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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稳固、强化or垮台|来自伦斯基的社会理论分析

作者:甲骨文

发布时间 2024-02-26 14:41   浏览量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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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界精英们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没有哪一个政权能永久存在下去。从研究分配制度的角度看,应该研究是哪些因素导致政权垮台,这比研究是哪些因素稳固和强化了它们更加重要。


[美] 格尔哈特·伦斯基 | 文
本文节选自《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

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的理论
───
[美] 格尔哈特·伦斯基 著
关信平 沉重显 谢晋宇 译
2018年1月
反水投注网站 ·甲骨文



一 政权垮台的途径:战争与革命
虽然许多因素都对政治统治的倒台起作用,但只有通过两条途径,它们才会被真正地推翻,那就是战争和革命。这正是我们必须集中讨论的。
从任何关于分配的理论角度看,很简单,战争只是旨在争夺控制经济剩余产品的广泛而持续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使其具有特殊性的因素是,它包括了两个既定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同一社会中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之间的斗争。每一既定的精英集团都有听命于它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和增进其利益。战争的主要制止因素是缺乏有利可图的机会。除非所得可能大于所失,否则没有哪个精英集团会去发动一场征服战争。结果,国家之间存在权力平衡比一个国家享有一定的优势更不容易发生战争。
帕累托认为,打破权力平衡因而陷入战争和革命的因素之一可能是立宪政体过分依赖狡诈。换言之,它致力于以外交技能和类似的技术取代军事强权,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尽管帕累托可能夸大了这种情况,但是有理由相信立宪政体确有这一倾向。
法国大革命

二 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更小?
此外,立宪政权较不容易发动侵略行动。那些以行使狡诈和计谋而获得权力的人,除了作为最后一招外,鲜有倾向于使用强力的,除非其危险性明显很小(如在殖民扩张时期,英国同非洲部落的战争那样)。
最后,由于战争的成果通常只落入精英集团的手中,所以人们可以预测,参与决定是否发动战争的人口占比越大,发生侵略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民主国家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可能性要比非民主国家小。但是,人们不应假设这一因素是决定性的,因为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一个精英集团有时候也可以熟练地运用宣传工具,挑动平民走向军事行动。
当一方精英集团在战争中胜利后,有三种方式处置被征服的精英集团。第一,它可能摧毁后者,并直接夺取它的权力。第二,它可能将被征服的精英集团招收到它自己权力系统中的一个次要位置上。第三,征服者可以选定一个新的精英集团去取代老的精英集团,这个新精英集团将来会遵照征服者的要求办事,准许自己社会中的剩余产品以纳贡、贸易等方式被掠走。只有在第二种选择被采纳时,一个被征服的精英集团才可能作为一个精英集团而存在下去,不然,旧政权连同其政治周期及所包含的一切,都将走到尽头。

三 稳固政权,军队要掌握在富人手中
战争所造成的问题比成功的革命要少些,因为在战争情况下,双方都拥有必要的手段。就革命而言,情况更复杂些。一个成功的革命至少需要三个要素:(1)人;(2)组织;(3)资源。但是,除了从精英们自身以外,还能从哪里找到这些东西呢?
每一个国家里,总有一个集团拥有这些必要的资源。这只能是被委以保卫国家和现存政权的组织:军事机构。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革命都是由军人发动的,这并不是巧合。其他人可能会有敌意,另一些人也可能是贪婪的和有野心的,但他们缺乏达到目的的手段。军人总有可供使用的手段,他们需要的只是动机,由于手段是这二者中更难得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发动革命比其他人发动革命普遍得多。再者,它们也更容易成功。事实上,他们很少失败,除非军队被分裂开来自己打自己。
马基雅维利认识到了这一危险,并在《战争论》一书中建议道:“战争……不应该是王室或公共财物掌管者以外的任何人从事的事业;他们如果是聪明人,就不会让臣民和公民中的任何人将此作为唯一的职业。”英国贵族们也认识到了这个危险,因而长期维持军官职位的捐买制度,以使军队的最高职位保留给富人,因为他们要为了既得利益而努力维护现状。如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在一个世纪以前指出的那样:
如果军队和社会上层阶级之间的连接断开了,那么军队就将出现危险的和违宪的表现。一旦军队与那些因具有财产而与国家利益挂钩的人分离,以及受到肆无忌惮的军事冒险家的命令时,那军队就成了对国家自由来说十分可怖的东西。
拿破仑雾月政变后的皇冠加冕仪式

四 宫廷革命是推翻政权的重要方式
从众多美国人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和中东的各种“校官造反”的惊讶反应来看,这些原则在美国是很难被人理解的。正如前面指出的,美国的历史教育很难让人理解世界上其余大多数地方的政治生活。
在军人领导的革命中,如果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都只是宫廷革命。因此,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表现出对它们甚无兴趣,认为它们没什么重要性。
这种对宫廷革命缺乏兴趣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不论是学术性的还是政治性的)都将现代社会科学引向了对社会革命的单方面关注。然而,如果我们对政治周期的特性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宫廷革命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些地方一再地发生宫廷革命,严重阻碍着立宪制的发展。对于那些重视摆脱极权和专制从而获得个人解放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桩小事。

五 知识分子为社会革命提供新意识形态
军人通常是宫廷革命的领导者,而知识分子则容易成为社会革命的领袖,他们能单独提供社会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关键性要素——挑战现存意识形态并将它摧毁的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行当的本钱。在重要的哲学问题方面,他们是观念的领头人。知识分子可以从事各种类型的职业,但他们主要集中在教学、布道和艺术上。
知识分子很容易被权力和特权系统疏远,他们像一群没有职位的部长,或一群没有权力将观念转化为公共政策的专家。因此存在着天然的异化基础。然而,明智的精英阶层通常发现,聪明的做法是对他们加以关注、给予荣誉、施以奉迎,以使他们感恩戴德,予以支持。
这种策略通常很起作用,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坚定地为保守主义立场辩护,因而对捍卫权力和特权做出了重大贡献。利用熟谙各种符号的技巧,他们成功向普通人民证明了现状的优越性和不可替代性。
然而,有时候精英者会变得疏忽大意,或者有些知识分子会拒绝投合精英者的奉承。造反的知识分子光靠他们自己是不能对政治精英构成威胁的。他们缺乏掀起一场革命所必需的人力和资源。然而,在与他人的共同努力中,他们可以起到催化作用,即提供敌对的意识形态。这对每个成功的社会革命来说,都是必需的。
英国议会

六 “少数派群体”为社会革命提供资金、成员和组织
对大多数社会而言,另一些常常被吸引到社会革命中的是由在人种、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少数派群体所构成的那一部分人,这些群体对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派有着特殊的不满,因而更容易接受敌对的意识形态。与占支配地位群体中下层阶级的成员不同,他们与精英阶层没有共同的文化连接,因而难以形成认同基础。
这样的群体既可以给革命事业提供成员,也可以提供组织。首先,他们有时候可提供财政资源,而这正是革命运动常常难以获得的。虽然少数派群体通常被排除在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层次之外,但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有时候也做出巨大的经济成就,如犹太人在欧洲的经济成功,印度教徒在非洲、日本人在夏威夷以及耆那教徒在印度的成功。这种群体中的富人常常位于社会革命的财政支持者之列。

七 军队是政权的坚实后盾
然而,只要军队坚定地作为现存政权的后盾,就没有哪个社会革命能够成功。列宁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没有军队的瓦解,任何大革命都没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凯瑟琳·乔利(Katharine Chorley)在她的《军队和革命的艺术》(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一书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大概是我们所看到的关于武装力量在革命中的作用最好的研究。按照她的观点,除非军事力量被搅乱或保持中立,否则没有哪个群众革命能够成功。只要军队坚定地站在政权后面,那么这个政权不仅能够存活,还能粉碎任何针对它的造反,在这一点上,历史几乎没有展示出例外。
因此,我们再次回过头来重视专门从事强力的人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这种作用既存在于对政治统治的保护中,也存在于对它的摧毁中。虽然一些革命没有来自武装力量的支持也成功了,但这些通常都发生在军队士气严重低落和分裂的时期,例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在假设了强力是人类冲突中的最后仲裁者之后,这些事实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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