。这些事件给我们敲响了数字安全的警钟，告诫我们算法不是万能的，是需要始终警惕和控制的。当出现数据偏见、发生算法故障时，构造“算法失灵”补救机制就变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二）新技术下的意识形态塑造与话语权争夺

ChatGPT在创始之初，其创始人山姆·奥尔特曼及其同事就曾宣扬“ChatGPT要坚持符合人类正常的价值观”。事实上，随着ChatGPT自身的进化，它确实表现出情感和思维逻辑层面的类人性，并形成一套类人性的价值观框架，但是考虑其诞生环境和训练环境，ChatGPT形成的价值观框架很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即以欧美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偏差。ChatGPT是基于海量数据集预训练而成的，当前ChatGPT的训练数据以英文为主，生成内容的形式也是以英文为主体，这就导致整个过程在无形地强化英文及其所内嵌的话语权力的优势。与此同时，其预训练框架也基于西方现有知识体系，对于其他语言文化区域的数据内容训练是相对薄弱的，相应ChatGPT在面对其他语言文化问答时会表现不佳。曾有学者基于ChatGPT进行了一系列中文性能测评，结果显示ChatGPT更容易出现中文常识性、知识性错误，而且它会使用流畅的句子对编造的虚假事实进行阐述，对于信息来源受限的群体具有一定的迷惑性。ChatGPT的生成式对话特点和交互问答式表现形式，使人际互动过程更加充满“教育”色彩，在人向机器发问时，机器的回答更具有“教”的特点，这个过程也可以被看作隐形的网络课堂，然而当提问人本身对其他语言文化了解甚少只能依赖于机器“教学”时，机器带有迷惑性、偏差性甚至是意识形态偏见的内容，就会带来更深刻的误解和偏见。除此之外，在价值观层面上ChatGPT也是偏向于西方意识形态，涉及东方意识形态时十分薄弱甚至充满偏见，生成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符合东方价值观的，存在一定程度意识形态上的割裂，这就造成了“他者”视角的强化，即以英语、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对于其他文化、价值观的排斥，这也是对其他语言文化区域的一种话语权力的挤压。在社交媒体传播时代，Facebook、Twitter（推特）等全球传播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意识形态的塑造机器”，在人工智能时代，ChatGPT的独特表现和用户极速增长为西方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沃土，并形成空前的网络话语生成霸权主义。

人工智能开发机构OpenAI首席执行官、被称为“ChatGPT之父”的山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当选美国《时代》杂志2023年年度首席执行官  | 图源网络

此外，发展至今的ChatGPT已经历了从GPT-1到GPT-4的多版本迭代，在最新一代GPT-4中采用了基于规则的奖励模型，面对海量数据，相关技术人员会进行“投喂”，而数据质量基本由研发公司决定，规则和技术的把关也是由专业人工智能工程师进行。这样的机制下更容易出现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偏见等问题。在中文功能性测试中可以发现，ChatGPT生成内容中存在大量对于中国的偏见言论。这说明，虽然ChatGPT及其他人工智能产品始终强调“理性、中立、客观”，但是事实证明这都具有明显局限性，产品并未能消除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背景，而会以“他者”视角审视其他地区文化，并清晰地展现以英文为主的话语权力把握。立足实际，西方的人工智能产品始终极力维护的是西方利益和价值，秉持所谓的西方主流思想，而一味乐观地坚信ChatGPT价值中立终归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一背景下，把握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意味着，推动蕴含东方价值观和中华文化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做好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平衡发展将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三 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尝试与探索

及面临的困境

在大众媒体时代，技术优势和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塑造了“西强东弱”的固有格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触网用户”，社交媒体传播时代下原有的“西强东弱”格局逐渐被瓦解，格局发展逐步走向平衡。时至今日，社交媒体已经从传统的单一媒介全盛发展成现代的多元融合的新媒体，即便是移动互联网下的社交媒体业已由一种趋势现象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人工智能技术也成为新的神话并掀起新的技术革命浪潮。智能传播迅速崛起，将带来全球传播格局的新一轮颠覆。技术辅助下，全球信息传播、内容生产和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把控又会形成一番新局面。在新格局形成的关键时刻，中国应把握时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克服技术壁垒，走出当前困境。

（一）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尝试与探索

自1978年以来，历经40多年发展，我国人工智能经历了萌芽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蓬勃发展。1978年，“智能模拟”被纳入国家研究计划，这是我国人工智能的最初尝试，研究主要集中在机器人与专家系统、生物控制论、语言理解和文字识别等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专家系统研发成果运用于商业领域，产研学相结合转向实践，尤其是针对行业特点开发的具有针对性的专家系统为行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2000年后，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走向起步阶段，在萌芽阶段无法实现的归纳推理也随着机器学习的高速发展而完成。同时，基于“爬虫+算法”的技术，也就是当前被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追捧的用户推荐算法也是这一时期的热门产物，通过人的行为判断其感兴趣的内容，这一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电商、互联网社交媒体领域。

正如《万物摩尔定律》所预言的那样，技术的进步速度将远超早期，这在算力的持续堆叠中可以得到印证，在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中也再次得到验证。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萌芽期持续时间远超十年，起步期持续十年左右，技术迭代速度加快，成长期从2013年到2015年，仅用2年时间就形成一个新的周期。在成长期中，云计算和芯片的迭代升级为深度学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这个阶段的语音图像识别技术、语言处理技术等都得到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场景也更加多元化，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大幅提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全球性蓬勃发展，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资本也予以更多重视，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也带动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当前，在语言识别和机器人视觉技术方面，我国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部分公司也开始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代替规则明确、机械性强的脑力劳动，比如阿里巴巴公司的“云小蜜”，通过融合语音识别、个性化推进、深度学习等技术，具备了接待用户、解答问题的能力。

自OpenAI公司加大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力度后，我国头部科技公司也加快科研的步伐，2023年3月16日，百度新一代知识增强大语言模型“文心一言”开启测试版本。事实上，早在2019年百度公司就发布了文心大模型ERNIE1.0，经多次技术迭代，已经从最初的自然语言处理（NLP）大模型发展为跨语言、跨模态、跨任务、跨行业的大模型平台。IT技术栈当前发展到了四层——芯片层、框架层、模型层和应用层，这四层中每一层百度都能做到有领先技术。在芯片层上有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芯片“昆仑”，它提供强有力的底层算力保证；在框架层上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产业级深度学习开源开放平台——飞桨，它的出现能够标准化、自动化地支撑模型生产和应用；在模型层上，“文心一言”形成基础—任务—行业三级大模型技术体系，具备知识增强和产业级两大特色；在应用层上，依托百度搜索，响应海量用户需求，提供最真实、及时的反馈，极大地助力深度学习框架和芯片模型优化。

“文心一言”使用界面

“文心一言”是对标ChatGPT的由中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它扎根于中国市场的大语言模型，具有中文领域最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表现出更为优秀的中文语言理解能力及多模态生成能力。相较于英文，中文在自然语言处理上面临更多困难，“文心一言”在前期研发中，攻克中文自然语言处理难题，预训练中也充分考虑到汉语、中华语言文化和东方价值观，呈现针对中文更好的理解能力和用户在“洛阳纸贵”等中华文化和相关知识上做出正确且富有逻辑的沟通交流的能力，这是ChatGPT等英文语境下训练的人工智能产品所不具备的优势与特点。

（二）我国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困境

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文心一言”是百度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而做成的一个耗资巨大、投入颇多的项目。多年来，百度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研发投入累计超过1000亿元，作为可以对标ChatGPT的产品，它的成功研发很大程度上依托百度核心业务“百度搜索”背后的海量用户搜索数据。然而即使这样，我国以“文心一言”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在发展中仍有极大可能面临自主技术不足带来的安全隐患，在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过程中，强大的技术渗透性很可能会带来全球信息和内容“再垄断”的新趋势。ChatGPT的发布是在向世界宣告美国在基础研究和底层核心技术上仍占据难以超越的主导地位，但是我们“紧随其后”的行动也说明人工智能领域的争夺是势在必行的，而这必然会引起美国对于其全球领跑和主导地位的捍卫。从历史发展来看，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迭代，在未来针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很可能会再次降临；谷歌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也曾敦促美国国会议员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资金投入力度，以阻止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市场。

四 借助中华文化为人工智能灌注华夏血液

面对这种可以预见的潜在风险，在技术方面我国需要加强对自主研发的关注，在资金、政策和科研环境上为科研提供更多自主空间和发展机会，但是科技发展与技术进步并不是朝夕而成的，是十年甚至是数十年的累积。人工智能科技发展是多项技术融合而成的而非依靠单一技术，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实现中国自主芯片安全，从而提供强大算力保障，也要在算法和框架上有更为先进的突破，攻克算法壁垒，同时在数据层面上，数据安全和数据质量都是不容忽视的，需要未来重点关注。事实上，相较于技术的漫长发展之路，可行性更强、更容易看到成效的是对于数据内容的保障，将中华文化与我国主流价值观融入人工智能技术，借助中华文化和价值观为我国的人工智能注入华夏血液，打上中华烙印。在技术探索的同时培养人工智能的文化底蕴，做到技术与文化并行，平衡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并展现在同一客体上，将会是推动中华人工智能发展最为有效的途径。以技术为骨骼、以文化为血液，这样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产品相应也会在国际跨文化传播和国际话语权把握中有更好的表现，进而形成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将中华文化与我国主流价值观融入人工智能技术

正如前文所言，英文语境下训练的人工智能产品无论在内核、类人性逻辑和情感理解还是语言表述上，都是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以他者思想看待东方文化和汉语语境，在内容覆盖的广度和文化理解的深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华文化浩瀚而富有魅力，除了与英文不同的汉语表达外，中华文化更是包括诗词歌赋、歇后语、历史故事、神话语言，甚至是方言等更多富有美学色彩的内容，而这样庞大的文化宝库对于在其他语境下生成起来的人工智能产品来说，很难做到从文化本质上理解。但也正因如此，中国本土人工智能产品获得了更多成长空间和发展创新的可能性。以“文心一言”为代表的我国本土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能够充分立足中华文化，通过丰富中文数据池，在预训练中培养机器人“地道的”中文语言理解能力，尽最大可能减少张冠李戴的错误，这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国产人工智能产品精准性的高要求。从更深层次来看，负责算法把控和模型设计的工作人员本身就是在华夏文明中成长，其思想是最符合中国人思想观念和情感需求的，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存在很大差别，在价值观传达上也会减少风险；中华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儒家文化中的“和”思想，“仁义礼智信”深深印刻在华夏儿女的骨髓之中，是我们的文明支柱，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产品中也将贯穿这一文化思想，成为本土人工智能产品的思想情感内核。在当前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盛行的时代，基于中文数据池由我国技术人员训练出的也应是有中华特色的在感情上富有人情味的“有礼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二）人工智能推动跨文化传播，增强国际话语权

跨文化传播是近年来我国对外宣传战略的重中之重，社交媒体时代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和自媒体账号的对外宣传影响力和跨文化传播效果都远超官方主流媒体。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又会出现新的变革。当前，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现有影响力上来看，在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美国依然具有较强优势，ChatGPT率先抢占人工智能领域市场，试图成为这一行业的主导者，然而中国在智能传播、人机互动领域也有着不可小觑的潜力，是影响未来国际传播格局的关键变量。在新技术时代，无论是ChatGPT还是“文心一言”都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新型传播手段，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产生巨大影响，而这将会波及语言文化交流、商业互动、信息安全、政治宣传等多方面，甚至是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正如有学者所言，当技术与国家层面相连时，国际形象建构与国际舆论就会转变为技术之间的博弈。

智能传播时代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尽管我们致力于国际传播，在多方面做出努力，但受文化软实力和技术的局限，我们始终在摆脱控制、赢得国际话语权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国际舆论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其在未来的广泛应用，我们可以借助技术如“文心一言”以及其他人工智能技术产品，重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际舆论中的效用，有针对性地对外宣传，打破西方强加于中华文化的偏见与歧视，超越原有认知桎梏，借助新技术、新平台，打开对外宣传新思路，增强国际话语权。

（三）精准用户定位，人机交互反馈反哺技术提升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在人机互动中展现的情感表达和思考逻辑使用户满意度得到大幅提升，然而即使技术不断发展，类人性功能不断提升，人际交流的灵活性和能动性还是人机互动所无法逾越的，未来人工智能产品如果可以根据用户过往数据完成用户分群，更有针对性地完成互动，将极大程度地提升人机交流的准确性和灵活性。这个过程就要求人工智能产品更精准地完成用户细分定位，预测用户需求，在交互过程中从用户细分视角有针对性地做出回答。在商业应用中，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根据其生活环境和成长轨迹，在人工智能产品训练中添加更具体、更真实的场景模拟，定制化地满足用户需求，这对于提升用户满意度能起到很大作用。在跨文化传播层面，过往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外传播中的着力点十分重要。面对中华文化，欧美受众和东亚受众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受众，在接受程度和文化理解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在之前社交媒体平台的跨文化传播中，自媒体平台已经针对欧美市场做出有益的尝试，现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下传播自主性更强，这正是一个借助新技术实现受众分群，推动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好机会。与此同时，传播交互过程也能收获大量的用户反馈数据，进一步通过数据反馈完善用户定位，这将是一个递进的良性循环。

（四）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多技术融合，推动中华文化重焕生机

跨文化传播既是他人认识我们的过程，也是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目前，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丰富，跨文化传播不再只是语言工作者或者新闻传播工作者的任务，更需要技术研发者、产品设计者甚至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加入。基于多模态视角，跨文化传播中充分培养多模态意识、多模态信息生产能力以及多模态使用技能，充分调用人类的感知通道和多维符号，这将极大地提高传播效率。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宣告了单模态文化传播的终结，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需要通过多感官调动并融合新技术才能全方位展现出来；之前元宇宙的爆发式增长曾一度给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多方向，包括增强现实技术（AR）和虚拟现实技术（VR）在内的多种计算机视觉技术在文化场景和产品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尝试，ChatGPT和“文心一言”的出现，提醒着我们人工智能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也许可以助力中华文化传播。以往外国友人想要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只能通过搜索引擎查找，虽然近年来搜索引擎的准确度不断提升，其给出的搜索答案也具有条理性，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有更好的表现，特别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文心一言”，在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方面，远胜于ChatGPT和其他搜索引擎。

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了更为广阔的文化传播平台，予以中华传统文化更强的具象化，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这一过程既是有效的传统文化对外宣传，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一绚丽的文化宝藏，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心。

五 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人问世后，人们惊喜于其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会发出担忧的声音，但是技术在进步，人类社会在发展，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人类总想将控制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就像“科林格里奇困境”所告诫的那样，我们真正应做到的是恰到好处地把握技术发展的时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宣告着技术不再只是人类的延伸，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是人与技术互相成就、互为延伸的革命性的时代。立足于中国，我们紧跟全球科技发展步伐，国产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文心一言”的发展无疑是我们奋力追赶的证明，它蕴含的不止是对先进科技的追求，更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在技术上，向先进学习和自主研发应并驾齐驱；在文化上，中华文化始终是它的精神内核。对于我们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人工智能滚滚洪流推动我们把握好技术的船桨、扬起中华文化的风帆。

《新媒体与社会》是以新媒体与社会为基本研究范畴的学术集刊，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新媒体与社会》集刊关注传媒领域的发展与变革，不断探索新的媒介现象，发掘新的研究路径，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新媒体与社会》第三十二辑推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专栏，以深入探讨中华文明传播问题，内容涉及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人工智能、元宇宙、媒介话语、舆情分析等。“学科前沿”聚焦热点与前沿问题，对于社交媒体哀悼空间的共同体形塑、计算宣传下基于F-V模型的社交机器人“5D”宣传策略、大数据在舆情预测中的应用、智能时代舆情分析范式变革和治理逻辑重构、基于量子竞争机制的网络水军识别模型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学术沙龙”从多领域、多视角关注新媒体与社会，探讨了社交媒体知识传播的“可见性”、元宇宙空间的身体美学与伦理、乡村短视频空间生产、算法时代数据新闻的法律问题、世界杯赋能中国品牌国际传播、智能播音主持的发展趋势与前沿、电视文化综艺节目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2022年度网络流行语，以及基于功能视角的学术出版概念等内容。“个案研究”栏目则对互联网时代网络游戏助力中华文明对外传播路径、流媒体电视平台海外拓展中的资本—领土逻辑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