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惠帝年间，齐万年率关西氐羌发起大规模的反晋战争。为躲避战乱，西北六郡大批民众流徙入蜀。最终，略阳李氏率领流民在巴蜀地区建立了成汉政权。六郡流民集团在入蜀前既无统一的政治组织，亦无为后来政权奠基的君臣名分，反而大姓联盟以及军事优先的色彩颇为浓厚，这种情形为日后统帅传承顺位的争议埋下了重大隐患。

李特是流民集团推举出的首位统帅，他战死后，众人又推举其弟李流为统帅。后来，李特之子李雄在流民集团面临覆灭危险之时，违背李流降晋的决策，出兵击败晋军，确立了威信，最终在李流病死后接替其地位。李特、李流、李雄的传承本是因军事形势及勋劳而定的，但在成政权建立，形势渐趋稳定时，这种传承顺位中一些可能的争议便演变出皇位合法性问题。李雄称帝后，以自己不是李特嫡长子为理由将皇位传给其兄之子李班，李雄之子李越、李期又杀李班，而立李期。在这些权力争夺展开的同时，关于皇位合法性的争论也不断出现，成为政局演变的一个焦点。后来李寿攻灭李期，将国号由“成”改为“汉”，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长期存在的皇位合法性问题，但最终对巩固统治作用有限。

成汉皇位合法性问题关乎长期影响该政权政治活动的多个方面，包括权力结构、政教关系、继承制度以及后期的国号变更等，其中一些事件又常被认为与巴氐汉化有关。学界对这些问题已有不少研究，但还可从合法性的角度做进一步探讨。成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包括政权合法性及皇位人选两个方面，二者有明显区别但又互相交织。成汉政权系因反抗西晋而来，不同立场的人们对该政权或支持或反对，大多态度鲜明，讨论空间较小。而有关皇位传承顺位的分歧对成汉政治影响深远，故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暂不过多涉及其他方面。

一 李雄葬母事件的政治含义

在李雄平定了称帝三年后发生的大规模叛乱，并在巴蜀、汉中对残余的西晋势力取得最终胜利以后，这位成汉首任皇帝的母亲去世了。对于草创未久的成政权来说，太后的去世本来只能算是礼仪上的一件大事，却最终成为政治人物展开博弈的契机，从而牵动朝局。通过对该事件的探讨，可以窥见诸多与成汉政治基础密切相关的因素，又可看到长期困扰着该政权统治者的一些重要问题。

雄母罗氏死，雄信巫觋者之言，多有忌讳，至欲不葬。其司空赵肃谏，雄乃从之。雄欲申三年之礼，群臣固谏，雄弗许。李骧谓司空上官惇曰：“方今难未弭，吾欲固谏，不听主上终谅暗，君以为何如？”惇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汉魏以来，天下多难，宗庙至重，不可久旷，故释缞绖，至哀而已。”骧曰：“任回方至，此人决于行事，且上常难违其言。待其至，当与俱请。”及回至，骧与回俱见雄。骧免冠流涕，固请公除。雄号泣不许。回跪而进曰：“今王业初建，凡百草创，一日无主，天下惶惶……愿陛下割情从权，永隆天保。”遂强扶雄起，释服亲政。

表面上，李雄与大臣在葬母方案上的分歧似乎只属于礼仪和政治文化范畴，最终皇帝听从了臣子的意见。然而，其中有两个细节，表明李雄的做法应当包含了更深层的政治目的。一是最初“信巫觋者之言”，“至欲不葬”；二是有关“申三年之礼”的争论。历来学者多侧重后者，认为李雄借之推动了巴氐汉化的进程。其实，因“信巫觋者之言”而不葬母与“申三年之礼”是存在矛盾的，很难抛却最初不欲葬母的计划，只讨论“三年之礼”。

“信巫觋者之言，多有忌讳，至欲不葬”，这一描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李雄迷信鬼巫，行为怪诞。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停丧不葬并非常见的汉魏旧俗。《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载夫余习俗“停丧五月，以久为荣”，然《三国志·东夷传》又载夫余“厚葬，有椁无棺”，可见夫余停丧时间有限，且其与巴蜀相距甚远，两地风俗应无甚瓜葛。西晋时江东地区曾出现因忌讳而停丧不葬的现象。《晋书·贺循传》载贺循为武康令时，“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贺循治武康，应在惠帝年间。武康本“俗多厚葬”，且存在因“拘忌”而停丧不葬的现象。可见，停丧未必是当地风俗，却被部分人认可。又《新唐书·席豫传》：“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东、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敛，明列科防，俗为之改。”唐代南方“死不葬”的习俗是“暴骨中野”，与停丧不葬应存在较大差异，未可等而视之。总之，李雄不葬母与部分武康民众停丧不葬并非普遍的汉魏旧俗，也与《新唐书》记载的“南方俗死不葬”存在差异，在不同的地域分别出现，应和当时特定人群中流传的某些忌讳民俗有关。笔者猜测，也许这反映了当时流传于南方不同地区的某种宗教信仰。

西晋时道教不断发展，虽然各地信仰道教者较为有限，但是保持着日益广泛传播的趋势。道教传播的这一特点，似乎与李雄、部分武康民众因“拘忌”停丧不葬的情形相合。晋初巴蜀一度流传道教陈瑞一派：

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㪷、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后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

陈瑞要求教众在父母、妻子等家人去世后“不得抚殡、入吊”，这在有关太平道、五斗米道的记载中未曾发现。“抚殡”应即“扶殡”，“不得抚殡、入吊”体现了道教“趋生避死、重生恶死”的倾向。但陈瑞这一派的教义还没有要求教众停丧不葬。

王濬对陈瑞一派严厉打压，西南地区道教活动转入低落，旋即复兴。李氏入蜀后，曾借助道教范长生的力量击败西晋军队，后来二人关系日益密切。李雄称王前，“以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欲迎立为君而臣之”，这一行为不仅是为了表示对范长生的尊敬与感激，也是要借此迎合蜀人的宗教情感。李雄称王以后，“范长生自西山乘素舆诣成都，雄迎之于门，执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贤。长生劝雄称尊号，雄于是僭即帝位”。范长生亲自劝说李雄称帝，使其合法性获得了宗教方面的支持。没有材料显示范长生一派或这一时期的其他道教教派曾宣扬过停丧不葬的类似主张。不过，停丧不葬既然由“拘忌”而起，可能只与某些特定情况有关，亦未可知。材料所限，难以深论，且暂列疑点，以求教于方家。

葬敛罗氏后，李雄又提出要服丧三年，但受到群臣谏阻，亦未施行。史书所记载的劝谏过程大概如下。李雄声称“欲申三年之礼”，立即遭到“群臣固谏”，但李雄并未纳谏；李雄的叔父李骧先后询问并取得大臣上官惇、任回的支持，随后与任回一道进言；见到李雄后，李骧先进行劝谏，李雄仍欲坚持原意，在任回劝说以后，李雄才决定“释服亲政”。

四川南充醴峰观，又名李封观，相传是为纪念成汉皇帝李雄之母罗氏而修建的庙宇。图源四川省文物局官网。

史书描述的带有戏剧性的细节或许不足尽信，但仍能说明一些问题。首先，李雄对三年之礼的坚持，并非单纯是为了表达哀思或博取美名，也不仅是为了践行儒家提倡的丧礼。皇帝在即位之初或母亲去世时，用一些行动来表达哀思或博取美名，在历史上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不过，一般经群臣谏阻之后，皇帝会勉为其难地继续理政。如晋武帝即位之初，“既葬，除服”，仅仅“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李雄的行为超出了博取美名所需的范围。尽管李雄在此前及之后多次表现出对权力乃至帝位的谦退态度，但三年不视政事，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况且当时立国未久，内部尚未稳定，边境战事仍在继续。又，先前李雄曾因巫觋之言而不欲下葬，这与三年之礼所倡导的孝道是不相容的。从不葬母到坚持服丧的巨大转变，也不能理解为他突然服膺了儒家礼法。

其次，要分析三年之礼可能隐含的用意，就要看争议的焦点是什么。这次劝谏行动所争议的内容共有两点：一是要不要执行三年之礼，二是要不要“释服亲政”。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亲政，而并非单纯是礼制上的分歧。大臣们谏阻李雄的理由中，最重要的是“天下多难，宗庙至重，不可久旷”，“王业初建，凡百草创，一日无主，天下惶惶”，这是在恳求李雄以“宗庙”“王业”为重，继续亲理国事。大臣们之所以反对行三年之礼，也是因为不赞同李雄三年不视事。另外，李骧是李雄父亲李特的弟弟，较之上官惇、任回，他与李雄关系更亲近，又是长辈，然而在劝谏过程中，李骧主要起到的似乎只是组织牵引的作用。太后丧仪，是家事，同时也是国事，如果仅仅关乎丧仪本身，上官惇、任回的意见不应比李骧更具分量。上官惇和任回等人所起作用更大，也说明了争议的关键很可能不在礼仪本身，而应在于李雄要不要三年不主政事。

最后，要明白李雄的政治目标，还应结合当时的局势加以分析。皇帝三年不视事，不仅极易引发较大的权力结构调整，而且未必能保证之后还能如期顺利收回权力。李雄所谓的行三年之礼，几乎就等同于主动交出最高权力。李雄身体既无大恙，又非为人所逼迫，亦非为博取美名、笼络人心，这样的行为是不正常的。考察当时的政局，可以发现李雄的做法很可能是以退为进，进行政治试探，从而取得大臣们的明确表态。

李雄的母亲去世前不久，刚刚建立的成政权经历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内部叛乱。一些六郡将领攻杀李雄派驻地方的大臣，与晋益州刺史罗尚、占据涪城坚持抵抗李氏的巴西谯登联合。晋惠帝光熙元年（306），李雄称帝。怀帝永嘉三年（309）冬，“天水訇琦、张金苟，略阳罗羕，杀雄太尉李离，以梓潼降（罗）尚。雄太傅骧遣李云、李璜攻羕，为所破杀。云、璜，雄从弟也，为司徒、司空。十有二月，琦等送离母子于尚。尚斩之，分其室”。“四年，天水文石杀雄太宰李国，以巴西降尚。梓潼、巴西还属。”至此，由于六郡人訇琦等的背叛，巴西、梓潼皆重新倒向西晋，李氏失去了巴蜀东北部的大片土地，李离、李国等战败，后被杀。不仅如此，成汉的内部分裂还在继续。就在谯登破败前后，“雄姨弟任小受张罗募，手刃雄头，雄几死”，就连李雄的亲戚任小，也响应西晋新任益州刺史张罗，谋图刺杀李雄，几乎得手。

早在这些叛乱爆发之前，甚至李特起兵后不久，就陆续有一些六郡人倒戈西晋。与李氏作战的晋军中时常有六郡人出现，且有些可以确定原本是李氏的追随者。如李特死后，晋将“左汜、黄訚攻特北营。营中氐羌因符〔苻〕成、隗伯、石定叛，应汜、訚，攻荡、雄军”。罗尚死后，西晋以皮素继任益州刺史，后来皮素被部下天水降人赵攀、阎兰等所杀，这些“降人”应是之前跟随李氏而投降西晋的。诸多事件尤其是永嘉三年、四年由六郡人发起的反对李雄的大规模叛乱，都说明了支撑成汉政权的流民团体，其实内部相当松散，矛盾重重。

在刚刚平定巴西、梓潼的叛变以及经历了任小行刺以后，为了稳定人心，控制局面，李雄急切需要非李氏核心成员组成的六郡重要人物的表态。看似毫不相干的葬母一事，此时便成了李雄可以大做文章的素材。李雄的表面退让，换来了上官惇、任回以及其他众臣的明确表态——支持他继续主政，这便是试探的结果。可以说，李雄通过与李骧相互配合的政治表演，取得了群臣对自己权力的正式认可。当时成汉最重要的文武官员由李氏核心成员和六郡重要人物组成，任回等人的表态实际上确认了六郡大姓对李雄的支持。要求表态未必表明李雄不信任任回等人，主要应是以此向外界传达六郡人仍颇为团结的政治信号。由此，围绕李氏所形成的六郡流民集团的凝聚力得以强化，人们对新政权的信心也得以增强。

成汉政权地图（公元338-347年），图源网络。

综上，李雄葬母一事并非只关乎礼仪问题，在李雄的有意运作下，它成了一次争取政治支持的活动。李雄借此诱使非李氏的六郡重要人物表态支持他掌权，从而收拢人心，稳定局面。

以往有学者将李雄葬母一事与巴氐汉化相联系，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其中“不正常”的部分，联系当时的局势，可以发现该事件发生在成政权的一个特殊节点上，从而在李氏叔侄的有意操作下，产生了超出事件本身的政治影响。

（因篇幅所限，本次节选文章第一部分，且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