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当34岁的我开始研究老年数字融入的时候，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非常少。人们总是很好奇地问我：“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去研究老年人？”我也总是给他们讲述下面这个故事。

大概是在2011年10月，我“混”的BBS（深圳本地的一个论坛）突然传说有一个出身中医世家的“神医”药到病除，而且就在我家旁边的公立医院上班。那段时间，我正好身体各种小毛病不断，想找一个好中医调理身体，于是决定第二天去“打个酱油”。我起了个大早，8点钟医院一上班就去挂号，却发现早就没号了。护士告诉我：“哎呀，四五点钟很多老人就来把号给排了！”我一听甘拜下风。

过了几天，那个BBS又有新消息，说是因为这个医生太火了，所以医院推出一个便民措施，让大家不要排队，每天中午12点在网上放号。我就请一批朋友帮我网上抢号。终于，我“秒”到一个号，第二天可以优哉游哉地去医院取号看病。

次日，在医院看病时，有一位老太太一直跟着我，从取号跟到医生办公室门前。她实在忍不住了，向我打听：“闺女啊，你是怎么排到号的？”我指着医院的通知说：“您看，这个医院要您上它的网站。”老太太说：“网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没关系，这样吧，您上百度先搜一下。”老太太又说：“百度是什么？我没听说过。”我就不知如何解释了，说：“奶奶这样吧，您还是回家让您的孩子帮您挂号吧。”这个老奶奶很难过地说：“我的孩子都很忙，过去都是我自己早起排队拿号看病，现在我没有办法看病了。”

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羞愧，通过互联网、通过高科技，我抢到对我来说可有可无，最多是锦上添花的一个号，但是它对于这位老太太来说，却有可能是雪中送炭，甚至是性命攸关的。让我更羞愧的是，我们年轻人被老年人抢了一点社会资源，比如广场被跳广场舞的老太太抢了，公交车座位被晨练的大爷抢了，我们就会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在网上吐槽。但是这位老太太被我抢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社会资源，却无处倾诉，只能怀着深深的无力感默默离开。

我已经忘记老太太的模样，但仍忘不了她落寞的背影。学术人的良心促使我必须做点什么。“学术来源于生活”，于是，我开始观察数字化浪潮中老年人的生存状态。我越观察，越感到惊恐，因为这些年数字强势群体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掠夺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表面上，我们的生活越变越好，越来越方便，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上预约等数字化应用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事实上，还有一大群老年人被排斥在这个“美丽新世界”之外。更可悲的是，全社会都为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欢呼雀跃，恨不得快马加鞭、一日千里，却对这种无处不在的系统性社会排斥视而不见、习以为常。

确定选题后，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面对老年人的数字困境，作为学术人，自然而然地会遵循“what-why-how”的逻辑展开思考，而我们对问题的定义（what）和原因的解释（why）必然会影响解决路径的选择。如果按照惯常的思维，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的视角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把它视作老年人自己的问题，所做的一切学术和政策努力的出发点和落足点都是老年人自己，要求他们“老骥伏枥”、扬蹄奋疾地追赶上时代的步伐。在数字化赛道上，跑在前面的人真的只需要对跑在后面的人多喊几声“加油”就够了吗？

2012年10月，我的父亲退休后，终于有时间来我家住上一阵子。他决定把之前手写的自传用iPad手写输入、修改定稿。此后一个月，我几乎每天下班回家都会看到一个“嗷嗷待哺”的父亲拿着iPad等我解决各种问题，不是文件找不到，就是格式变乱了。开始我会很耐心（也有些许得意）地讲解，但反复被问很多遍之后，我就变得不耐烦了：“昨天不是刚教过您，怎么又忘了？”有几次我说的话还有点儿难听：“您不是老牌大学生吗，这点学习能力都没有？”说完之后，我立刻后悔了。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同时也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面对我无数次的提问，从来没有厌烦，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如今角色倒过来，为什么我对于父亲的提问就耐心有限呢？原因或许在于，父亲认为教育孩子是自己的“分内事”，而我一方面认识到自己作为儿女反哺父母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又奢望父亲（这个曾经无所不能的“超人”）对于新媒体技术能够“自学成才”。

出于学术敏感，我觉察到这份矛盾背后折射出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代”问题的重新定义与解读。当我们把老年人在数字融入过程中所遭遇的系统性社会排斥纳入代际关系的框架中予以考察时，就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类代际更替与传承的宏大命题。它与活着的、逝去的每一个人类成员都相关。无论是作为独立个体、作为家庭成员，还是作为社会公民，我们只有“置身事内”，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优路径。

过去10年，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作为学者也在不断努力参与社会改造。我尝试走出象牙塔，来到社区，进入家庭，身体力行地促使不同代际围绕新媒体展开良性互动。我尝试进行公共演讲、接受媒体访谈，为老年人的数字权利疾呼。我更尝试创办科普公众号、拍摄教学视频，呼吁更多人关注老年数字融入问题。10年的学术“苦”旅，对我来说是一次找回学术初心、探索生命意义的幸福历程。

在进行这项研究之前，老年人这个群体离我非常遥远，老年生活完全在我的想象之外。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有幸认识了很多老年朋友，有幸窥探到老年生活的多维景象，对于变老这件事甚至有了些许盼望。老年人或许是最难研究的对象，面对我们的访问，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拒绝；老年人却又是最好研究的对象，一旦你获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汕尾，参加工作坊的爷爷奶奶大部分不会说普通话，但几个月下来，他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亲人，请我们到家里吃擂茶。在深圳，就因为教过她们用手机、给她们制作过小视频，我所在小区的奶奶们把我当亲闺女一样，有点儿好吃的都想着送给我。有一次气温骤降，我忘了加衣服，走在路上被住在12楼的奶奶一把拽住。她摩挲半天，反复叮嘱我“回家穿秋裤”。研究其他选题，我收获了论文，而研究这个选题，我竟然收获了“秋裤”，还有沉甸甸的关爱。

在这项研究进行期间，我76岁的父亲于2017年4月离开了人世。子欲养而亲不待，痛何如哉！正是教父亲用iPad写自传的经历为我带来了最初的研究灵感，可惜父亲未能看到这份研究的最终成果。2014年，我给父亲注册了微信，并给他选了一张风华正茂的照片来做头像。父亲很快学会了用微信来和儿女远程互动。他会在我生日当天第一个给我发祝福，也会在我每一条朋友圈下点赞留言。在父亲生命的最后阶段，有一天我发现他悄悄地把头像换成了一张被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的自拍照。当时我觉得有些奇怪，但忍住没有问他。父亲去世后，我渐渐理解了他的选择。我觉得父亲是一位真正睿智超脱的勇士。他不沉溺于过去的美好，勇于直面生老病死带来的改变，而且能坦然地接受。六年多过去了，我仍然会时不时地打开父亲的微信，看着他的头像，感觉他仿佛从来没有远去。

......

尽管已经做了10年，我对自己的研究仍然很不满意。事实上，我做得越多，就发现没有做的也越多。目前呈现给大家的，只能是这样一份不够完整，更不够完美的研究成果，权且抛砖引玉，希望能吸引更多师友投入老龄化传播研究中来。依托这个项目，先后有3个本科毕业设计和7篇硕士学位论文得以完成。其中，2018年毕业的硕士生林枫，2021年又回来读博士并担任本书的第二作者，我要对他以及整个研究团队——博士生谢奋，硕士生李博、陈雅雪、丁海琼、李嘉豪、陈怡希、徐俊佳、李国杨、许广梅、张梦园、龚宝发，研究助理叶哲佑，本科生刘灿梅、赫培芳、刘子铭、吴晓颖、邓雪婷、柯成薇、林艾倩、王锦正、曾凤仪、周维航、姜锴立——的付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参与调研的所有学生，尤其是深入全国各地近千个家庭进行入户访问的65位调查员。

众多师友对这项研究寄予了殷切的希望，提供了热诚的支持，要逐一罗列的话，名单会很长。因为这个研究和长者有关，所以请允许我特别致谢三位年近古稀的学术前辈。

首先，是我在香港城市大学读博期间的导师祝建华教授。初次向老师谈及这个选题时，他就敏锐地注意到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并转发给我几篇关于西方社会老年人所遭遇的数字困境的论文，期许我的这项研究能够“走在美国人前面”。关于如何把“数字反哺”这个中国特色概念翻译成英文，祝老师也给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问卷初稿完成后，我发给祝老师把关，他亲切地回复：“我也是老年人，完全适用。”问卷收回来后，祝老师又反复叮嘱我，这种全国祖孙三代的调查数据非常珍贵，一定要“物尽其用”，不仅要写中文论文和书稿，还要争取发表高水平的英文论文，向国际学者讲好中国故事。十年磨一剑，最终的成果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祝老师的期许，这一点着实令我惭愧。

其次，是我们学院的两位退休老师：老林（林晓光教授）和老吴（吴予敏教授）。老林在阅读了我在这个选题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后，兴奋地说：“裕琼，你这个选题好，点到我们老人家（其实他一点儿都不老）的心坎上。”正是他的鼓励，让我有信心在这个选题上深耕10年。老吴则像一位“老中医”，随时为我的研究坐堂问诊。在与老吴的谈笑间，研究中的困惑总是能“灰飞烟灭”，有时候我还能迸发新的研究灵感。老吴反复提点我，学术必须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才有可能茁壮成长。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越发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

我还要感谢腾讯研究院的小伙伴，尤其是程明霞和陆诗雨这两位“女侠”。在我急需研究经费开展全国调查的时候，她们“从天而降”，三下五除二地和我谈妥了合作事宜。在合作完成后，她们仍然对我随后的研究抱有极大的兴趣与关注，并在我需要的时候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反水投注网站 韩莹莹等老师总是能提供高效专业的服务，对此我深怀感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要送给我的父亲。他健在的时候，我曾经幻想，如果这项研究能够出书，我一定要写上“献给我的父亲”。今天，我终于写下了这句话，相信在世界的另一头，父亲看到了。

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老年数字融入的中国路径

周裕琼 林枫 著

2024年1月出版/定价128.00元

ISBN 978-7-5228-2369-0

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越来越“老”，媒体形态越来越“新”。“新”“老”之间的矛盾，使众多老年人面临数字世界的系统性排斥。老年人的数字突围不能“孤军奋战”，而是应该得到不同代际群体的共同关注和参与。从对比视角来看，老年人与年轻人在数字媒体接入、使用和素养等方面的数字代沟令人忧心；但从对话视角来看，年轻人对老年人润物细无声的数字反哺温暖人心。本书从“对比—对话”的双重视角展开系列研究，考察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这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代际关系，并从传统文化观念中汲取智慧，通过数字反哺缩小数字代沟，找到老年数字融入的中国路径。

周裕琼，深圳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长江学者、中国新闻史学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教育教学奖获得者、广东省教学名师。

林枫，2010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于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师从周裕琼教授，2022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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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佟   譞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