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11月14日的报告会上，梁思成和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的意见产生分歧，并与之争论。但遗憾的是，关于这次报告会的讨论环节，只有苏联市政专家团团长阿布拉莫夫的发言有所披露，而梁思成、陈占祥以及其他与会专家和领导的发言却均无从得知。笔者发现了一篇由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合著的评论文章《对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简称《梁林陈评论》），所评论内容即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的书面建议——《巴兰建议》，正好弥补了这一遗憾。本章专门就此做一讨论。

《梁林陈评论》的前一部分内容主要是阐述了梁思成等赞同《巴兰建议》的一些要点，具体包括9个方面：

（1）“都市设计要有科学的总计划”；

（2）“需要有关城市情况资料”；

（3）“城市的规模要有限制的人口”；

（4）“需要计划工业建设”；

（5）“人口分配的计算法”；

（6）“各种区域的分配”；

（7）“先定行政机关的位置与建筑”；

（8）“考虑附近其他区域的发展”；

（9）“参考书籍”。

从篇章结构来看，《梁林陈评论》对《巴兰建议》持赞同意见的方面（为便于讨论，以下以“梁巴共识”简称）要明显偏多，这也正如其开篇所点明的：“关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提的原则，大部分都与我们所主张的相同，且是我们同他多次谈话所论到的。”

（一）关于北京工业发展问题

《梁林陈评论》表明，关于北京工业发展的问题，梁思成等与苏联专家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都认为：“我们很早也就了解政府的政策是要将消费城改成生产城的。所以也准备将东郊一带划为发展大规模工业的区域……这一切的目的都是在准备北京的工业建设，同巴先生的原则一致。”

不但如此，对于北京工业发展（见图2-3、图2-4）问题而言，梁思成等的一些思想主张，甚至要比苏联专家更为激进，他们说：“但巴先生估计北京人口只增至二百六十万，建议工人数且为四十万，只占北京人口百分之十五·四，不知何故？”“巴先生告诉我们莫斯科工人为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他未说北京的百分率，但他们预计的北京工人数目仅为四十万，为二百六十万人的百分之十五·四，实只是四百万人口的百之十，似乎低得太多；尤其是工业落后的工厂，所需人工可能比较发达的工业国多许多的。”

图2-3 北京电子管厂正门（左）及生产车间（右）（20世纪50年代）

图2-4 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厂区（左）及生产车间（右）（20世纪50年代）

《梁林陈评论》提出：“按工人人口为全人口百分之二十（比莫斯科少百分之五）计算，将来北京市工人就是可能到达八十万人的。在一个以工人为领导的制度之下，我们估计工人的百分比应在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之间。”该评论文章还强调指出：“我们须注意这些工人人口数目，不但是东郊工业区内的，它也包括石景山及门头沟、丰台货运区等等在内，数目不算很大，在上海单是纺织业工人就到了一百万人。”

这一点共识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是否推进工业建设的问题，事关一个城市的基本性质与发展方向，是城市规划工作中最为关键的核心命题之一，而《梁林陈评论》则表明，就苏联专家所提出的北京“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这一建议而言，梁思成等是极表赞同的。

（二）关于限制城市人口发展的问题

在《梁林陈评论》的前一部分中，第三点是关于城市人口规模问题的：“巴先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大城市中‘避免集中过多人口’，这是用卅余年来都市计划基本的公验，目的都是要纠正过去大城市人口集中过甚，数目太大，和城乡尖锐对立的错误，我们对巴先生这个意见当然是极表赞同的。”

《梁林陈评论》对与巴兰尼克夫就此问题的接触情况回忆道：

记得我们同巴先生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巴先生曾问我们，北京今后的人口数目大约要多少？我们告诉他尚在调查情形及研究中，希望不要太多。但是有一些人曾发表过要北京成为进步的城市，“将来要有一千万的人口”。这些人士以为人口愈多就是愈进步的表征！他[巴兰尼克夫]很惊讶这种错误的见解。就在当时，他告诉我们莫斯科的人口是限制在五百万人的范围内的。我们很感谢他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作为北京将来的参考。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它表明在对北京的城市人口发展应有所限制这个问题上，梁思成等与苏联专家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人们通常以为，只有“梁陈方案”在北京西郊建设新区的做法，是以疏散思想为主导的城市规划方案，处于其“对立面”的苏联专家之建议，则是在北京城区内拥挤发展的思路。事实却并非如此。

仔细阅读《巴兰建议》，它同样是反对城市拥挤发展的，同样是以疏散思想为主导的。《巴兰建议》与“梁陈方案”所不同的，只是在于避免城市拥挤发展而应该采取何种规划措施应对方面。对此，“梁陈方案”建议的方式是在西郊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而《巴兰建议》的主张则是对城区内的部分居民在全市域范围内加以疏散。两者只是规划措施上有所不同而已，根本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三）关于城市功能分区的问题

《梁林陈评论》前一部分中第六项要点为“各种区域的分配”，实际上也就是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功能分区问题。他们认为：“巴先生的‘城市区域的分配’一节显然是主张将各种功用不用[同]的建设各自建立区域范围，如工业区、住宅区、学校区、休养区等，这是我们所极赞同的原则，且已做如此主张的。”尽管梁思成等对《巴兰建议》中城市功能分区的部分具体内容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如住宅区远近及中央行政区规划问题），但也正如《梁林陈评论》前一部分对此一问题专列以说明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梁思成等是赞同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的建议的，双方是达成了一定共识的。

（一）郊区人口计算问题

“梁巴之争”的第一项内容是“计算人口的方面的疑问”。仔细阅读《梁林陈评论》，对于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人口增长趋势的判断（未来15～20年内增长一倍），以及其所提出的行政人口规模及用地标准等，梁思成等是表示赞同的。《梁林陈评论》对于人口计算的疑问，主要在于郊区人口及工业人口和用地计算问题。

以郊区人口计算为例，《梁林陈评论》前一部分第五项要点，在对“人口分配的计算法”上表示赞同后，旋即指出：“最主要的是巴先生所预计的人口总额没有把郊区现时人口算入。这对于将来的北京市人口估计额会发生过分不准确的差别。”后一部分中第一项要点进一步明确提出：“他没有将郊区人口估计在计划里面，但他却占用郊区的土地，在这种情形之下，居住在郊区的人口将要迁移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他的计划里面应该将郊区的人口和以后增加数，亦估计在内才是合理。”

梁思成等对于《巴兰建议》的质疑，主要是其人口计算时未将郊区人口计算在内。在《巴兰建议》中，关于人口计算曾指出，“除郊区人口暂不计算外，北京市的人口……”的确未将郊区人口计算在内。

（二）工业人口规模及工业用地计算问题

除了对郊区人口计算持有异议之外，梁思成等对《巴兰建议》中工业人口规模及工业用地计算也发表了意见，这实际上就是城市规划中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预测出现分歧。阅读《巴兰建议》可知，其基本逻辑是“北京市区的规模，要以居民职业的性质来确定”，因此在对未来城市人口构成做概要分析的基础上，从工业区、新增城市建设用地、高等教育用地（含专门学校和实验工场等）、休疗养用地（含休息用地）及市区用地5个方面，阐述了各类城市建设用地的预测规模。《梁林陈评论》对《巴兰建议》的质疑，主要是关于第一项即工业区用地规模的预测。

在《巴兰建议》中，共计70平方公里的工业地区，包括工业用地及其住房（居住）用地两个部分。对于前者的计算，巴兰尼克夫区分了作为基本人口的工人的用地标准和为其服务的人口的用地标准。或许正是受这一计算方法所影响，《梁林陈评论》对后者的计算方法有所疑问：“为他们服务的十万人和四十万工人的眷属（被抚养的人）的居住面积都没有计算。”不仅如此，“计算十万为工人服务的人时，还必须计算另十万被他们所抚养的人口的面积的”。对此，能否认为《巴兰建议》出现了错误？如下情况值得关注。其一，在苏联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工业用地的计算原则、方法和标准等，与居住用地是有所不同的，对工业区的配套居住用地进行计算时，是否需要像工业用地计算那样专门计算服务人口的需求？其二，在《巴兰建议》关于各类建设用地的估算中，第二类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和第五类市区用地（城区）中都必然包含着大量居住用地，它们是否已经考虑到了一些新建工业区人口的居住需求？

城市规划工作需要经历复杂的程序和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适用方法。《巴兰建议》在对第一类工业用地进行预测时所谈到的居住用地预算，只是一种大门类的概算，并非专门从用地类型分析的角度，对北京城市发展中的居住用地需求进行的专门计算。《梁林陈评论》中谈到“照他的原则，居住面积应该是一百万人口的住宅面积”，似乎对此有所误解。至于《梁林陈评论》中所提出的“住宅面积应为工人及服务者总数加上眷属一起计算，最多减去若干留守在厂址内的职工数目，才是合理的计算法”，这样一种详细、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否适用于对城市建设用地进行概算这一前期的规划工作呢？

（三）住宅区远近问题

《梁林陈评论》后一部分中最后一项要点是“住宅区的位置问题”，它对《巴兰建议》中谈到的西郊新市区和城区东北部这两个住宅区的交通便利问题都提出了疑问：“我们认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住在新市区很是不便利，这与巴先生所说是正相反的”，“至于以东北郊为‘工人住宅区或其他人员的住宅区’，则工人住宅同工厂区的距离也稍嫌太远，交通仍然困难。”

对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的规划示意图《北京市分区计划及现状略图》。不难发现，图中所示意的西郊住宅区其实是面积挺大的一片区域，其东部至北京城墙一带（即“梁陈方案”所建议的中央行政区范围），同样属于西郊住宅区的范围。这样一个较大范围的住宅区，位置在当时的城区之外，与“梁陈方案”所建议的行政机关及其住宅区用地全部在西郊新市区相比，交通条件当然是不够便利的，但是，就《北京市分区计划及现状略图》所示意的功能分区而言，西郊的住宅区是否距离城区又比较近呢？

（四）关于城墙存废问题

关于城墙（见图2-5、图2-6）存废问题，是“梁陈方案”相关研究中频繁提及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一些专家学者谈论“梁陈方案”时，也常常将其与城墙存废问题相提并论。那么，《梁林陈评论》对此问题的意见具体是什么呢？仔细阅读《梁林陈评论》，且反复查找，却根本连“城墙”这个词都找不到，根本就没有谈论到城墙的问题。

图2-5 北京哈德门（崇文门，左）和东直门（右）门洞（1923年前后）

图2-6 北京西直门瓮城闸楼下的商铺（左）及北城墙边吃草的羊群（右）（1923年前后）

仔细阅读《巴兰报告》，也同样没有出现“城墙”一词。再来阅读《巴兰建议》，它只有一处出现了“城墙”一词，但这里的“城墙”一词，显然只是一个表示地理界线的名词而已，不是规划思想指向的对象。

因此，城墙存废问题并非梁思成等与苏联专家建议的分歧或争论所在，在对“梁陈方案”加以评论时，根本就不应将城墙存废问题作为立论或驳论的依据之一。

（五）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

《梁林陈评论》后一部分中第四项内容为“民族形式的建筑”问题。针对巴兰尼克夫所谈到的“中国式样的特点”，《梁林陈评论》明确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巴先生说，将来新建“房屋正面可用民族性的中国式样”，我们认为是不够的。

代表民族的建筑物绝不限于“房屋的正面”一个建筑的前后、内外、上下、左右、侧影和立面是一整体，他［它］本身的骨干、轮廓、门窗细部和附属的耳、厢、廓、庑、院落或围墙，无不表现它的基本结构和组成它的特殊民族性格。中国建筑的内在特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它工程上的结构法，另一方面是它在平面上的配置方法，民族性即在这种特征中，丰富地隐存着，暗示着，也就是真实的代表着。

巴先生说：“中国式样的特点不仅是用屋顶来代表”是很对的，但如说可“用雕刻装饰正面”“如牌楼之类”就可以代表，则太着重表面的形式了。

中国屋顶是最代表中国房屋外表的，它是中国房架结构法而所产生的美丽结果。但是如果整个建筑物其他部分完全采取欧洲石造房屋的形式，单单配了中国屋顶，便不能代表中国民族形式了。

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不难体会到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对中国古建筑的强烈热爱，作为长期专门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和测绘工作的著名建筑专家，他们的评论显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不过，也应该承认，所谓民族形式，是一个涉及美学、心理学的相当复杂的审美问题，难以用文字来表述，更难于用一种风格或一种形式来有效规范。

讨论至此，《梁林陈评论》对《巴兰建议》最重要、最核心的意见，主要在于首都行政区规划问题上。

在《梁林陈评论》中，梁思成等对《巴兰建议》最核心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其后一部分，但在前一部分中，对此也有所涉及：

巴先生的“城市区域的分配”一节显然是主张将各种功用不用[同]的建设各自建立区域范围，如工业区、住宅区、学校区、休养区等，这是我们所极赞同的原则，且已做如此主张的。不过巴先生没有提到政府行政区，也没有提到全国性的工商企业及金融的业务办公机构的大区域，也没有分出旧城区的使用。

对于巴兰尼克夫所建议的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建设行政机关房屋，梁思成等的评价是“他所建议的地址是那样的侵入核心”。

《梁林陈评论》在后一部分的第三项要点“城市区域的分配没有计划行政区”中，明确阐述了有关意见。在该部分内容中，最重要的文字莫过于这段话：

行政工作性质特殊重要，政府机关必须比较集中，处在一个自己的区域里的。巴先生却没有这样分配。他没有为这个庞大的工作机构开辟一处合适的地区，而使它勉强、委曲地加入旧市区中，我们感到非常惶恐。

就这一问题而言，其指导思想与“梁陈方案”的核心观点——“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所述，《梁林陈评论》对《巴兰建议》中有关郊区人口计算问题、工业人口规模及工业用地计算问题、住宅区远近问题以及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等提出了一些质问，但具体分析，大部分意见较多针对技术性的细节问题，并非城市规划工作中一些十分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摘自本书第二章，有删改）

编辑：佟   譞

审校：吴   超

转载自：人文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