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旧体诗词的阐释空间

——评《现代中国旧体诗词通论》

张弛（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伴随上世纪末的“重写文学史”，旧体诗词重新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特别是旧体诗词“入史”的问题被广泛讨论。学者李遇春对此早有关注，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已近20年，他的《现代中国旧体诗词通论》（下称“《通论》”）不久前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相较于他此前以单个作家创作为焦点的个案研究《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以资料文献整理为主体的编年叙事《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通论》一开始便明确将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方法范式来看待，探索如何借此参与重构现代文学研究新路径。用书中的表述，即“从‘合法性’论争到‘合理性’论证”。这一细微变化，也意味着将旧体诗词纳入现当代文学研究范畴，正逐渐成为学界共识。

从书中能看到作者在学科反思、资料整理、研究路径的探索与深化等方面的创新。在内容方面，对五四新文学如何确立“新诗”的合法性，并通过一个世纪的学科机制建设、文学史书写不断强化加以反思，构成了全书各章论述的背景和语境。书中涉及的浩瀚驳杂的文本资料，也彰显着作者力图突破传统“印象式点评”窠臼，从客观辨析出发的实证精神。从严复、王国维、章太炎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学人，到吕碧城、沈祖棻、何香凝为代表的女性文人，再到黄宾虹、刘海粟、张大千为代表的画家诗人；从清末民初的《南社丛刻》到抗战时期的《民族诗坛》，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东风》副刊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华诗词》等纸质媒介，乃至新世纪以来各类网络空间中的写作，都彰显着旧体诗词是有待研究者开采的“富矿”。

也正是这种反思和实证精神，使得《通论》没有陷于研究对象之中，而是保持着适当的审视距离。比如书中直陈，一些旧体诗词创作存在“斤斤计较于寻章摘句，老死于‘过度格律化’的形式桎梏”趋向；执着于“外形式”，反而走向了诗的反面。李遇春提出，由作者精神结构外化而形成“内形式”，是当前旧体诗词创作的突围方向。这一点，应当向“新诗”学习，需要在精神修养方面大胆借鉴现代哲学、文化、文艺的有益滋养。守正的同时，强调开新，实则表明——即使是“传统的感性”，也有其立足于所处时代的意象、情感与内容，旧体诗词的写作与研究，也应有“现代”的视野和路径。

《通论》中的部分章节，开始将研究触角延伸至旧体诗词与现代媒介、绘画、女性主义等诸多问题的阐释上。旧体诗词在这些研究视野中，不再只是旧时文人习气“骸骨的迷恋”，亦不再只是为填补文学史空白的“边角余料”，开始指向“现代”的精神成果。正如书中前言援引章培恒教授之言，“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要以现当代文学为坐标”，“旧体”作为方法，恰恰是以“现代”为旨归。《通论》中对旧体诗词的多元呈现，同样折射出19世纪末至今更加普遍的现代文学生态和更深层次的现代精神症候。“现代”视域下的旧体诗词写作，用作者的话来说，本没有“新诗”那般呼风唤雨、凤凰涅槃的风光，是一种“余事”的常态。文学史研究，自然要依托那些经典文本，可久居边缘却具有广泛基础的旧体诗词写作，何尝不构成一种还原现代中国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乃至文学演变的路径？

故而在《通论》中，作者尤其注意并开掘某些特定历史语境下，旧体诗词如何走出被遮蔽的状态，在历史进程中绽放出光彩。诸如清末民初报刊兴起之际，旧体诗词在结社雅集外，“表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意识”；抗战时期女性的诗艺探索，在颠沛流离间，用新旧意象写下“现代生活经验和生命体悟”；改革开放之初，旧体诗词在解除思想禁锢方面多有抒发；新世纪网络空间中，“老树画画”等诗配画折射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达观态度”。这些研究，为我们在五四文学经典文体之外，探究相应的“现代”话题提供了新视角，也让人欣喜地看到，在“内形式”与“外形式”的融合统一下，这些诗词的精神高度和艺术价值。通过李遇春的阐释，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特色得以彰显，《通论》中阐而未尽之处，更让读者对后续进一步的研究抱有期待。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3年08月31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