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现实：

尼日利亚英语小说个案研究

杜志卿 张燕 著

2024年1月出版/定价138.00元

ISBN 978-7-5228-2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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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书写中的历史建构

图图奥拉开始创作时正值尼日利亚去殖反帝、走向独立的年代，当时尼日利亚文学创作的主导模式是现实主义。在那个时期的尼日利亚知识分子看来，这种以抗议和批判为基调的文学创作似乎是顺应社会潮流的最佳方式。尽管与图图奥拉同时代的阿契贝在其成名作《瓦解》中也描绘了一幅尼日利亚前殖民时期的社会画卷，但其重心还是非洲-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尤其是西方文化对尼日利亚本土文化的侵蚀。可以说，阿契贝最关注的还是去殖反帝的现实问题。当时，即便是奥尼查私人出版社出版的以艾克文西等作家的通俗作品为代表的“奥尼查市井文学”，主要关注的也是现实的社会问题。然而，图图奥拉书写的却是不太关乎现实世界的神话故事，他的小说很少明确地指涉任何现实的事件。无怪乎尼日利亚著名文学批评家阿托·奎森认为，图氏的书写显然是对当时尼日利亚主流文学话语的一种尴尬偏离。保罗·纽玛特也认为，图氏的作品是非洲合唱团中一个对立的声音。不过，这样的观点并不怎么令人信服。不可否认，图氏的小说关注的是尼日利亚独立前的历史。他本人也强调，“［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跟着文明前进，［他］会往下走到根部”。当然，图氏对过去的强调和捕捉并不意味着其小说真的只“沉浸在神话的过去”，因为在其神话书写中，图氏也有对现实的观照。阿契贝就称赞图氏是“最具道德说教意味的尼日利亚作家”，认为图氏在《棕》中进行了比“奥尼查市井畅销故事书”更坚定的道德说教。我们认为，图氏的神话书写也在有意或无意地对尼日利亚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如奴隶贸易进行重构。

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记忆是尼日利亚乃至西非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据统计，从1450年至1850年长达400年的奴隶贸易中，从非洲被贩卖出去的奴隶总人数超过1000万人，可能接近1200万人。卡洛琳·布朗（Carolyn Brown）指出，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几乎没有哪个村庄、族群和家庭能幸免奴隶贸易的危害”。尼日利亚是奴隶贸易的重灾区，其旧都拉各斯曾是西非第一大奴隶贸易港口。在英国和美国相继废除奴隶贸易之后的10年里，依然有5万黑奴从拉各斯被贩卖到巴西等地。图图奥拉的家乡阿比奥库塔镇的建立也与奴隶贸易有关。根据当地的民间传奇故事，由于家园在猎奴战争中被毁，一小群逃难者在神灵的指引下来到一个有着一块巨大花岗岩作掩护的山洞里安身，由此建立了阿比奥库塔这个镇子。它后来成了那些试图躲避约鲁巴南部地区猎奴活动的难民的聚集地。

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它致使人被视为一种可以买卖和交易的商品，严重践踏了人之为人的尊严，最大限度地折射了“人类本身所遭受的苦难”。另一方面，由于被卖为奴的黑人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奴隶贸易者为抢夺奴隶引发更多的部族冲突和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今非洲社会的暴君专制、社会动荡、性别失衡、贫穷以及某些地方至今还存在的奴隶问题都与非洲历史上的奴隶贸易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对奴隶贸易的文学再现主要是由美国非裔作家展开的。美国“新奴隶叙事”（neo-slave narrative）的代表作家托妮·莫里森以再现黑奴的血泪史为己任，她说“撕开那层‘被遮掩到无法言说的事实的’面纱”是她的工作。相对而言，西非包括尼日利亚多数作家，尤其是与图氏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作家似乎都刻意回避奴隶贸易的历史创伤记忆。赛迪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在加纳游学时失望地发现，相比那些“流散”的非洲后裔千方百计地通过歌曲、文学以及口传叙述表达他们的痛苦，西非作家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哀悼那1200万人口的消逝。阿切勒·姆班姆比（Achille Mbembe）认为，在非洲存在对奴隶贸易的“记忆缺失”。我们赞同姆班姆比的观点。以尼日利亚英语小说为例，在阿契贝的《瓦解》中，大西洋奴隶贸易只是在乌姆奥非亚（Umuofia）村民们的闲聊中被当作谣传一笔带过。奥比·阿克万尼（Obi Akwani）曾失望地指出，阿契贝描述的主要是殖民主义，而不是奴隶贸易的危害。在艾克文西的长篇力作《贾古娃·娜娜》中，早期黑人用黑奴与欧洲白人换大炮的往事也只是在主人公男友的叔叔介绍自己家乡的历史时被非常简短地提及。至于阿马迪在其代表作《妃子》中所描写的前殖民社会，这段历史甚至不知所终。可以说，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历史在尼日利亚主流文学作品中基本上是被忽略的。即便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尼日利亚新生代著名女作家阿迪契在格劳斯（T.Gross）对其的访谈中也说，她在尼日利亚上学时很少学到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历史，而且她确信大部分的尼日利亚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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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奥拉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他不属于尼日利亚的精英阶层。事实上，据图氏的第一个采访者艾瑞克·拉瑞比称，当时已经出版两部小说的图氏家里没有藏书；和出版商没有私人联系，也不清楚自己的书是否在销售。艾克文西也指出，成名之后图氏从不参加出版社的聚会，对巡回演讲没兴趣，与本国那些知识分子作家也不怎么交往。可以说，由于图氏“极简”的教育背景以及生活方式，其神话书写才能毫不避讳本民族历史记忆中那些丑陋的部分。在《我》中，图氏首次触及了尼日利亚历史上的大西洋奴隶贸易。遗憾的是，多数学者在阅读该作品时并没深究这一问题。帕林德虽然在《我》的序言中指出，图氏的作品中有很多篇幅描写心理恐惧，但他并没有把这种非洲人十分熟悉的恐惧与奴隶贸易联系起来。保罗·纽玛特则倾向于认为非洲人集体无意识中的那种恐惧源自欧洲白人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或许，由于在《我》中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才有的电视机、彩色打印机以及电话机等“时代错误”，威泰克尔（D.Whittaker）也误以为小说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尼日利亚和同时代的精灵界之间的某个地方”。实际上，小说一开始就明确告诉我们，故事发生在奴隶贸易时期：

在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日子里，有很多非洲战争，包括：普通战争、部族战争、抢夺战争和猎奴战争。这些战争在每个镇子和村落里都很普遍，特别是在大镇子有名的集市和主道上，白天和夜晚随时都会发生。……谁要是被抓，就会被卖给外国人当奴隶。（《我》，第17～18页）

后来，主人公的哥哥和母亲及他自己被猎奴者抓住的事实也表明，小说的故事背景很有可能就是约鲁巴地区猎奴活动十分猖獗的19世纪早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书中无所不在的恐惧描写与猎奴活动密切相关，主人公在鬼林世界里遭遇的各种恐怖经历无不是对奴隶贸易及猎奴活动的记忆重现。

在《我》的开头部分，小说主人公无意间闯入一座鬼宅，发现里面住着三个不同颜色的鬼，他们都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他给“自己当用人”（《我》，第24页）。这场“奴隶拍卖的反写”吸引了一群围观的鬼，他们都有着各种身体缺陷：或缺四肢，或缺眼睛，或缺头。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奴隶贸易将人的身体肢解化的特征。这场翻转的拍卖后来演变成了一场骚乱。前来调停的“恶臭鬼”建议将主人公一撕为三分给这三个鬼，这进一步体现了奴隶贸易将人商品化的罪恶本质。尽管那三个鬼没有将主人公撕成三份，但主人公却被“恶臭鬼”抢走，“放进了他背在左肩上的袋子里”（《我》，第30页）而成为他的奴隶。在《棕》中，主人公夫妇也有被鬼怪捉住后装入袋子里掳走而沦为奴隶的经历（《棕》，第281～283页）。这些人被抓后装入袋中的场景描写，显然是奴隶身体被彻底控制的隐喻——在这种形式的抓捕中，受害者行动受限，其自由也被剥夺；小说中人被捆绑装在袋子里而后被掳走的情景，是图氏对奴隶贸易运作机制之恐怖的文学想象。该猎奴方式受害者的口头叙述证明了这种恐惧的存在。奥丹多尔普（C.Oldendorp）曾采访过一位从西非被贩卖至加勒比的黑奴，后者向他描述了猎奴者手段的凶残：“阿米纳（Amina）黑人在到处抓人、绑人，特别是孩子。他们会在孩子的嘴巴里塞入东西以防止他们尖叫，他们会把孩子装入袋子里。”著名的“黑奴叙事”（the slave narrative）作家伊奎亚诺同样也是被猎奴者抓住后装入袋中贩卖到美洲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图氏的神话书写中所记述的恐惧无疑源于对猎奴和贩奴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忆，而不是纽玛特所说的欧洲白人在非洲的殖民统治的隐喻。

《我》所描写的“恶臭鬼”可谓尼日利亚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最令人恶心、最令人恐惧的鬼——他“浑身都是屎、尿以及被他杀死后吃掉的动物的血”，而且他把活蝎子戴在手上当戒指，把活毒蛇缠在脖子上当项链，把活蟒系在皮裤子上当皮带（《我》，第29页）。“恶臭鬼”的形象也许是柯林斯所说的“恶父形象”，不过，他的形象更像是猎奴受害者对令人恐惧的猎奴者的心理投射。墨菲指出，对猎奴的恐怖记忆已经深深地铭刻在非洲令人恐惧的丛林风景之中：森林里两种最恐怖的居住者即猎奴者和恶精灵被合二为一了。奥沃莫耶拉认为，“恶臭鬼”形象源自约鲁巴民间神话小说家富冈瓦的《奥格博久颂歌》中的人物艾格宾（Egbin）。不过，可以看出，图氏对富冈瓦笔下的这一人物形象做了修改。他笔下的“恶臭鬼”身上穿的皮裤子和戴的皮带是白人常见的装束。这一令人恶心的鬼形象可以被视为白人掠奴者的隐喻。“恶臭鬼”一心想把主人公吃掉，这一细节可以给我们的论证进一步提供文本依据，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当伊奎亚诺被抓到那些“长着红色的脸和蓬松的头发，长相恐怖的”白人面前时，他也以为他们准备吃掉他。同样，被贩卖至英国的非洲黑奴迪阿罗（A.Diallo）1734年重返家乡时，他的家人告诉他，他们以为那些被抓为奴的人“一般都被（白人）吃掉或杀掉了”。

在《我》中，主人公被“恶臭鬼”装在袋子里背回家后先是被关在“白天和黑夜一样黑”的屋子里（《我》，第35页）——那样的空间容易让人联想起奴隶贸易史上用来关押奴隶的黑屋子；接着，他又先后被变形为猴子、狮子、母牛、公牛、马和骆驼。在小说的其他场景中，变形是“人自保的一种方式”，它隐喻了“一种生存的希望”。不过，这个场景里的变形无疑也凸显了奴隶贸易惨无人道的本质。“恶臭鬼”将主人公变成一匹马的情节意味深长。我们知道，非洲只有斑马，而没有可用来干活的马。图氏笔下的鬼林世界也从未有过马，这一点可以从鬼林世界的老老少少对被变成马之后的主人公的反应得到印证：

……那个地区的小鬼和老鬼会将我围住，无比惊讶地打量着我。有时候，这些小鬼或鬼娃娃会用他们的手指或棍子戳我的眼睛，这样一来或许我就会因为感觉到痛而哭叫，而他们就可以听到我的嗓音是怎么样的。（《我》，第38页）

那些鬼镇居民对马很好奇，所以其他种类的鬼就邀请“我”的主人骑着被变形为马的“我”去他们那儿开会，以便能看清楚“我”变成马之后的模样（《我》，第40页）。我们认为，图氏之所以让那个“恶臭鬼”把主人公变成一匹马，或许是因为在奴隶贸易中，黑奴总是被西方贩奴者贬为“会说话的马”。图氏极有可能是希望借此让读者将他的神话书写与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联系起来——被卖为奴就意味着“短暂余生中骇人处境和苦难的开始。受害者不再被当作人，而是被当作财物来对待，就像家畜一样，被放在一起圈养、体检和买卖”。在该小说中，主人公就一直处于一种被抓、逃脱又被抓的循环中，这可以说是对西方贩奴者在非洲猎奴活动的绝佳讽拟。

有意思的是，《我》的故事并没有在主人公如愿回归家乡后结束。他在重返家乡的那一刻又被猎奴者抓住，在现实世界中沦为一个真正的奴隶。当年他为了躲避现实世界里的猎奴者而误入鬼林，但在鬼林世界经历了被抓为奴的24年后辗转回到家乡时，他还是没能逃脱被抓为奴的厄运。我们认为，主人公在鬼林世界里被抓为奴的遭遇是其在现实世界中被抓为奴的心理投射，精彩地再现了非洲人在奴隶贸易中的创伤历史记忆。因为，主人公在离开鬼界回到现实世界后被抓为奴的经历与他在鬼林里被抓为奴的经历是十分相似的：在鬼林世界里，主人公被“恶臭鬼”变成牛卖给一个女人，后者准备将它献祭给神灵；而在现实世界里，被猎奴者抓住后的主人公也被一时没能认出他来的哥哥买走并准备献祭给神灵。与主人公相认后，其兄长和母亲向他讲述的他们在现实世界中被抓为奴的经历与主人公在鬼林中被抓捕和被奴役的遭遇也颇为相似：正如主人公在鬼林中被“恶臭鬼”掳走后变成一匹马供后者骑行，其母亲沦为奴隶后所干的活也是“将［其跛脚的女主人］背到她想去的地方”（《我》，第173页）。阿比奥拉·艾瑞勒曾指出，图氏的小说是一种“集体神话在个人意识中的完整再现”。前殖民时期非洲猎奴、贩奴活动无处不在，非洲人民深受其害。主人公在鬼界及现实世界里不断被抓和被奴役的魔幻经历是西非奴隶贸易之集体记忆的精彩再现，充分体现了该作品批判现实的意旨。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故事的一开始就交代，主人公误入鬼林是其父多个妻子之间的妒忌所导致的：主人公的母亲是其父最晚所娶的老婆，且生了两个儿子，而其他老婆生的则清一色都是女孩，所以其母颇受其父宠爱，由此引起了其他老婆的妒忌，所以猎奴战争发生时，她们故意把因其母外出摆摊而无大人保护的弟兄二人落在家里，最后才导致主人公因躲避猎奴者而误入鬼林的悲剧。小说以“这一切都是仇恨造成的”（《我》，第174页）这句话为结尾。从表面上看，小说中的仇恨似乎指的是女性之间的妒忌，但在故事的结尾当一家人团聚时，小说根本没再提其父其他老婆的罪恶或仇恨，以及她们对主人公所造成的伤害。奥沃莫耶拉曾因此而发出“仇恨到底干了什么？”的疑问，并指责《我》中最后结论的“不一致性以及不相关性”。我们认为小说中所说的仇恨很有可能指的是奴隶贸易，而非女性之间的妒忌。正如墨菲指出的那样，图氏的《我》表面上看是一部从神话的维度审视非洲过去的小说，却巧妙地揭示了奴隶贸易的罪恶，同时将那些被压抑的记忆带入有意识的回忆之中。

策划：佟   譞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