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0年与311年，中国北方陷于游牧部落之手，由此华夏文化中心从尘土飞扬的长安、洛阳平原转移到水草丰茂的建康，即现在长江畔的南京。《中国经学史·南北朝、隋及初唐卷：文献学的衰落与诠释学的崛兴》将继续讲述朝廷定都南京后的经学故事。这里的学风为释道所浸染，相对于方正的儒家道德更显超脱。在这样的氛围中，政权更加短命，面对玄学本体论，儒学吸引力更是愈加微弱。在北方，扎实的经学研究为在北方王朝统治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传统文化堡垒与自我认同的源泉。短暂统一的隋代与其后开启中国文化黄金时代的漫长唐代，在经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疑经”的种子也在唐代建立后的数十载间孕育发展。

（摘自本书导言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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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涉内容跨越了半个千年：始自秦，历经汉，横贯魏，止于晋。在这一纪元的早期阶段，人们见证了秦王毁书后的经典重建以及最终由朝廷王室完成的儒家典籍正典化过程，同时也目睹了作为国家资助“产业”的经学的专业化。身处那个时代之中，作为个体存在的大师们都得让位于那些专治一经并依赖治经之学从而得以求取一官半职的当朝“终身院士”们！语文学这一学科内部生发出了三个主要的二级分支和下属类别——文本考证、编纂学和注释学——它们为这个时代之后其他注释类型的发展提供了源动力，使得文本内部的复杂多样性得以解释和呈现。

当今世界，经济和交往的全球化已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环境，跨文化传播、文化比较和借鉴成为世界潮流。我国著名文化学者费孝通有一句关于文化比较的名言，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即提倡在文化自觉的同时，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欣赏异质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和精华，以使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永远保持新鲜的活力。中国经学和文献学固然有自身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然而西方的经学和文献学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可称异曲同工。《中国经学史·周代卷》中涉及以西方经学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经学文本，这样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探讨周代经学的学术机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经学史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