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三农”问题始终是关涉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的基本问题，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是党的二十大的重要关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共富，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承担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的农民收入增长机制研究”，力图构建一个改革话语优先，在“改革—产业—增收”暨“动力—过程—结果”双向度三元关系的深层逻辑上审思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中国叙事体系。

对现实的关怀，本身就是投射我们一贯恪守的“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基本原则的一种研究风范。

近年来，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所在课题团队坚持走出自我苑囿的小圈子，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走近农民，用脚步丈量学问的深度，用农业农村改革与发展新的实践和广大农民群众关注的问题及问题解决的满意度来检验检测经济学研究的新概念、新框架、新理论与分析工具的适用性，力求立足中国乡村大地，深耕时代沃土，以更具原创性和张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结构来表达我们对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背景下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共享共富的全新的观察、分析和判断，写出植根于中国土壤、有着中国特色以及体现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和多元主体共享共富共生经济的规律性特征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文章。

从理论来看，作为课题负责人，在多年持续深耕城乡关系、收入分配理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及农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等领域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总体框架和研究思路。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的宏观、系统、历史的制度分析方法，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下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收入”二元关系，拓展为“改革—产业—增收”暨“动力—过程—结果”双向度审视的三元关系，建立起一个可以深入展开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树立起通往农民增收、共同富裕的一系列路标。

其中，“改革”作为重要的动力分为“始点改革”和“匹配改革”。我们不仅考察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本身即始点改革，还须重点研究作为其后续过程的匹配改革何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的内在逻辑，旨在刻画其中资产确权、股权量化（预期性收益）——产业发展（形成性收益）——结果共享（实现性收益）的逻辑理路。

进一步地，要从作为始点改革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的“此岸”真正到达促进农民增收共享共富的“彼岸”，需要相关匹配改革协同实现：匹配改革Ⅰ的制度安排匹配始点改革，诱导形成推动产业发展、效率提高的制度结构及其协同作用，即“制度—产业”子机制；匹配改革Ⅱ的制度安排匹配始点改革，更重要的是适应产业发展结果的公平分配、确保农民增收共享共富的制度结构及其协同作用，即“制度—分配”子机制。始点改革、匹配改革Ⅰ和匹配改革Ⅱ的协调与配套，构成一个适宜的制度系统以打通从股权量化到农民增收的链条。以产业发展作为重要中介和基础，联结动力源和双重动力流，在“动力—过程—结果”的多元互动机制作用下，实现“改革—产业—增收”。

更具体地说，深入研究“匹配改革Ⅰ→产业发展”的“制度—产业”子机制，以及“匹配改革Ⅱ→共享发展”的“制度—分配”子机制两种意义融合的丰富内容。一方面，伴随着全力推进“资源基础型”农业向“科学基础型”农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变，促进城乡间“内外结合”“内外一体”意义的“三重融合”，即城乡融合、三生融合、三产融合，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产业结构革命性重塑基础上农村生产力的新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培育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制的微观组织重塑和制度环境创新，极大地提高农民个体行动的能力特别是农民集体行动的能力，促进“过程—结果”共享发展意义的“三个融合”，即要素融合、主体融合、利益融合，实现集体、农民、企业各方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及农村生产关系进一步优化基础上的共建共享共富。

通过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及其匹配改革推动集体经济组织从“身份集体”向“利益集体”转变，并将集体经济发展纳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全过程，从而有助于广大农民实现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共享和结果共享。基于此，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在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增收和多方合作共富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层的时代意义关联。

从实践来看，近五年来，我们团队辗转奔走于云贵川的山间田野：或穿行在秦巴山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广元、巴中等地，跟踪调研广元市苍溪县兰池村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与猕猴桃等特色经果种植业发展、农民收入变化；或行走在地处成都平原向川西北高原过渡地带，兼有山区、丘陵和平原三大地区和“七山一水二分田”地貌结构的大邑，调研新福村等村以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发展现代粮油产业，以及国家数字乡村试验地数字技术作用下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得益增收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征；或造访调研贵州乌蒙崇山峻岭间的“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三变”改革，以及以贾西村为代表的村社整合获得的财政涉农资源和普惠金融资源，依托“龙头企业+股份专合社”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发展野生刺梨种植及深加工产业；或奔赴于横断山云岭的大理苍山调研资本下乡、鲜花果树种植、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增收、合作共享共富情况。

我们从中撷取了五个资源禀赋各异、市场化水平不同和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典型村庄进行案例分析，试图对“改革—产业—增收”及其细化拓展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价值检验和事实检验，为回答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影响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等实证问题提供鲜活案例支撑。其一，剖析各地差异化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进程的内生性及其原因；其二，挖掘实现“改革→产业”所需要的“匹配改革Ⅰ”，并阐明“始点改革”和“匹配改革Ⅰ”作用下的农村产业发展，是城乡融合、三生融合、三产融合协同促进的农村富民产业的发展，以及其中的作用机理；其三，探索实现“产业→增收”所需要的“匹配改革Ⅱ”，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演变的规律，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产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差异化有效实现形式；其四，揭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通过内嵌于要素融合、主体融合、利益融合的过程深度延展农村产业发展，最终实现“过程—结果”共享发展的内在机理。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西部地区五个案例点村庄的资源禀赋以农地资源、生态资源和财政涉农资金转为集体资产为主，与东部地区村集体经济多以物业租赁和非农产业发展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同的是，集体经济发展选择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方向，并围绕农业进行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融合发展，体现出鲜明的西部区域特色。

源于学术自觉、学术创新的自我期许是成就高品质学术成果的前提。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围绕分析框架、研究进路，我们不时集中讨论，以激发深度思考、分享创见之维、淬炼思想之力，及时捕捉直觉判断与理性推理交流互动的思想片段，不断明晰完善课题研究的整体架构、核心思想和逻辑主线，致力于完成具有一定原创性贡献的研究成果。在课题研究期间，围绕研究主题，我们将课题研究的一些阶段性成果深化凝练为论文、学术专著、决策咨询报告等系列研究成果。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在课题研究的几年里，我们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乡村产业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多元经济主体共享与农民增收共富不断探索，力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去与现实及未来相衔接、纵向与横向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对框架、观点、方法、结论做出新的探索和研究。

饶是如此，我们对新时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及其过程的理解仍远远不够，至少还处于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不够”的阶段。

也许这正是开始新的研究方向的标靶。

在中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关涉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的基本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共富，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在此宏观背景下，本书力图探讨基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的农民收入增长机制。
基于马克思的“生产—分配”理论、“产权现实性”思想和共享发展观，力图构建起一个改革话语优先、在“改革—产业—增收”暨“动力—过程—结果”双向度三元关系的深层逻辑上审思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中国叙事体系，旨在超越西方模式，明晰深植于中国土壤以及体现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和多元主体共享共富共生经济规律性特征的“根脉”“叶脉”，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叙事逻辑与叙事话语的语境下，讲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中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故事。

李萍，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四川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现任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主编、经济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城乡关系、政府与市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期刊和报纸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项，其中主持完成3项。出版专著、论文集、教材（独著、主编、副主编等）40多本。获国家级、省部级重要奖项12项。

策划：hnj

编辑：hnj

审校：tk

转载自：经管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