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家：华南侨乡的家庭策略与社会互动

——基于海南南村的田野调查

陈杰 著

2023年12月

ISBN：978-7-5228-3002-5

本书以“两头家”这种特殊的家庭形式为切入点，研究侨乡南村的家庭策略与社会互动。通过收集大量的口述、侨批材料，同时结合地方性的文献史料和资料，追述“两头家”的家庭生活变迁史。采用历时性的框架，以南村“两头家”的起源、形成、变化以及现状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进行叙述。“两头家”是早期南村移民家庭策略的集体选择，它是理解当地侨乡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在移民情境中探究汉文化中“家”的核心价值与特殊性的案例。

陈杰，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社会政策、社会治理、社会人类学、华侨华人。曾在《开放时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中国广州社会保障发展报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及主要参与过国家、广东省、广州市社科规划课题及相关领域科研课题多项。

序 两头家：认识华人社会的一把钥匙

麻国庆

我对于今天所说的区域国别研究兴趣，始于我1986年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读硕士期间。当时中大很开放，有很多海外的学者来讲学。我选的“社会学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等课程就是在社会学系学习的。授课的老师常常讲到海外华人的研究。在人类学系讲座和课程涉及海外华人的更多。当时在广东做过田野调查的海外学者，很多侧重于华侨华人的研究，特别是对故乡和他乡的比较研究较为集中。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内蒙古出生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全新的领域，甚至在内蒙古我连祠堂也没有见过。而在华南广东，祠堂是区域文化的重要文化载体，特别是侨乡的祠堂更是凝聚海外华人的中国情结的场所。后来我到东京大学做联合培养博士，导师是末成道男老师。当时老师正在做越南研究，课上和每月的研究会也都会讨论东南亚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中国华南和东南亚的区域流动和华人的田野研究。而我自己在做汉族社会的家的研究时，海外华人的研究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后来从北大到中山大学工作后，我更加关注华南和东南亚的社会文化互动的关系。希望我带的博士生能够做一个他乡与故乡对接的研究，特别是通过田野资料来呈现急剧变迁的侨乡和从侨乡出去的华侨与故乡的关系纽带。目前读者看到的陈杰博士的专著《“两头家”：华南侨乡的家庭策略与社会互动》，就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成果。

我们知道，1949年以后，当时出国谋生的华侨由于各种原因留在了所在国。很多人还很年轻，当时出国前在家乡已经成家，家里也有妻儿老小，由于特殊的国内国际的形势，这批华侨没有回来，在海外又成家生子，形成了一个男人有两个家的状况。也就是说，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下南洋或者闯欧美的人大部分无法回国，他们在当地又组成了家庭，原来的家庭依然存在，就形成了“两头家”。当然这个研究的核心概念也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在与陈杰不断讨论中最后才凝炼出来的，将一个民间的概念转化成一个华侨华人研究中的学术真问题的关键词。这让我联想到指导作者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或许对于今天的博士生撰写论文有所启发。

陈杰的老家是海南东北部的W县，他的出生和成长地又在海南西部的儋州市，他告诉我，每年大的节日，其家人就跨越一百多公里的路途，回到日常已经没人居住的祖宅，打扫房间，置办年货。一起回来的还有在全国各地的堂兄弟几家人，尤其是春节和清明这类的节日，他们一大家族就在老家团聚，拜祭祖先。他说的这种与家乡的联系，也让我印象深刻。而且陈杰还告诉我，他的家乡是海南著名侨乡，他的爷爷就是泰国的归侨，对侨乡及华侨的文化，他有天然的亲近感。但也正如他在本书中说到的：“每年春节，父母都会带着我们这些孩子返回老家。因此，这样一个与侨乡若即若离的关系给了我很多的优势，不会因为对侨乡社区太熟悉而少了异文化的冲击感和新鲜感，同时语言和身份的便利又使我很容易融入当地社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在我看来，“两头家”的研究在华南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陈杰所做的这方面研究也是我讨论的作为方法的华南，跨区域社会体系的重要民族志成果。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一直强调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的家族研究，以文化、民族与跨国网络的视角，“两头家”作为一个以社区变迁与“两头家”家庭史结合的民族志，为中国汉人社会和华侨华人的家族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范本。

我一直强调在一个环南中国海区域背景里，对海南岛的研究应该把它和大陆体系、东南亚体系以及海洋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为海南岛本身不一定仅仅是海洋文化，它还包含着很多大陆文化的因素。海南岛的人类学研究要把岛屿纳入到中国整体的文化体系中，关注岛屿人群的流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侨乡研究。

现在回想起来，陈杰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他早期一直漂，不断地在变概念、变问题，有什么新的理论或概念，就喜欢追逐。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系列思考和探索，这毕竟是一个年轻研究者的成长历程。我在培养学生时，通常会组织大家一起讨论自己的田野发现，尤其在每次开题、预答辩、答辩之前的演习，让每个学生在同门师兄弟面前分享和陈述，在每一次类似成人仪式般的锤炼下，让每个学生慢慢对研究形成概念，对学问心存敬畏。陈杰在早期的博士论文开题过程中十分纠结，也错过了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海外田野的一次机会。他的思路历程也反映了人类学年轻学人在田野中提炼问题和关键词如何成形的过程。他一共进行了几次开题，呈现的观点和问题显示了他从理论中出来到田野中去，再从田野中出来回到理论提炼，螺旋往复、循序渐进的过程。当然，身为学生，最初的开题没有顺利通过，他的苦闷和挣扎老师们也看在眼里。但即使如此，我仍是非常清醒，知道他的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断从他经过深入田野调查后带回来的田野资料、田野发现中逐渐明晰，他的研究从个体到家庭到整个社区的变迁，要由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来串联起来。

下面从陈杰的论文题目和论文主旨的变化可以看出他的田野和思考的演进过程。如2005年12月开题题目是“汉文化的中心与周边——以泰国琼属华人文化认同为例”，他想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泰国曼谷地区的琼属华人社会，特别是以泰国分布广泛的海南会馆为依托。以华人的亲属关系、社会组织、文化认同、族群关系、移民网络等作为调查研究的中心议题；计划以泰国本土分布广泛的海南会馆为田野调查点，深入探究会馆作为华人方言群文化认同的组织结构所发挥的文化意义。2006年3月开题题目是“海南侨乡社会与泰籍琼属华人的社会网络研究”，拟以海南东北部侨乡村庄与泰籍琼属华人社会的社会网络互动为主线，观照海外华人这样一个典型的“越境移民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背景下在祖居地与侨居地，对于血缘、地缘共同体的日常实践感知，从而揭示改革开放后华人资本对于侨乡的宗族组织、传统主义复兴的推动作用。2007年11月开题题目是“家的传统与变迁：迁徙与家园”，研究拟以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考察以海南祖乡为中心移民到泰国及其他地方的宗族群体的家庭史。通过描述分析这些宗族成员如何在日常实践中实现对“家”的展演与建构，进而探究移民过程中“家”在不同文化下的传统与变迁。他的这些思考过程反反复复、几易其稿，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关键概念把田野与理论窜联起来。直到预答辩前，灵光一闪，一个关键概念浮现出来，我建议他用“两头家”把他的研究聚焦起来。中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中第一次指出了“两头家”这种婚姻家庭现象。[2]2008年3月预答辩的题目正式修改为“两头家：侨乡的婚姻、家庭与移民”，论文以华南侨乡广泛存在的“两头家”现象为研究中心，追述海南省南村“两头家”的家族史，同时观照该村华侨在泰国的“家”，以此展开侨乡的婚姻、家庭、移民的讨论。通过这些研究来探讨中国文化中“家”的观念在近代华南侨乡的演变。最后，2008年5月正式答辩题目改为“两头家：华南侨乡的一种家庭策略”。在前几次开题和预答辩修改的情况下，论文把主题最终聚焦在“两头家”这种华南侨乡的家庭策略。“两头家”是父系宗族社会的一种需要，是早期华南侨乡移民集体选择的一种家庭策略。

陈杰早期是想从一个两地社会的关系来进行论文的切入的。在这个时期，他经常告诉我，他读我的文章《作为方法的华南》，以及“从周边看中心，从中心看周边”等文化视角的心得与体会。我只是鼓励他多读书认真做田野。陈杰在这个过程中，他设想的从祖乡社会（海南W县南村）再到侨居地社会（泰国华人社会）的田野计划最后并没有成功。但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在南村的田野中发现了大量侨批，访谈了众多“两头家”经历者或亲属，这让我和其他老师都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独特意义的社会现象，且侨批在一个社区里大量出现，也反映所调查社区借助“两头家”不断展演着跨境、流动、谋生与返乡的故事。我在他的历次开题和讨论过程中，我就提到这个研究的定位，既不是社区研究，也不是简单的个人家庭生活史研究，而应该是在“两头家”这个关键概念下将南村的社区与个人口述史结合起来。陈杰在纠结和挣扎的思考中，最终明确下来，以“两头家”这个社会现象作为关键词，进而探讨南村村民在近百年的流动移居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家庭策略，而这种集体选择是当地社会与文化作用的结果。从丰富的田野资料和口述访谈中，陈杰逐渐找到了探索当地地方性知识的研究钥匙。

陈杰的博士论文田野点的选择也是在前往海南东北部W县侨乡的三个侨村进行初步田野调研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的。A村的侨居地是泰国，B村的侨居地是新加坡，C村面积最小，但侨居地是泰国及丹麦。田野点的选择对于博士论文尤其重要，在与陈杰多次讨论的过程中，我着重提醒他要关注地方社会的家庭以及社会互动。在陈杰前往三个点调研反馈的基础上，我们经过几次讨论将田野点选择在侨居地为泰国的一个单姓宗族自然村。这个后来起学名叫南村的村落，几乎每家都有侨居泰国的亲属，且在祖乡到他乡两地都有成熟规模的宗族组织和网络。陈杰在田野中深入访谈的“两头家”个案计15个（家族成员生活在村子的）；另据村民口述可以统计到的“两头家”有57个；此外，在南村期间，他接触和访谈的回乡探亲华侨及香港同胞超30人。目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著作，就是在此田野点上，经过长时段田野调查基础上所获得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