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主义论争文献汇编（1871～1915）

书摘·前言

作为舶来词语，尽管汉语“社会主义”一词首次出现于1896年11月出版的《时务报》上，但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和运动，引起国人关注，则起于1871年有关巴黎公社的记载和报道。之后的20年内，有关西方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若干理论不断传入中国。1891年12月《万国公报》开始刊载美国人贝拉米所著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头看》，以此为标志，中文报刊开始正面译介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流派。当历史进入20世纪，“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不仅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而且还首次掀起了这一学说在中国传播的热潮。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是知识界简单的学理引进和学术研讨，而是对一种“救国”方案的探寻，它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因此，作为一种舶来学说，自传入伊始，对它的不同认知和解读就相伴随，从而引发知识界的相应论争。

事实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知识界围绕“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共发生了四次直接或间接的论争。第一次争论发生在自社会主义思想传入到20世纪初，以译介日本社会主义文献为标志。伴随着“社会主义与中国”命题的提出，公开论战的氛围开始形成。第二次争论发生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围绕革命与改良而发生的大论战之时。这次论战从民族政策、政治方针开始，而至“什么是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止，形成了革命派的“民生主义”和改良派的“国家社会主义”。第三次争论的发生以《天义》《新世纪》的创刊为标志。此两刊所刊发的文章诱发了章太炎、“天义派”和“新世纪派”之间的论争，他们围绕“无政府主义及其是否契合中国”展开激烈的讨论，革命派内部人士也随之分化，无政府主义开始正式传入中国。第四次争论的发生以“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先后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和国民党为标志。民元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可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以政见相标榜、以国会选举为目标而成立的各政党，在围绕“社会主义与中国”展开讨论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形成了刘师复所谓的“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与之对应，伴随着《晦鸣录》《民声》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的成立，在相续的第二阶段，逐渐形成了本土的“师复主义”。概言之，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逐渐演化为“民生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大流派。

我们之所以将之称为“流派”，是因为各派的倡导者都在努力为自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寻找学理和事实的支撑。这正是贯穿他们论战的一条主线。比如，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有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命题：“社会主义者，又极不切于中国之主义也。凡人类进步之次第，由射猎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惟入工商之期，而后有社会主义。吾国犹在耕稼之时代，故社会主义之问题，在欧洲已高唱非难，日日绞政治家之脑髓而不能理者，在吾国则视若无动焉。”有人则是把圣西门提倡的社会主义与达尔文开创的生物进化论杂糅在一起，特别是鼓吹斯宾塞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才是“一种新主义”：“圣西孟之徒倡社会主义（即公产主义）于世，其势日盛。至十九世纪，而英人达尔文、斯宾塞之徒发明天演进化之理。由是两种学说发生一种新主义，是新主义曰：无政府主义。”又如，发生在民国初年刘师复与孙中山、江亢虎之间的有关“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说到底，这就是理论层面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争。对之，江亢虎明确提出了“新个人主义”即“单纯个人直接构成世界”的观点，刘师复亦承认“社会为个人之直接团体，个人为社会之单纯分子”，因而二人都主张把废除婚姻、消灭家庭（族）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基石。为此，刘师复写作了《废婚姻主义》《废家族主义》等文，江亢虎更是直白地说：“不知家庭主义一日不废，则社会经济问题断无根本解决之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师复主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更似是江亢虎鼓吹的“三无主义”的一个翻版。孙中山则是将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做了简单的两极对立评判：“主张个人主义者，莫不反对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者，又莫不反对个人主义。”于是他选择了“集产社会主义”，希冀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所导致的恶果，从而陷入了“以为防经济冲突，即为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论适与事实之真相相反，不思甚矣”的悖论之中。

更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尽管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流派之一，且被不自觉地引进到中国，但对马克思的评价却极高，如梁启超就曾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鼻祖，从而为进一步引进和探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理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事实是，早在1903年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中译本，就明确提出了“必以学理为社会主义之根据”的命题，并认为以“学理”为基础“创立新社会主义，以唱导于天下，舍加陆·马克斯其人者，其谁与归！”这里的“新社会主义”，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写道，“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是经典创始人在科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独特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发现”，恩格斯才说“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因此，要解答好“社会主义与中国”命题，就必须以探究“必以学理为社会主义之根据”为前提和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探究社会主义的学理问题，即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门科学，是中国“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派倡导者展开论战的更为深层次的根源。进一步言，“社会主义与中国”命题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即追问社会主义的学理基础问题；其二，回答“社会主义是否契合中国”。

比如，《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时期的梁启超，就明确提出了“辨理的社会主义与感情的社会革命，决非同物”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进而界定“社会革命”的范畴为“凡不为生产机关者（如家屋、器具、古玩等），则承认其私有，其为生产机关者，则归诸国有而已。必如是而后可以称社会革命”。这是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学理探究的最大贡献，但他又无法理解基于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分配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从而陷入了萨伊“三位一体”的经济学中：“析富之质，不外三物：曰租，曰庸，曰赢，而地主、资本家、劳力者三分之。”革命党人则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做出了较为浅显的解释：“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时，而其六小时之劳动，已足以增物之价，如其所受之庸钱。余六时者，直无报而程功者也。反而观之，则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价之一部还与劳动者，而干没其余，标之曰利润，株主辈分有之，是非实自劳动者所有中掠夺得之者耶。”但同样亦承认：“生产之原素三：一、土地，二、人工，三、资本。”这类解释致使胡汉民简单地把分配问题归结为“心理的而非数理的”问题：“吾人于经济社会，……其为分配之趋均，亦心理的而非数理的也。故不必尽取其生产消费之事，而干涉之，但使其于经济界，无有不平之阶级，而个人各立于平等之地位，犹其于立宪国中，无有贵族等阶级者然，然后其所得，各视其材力聪明，虽存差异，不为不均。此吾人社会革命论之精神也。”这归结到理论上，诚如孙中山所言：“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这种人日兴月盛，遂变为一种狠繁博的科学。其中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因此，革命党人放弃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理的进一步引进和探究。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出乎论战者意料的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及其理论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不仅被不自觉地介绍进来，而且无形之中还充当了解构其他流派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的学理基础。比如，服膺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天义派”代表人物刘师培，就遇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互助论”的冲突，并注意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达尔文学说之关系的论述，但无力解决这一难题，以至于武断地判定马克思“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于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从而放弃了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引进和学理探讨。这归结到“必以学理为社会主义之根据”的命题上，就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发起的“关于无政府主义是否契合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论争背后的实质性问题，即将生物界的科学理论机械照搬到人类社会发展上这一研究方法的错用，并没有被清醒地认识到，因此这次论争的最终结局也只能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分崩离析”。或许是潜意识地认识到这一问题，所以刘师复才谨慎地说：“故凡立一论持一说，苟非有科学之精神以为基础，其说必不可图存，不待攻而自破。今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虽尚未成为专门科学，然社会主义自有马格斯之后，（马氏虽为集产派之祖，然其学说之一部分亦自有甚精之点，不能一概抹煞之也）无政府主义自有克鲁泡特金之后，均各就其主义，洗净从前不正确之理想，而纳诸科学之轨[规]律中，于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亦骎骎具有科学之精神矣。”但他却无力解释何以“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会分别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因而陷入了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辨析的抽象思辨之中而不能自拔。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各流派倡导者所遇到的理论难题和困境，只有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大规模传入中国，并被自觉地加以运用之后，才得以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才在中华大地上扎下根来。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已清晰可见。总之，一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所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所提出的“四个讲清楚”的精神实质所在：“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

这也正是本资料集编撰的历史价值所在。

图书信息

内容简介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和运动，随着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不断报道和关注，传入中国，并掀起了传播热潮。“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是知识界简单的学理引进和研讨，而是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渐成一种救国图强方案，因此，对之的不同认知和解读，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相应的争论。

本书编著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在清末民初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全面收集、整理有关近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文献以及相关人物的文集、文选或选编、报刊论文等，按照一定的标准甄选和录入，并以一定的逻辑关系分辑、分类汇编成集，为近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一本较为完整、系统的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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