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一旦大猩猩被机器人纳入推理系统，成为一个先例，那么下次再有猩猩作案时，它就有可能准确地锚定凶手。但我们无法事先把世界上所有可能的作案者都输入计算机，而这就决定了推理仍无法独立完成真正复杂的分析工作。要解决一个开放世界里的案件，侦探必须具备一种把框架外之物纳入框架内的能力，此即创造性想象力。

浪漫主义诗学与侦探小说之源

一九九七年，一台名叫“深蓝”的计算机在六局连战中以二胜一负三平的比分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二十年后，又一台名叫“阿尔法围棋”的智能机器人与当时的围棋世界冠军柯洁展开对决，结果以三比○完胜。假如埃德加·爱伦·坡今日复生，看到这两则“旧闻”，他或许会有一种预言终于得到验证的小小得意。在发表于一八四一年的短篇小说《莫格街凶杀案》中，坡宣称，一般人都以为下象棋有益心智，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象棋需要料敌机先，根据对方可能采取的步骤预想接下来几步甚至十几步的走法，因此的确非常考验人的“计算能力”，但坡认为，它对“分析能力”的要求并不高，而后者才是心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象棋对弈中，棋手必须全身心投入计算，因此赢家往往是“精神更专注的那一个”，而真正聪明的棋手却常会因为一时疏忽而满盘皆输。相比于象棋，坡更推重惠斯特牌戏，也就是桥牌的前身，认为它更能给人带来分析的乐趣。他注意到，“很多具有最高深智慧的人都对这种牌戏有着解释不清的爱好，并且，他们避开象棋，觉得它肤浅无聊”。象棋之所以让这些人感到无聊，归根到底在于计算本身是一种机械性的活动。机械的事最好交由机器来做。而且，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人的机械活动也必然是机器最容易模仿和超越的人类行为。如今，机器终于在象棋和围棋上战胜了人，这反过来可以证明：第一，计算在象棋游戏中确实是最重要的决胜因素；第二，计算在人类心智中确实只占有一个相对低端的地位。

《莫格街凶杀案》号称欧美文学史上第一部侦探小说，和后来日益通俗化的侦探作品相比，它读来有一种十分浓厚的思辨气息。故事以一大篇关于“分析能力”的哲学探讨开头，其重要性甚至不逊于故事本身。坡所说的“分析”（analysis），指的是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理出一个头绪的能力。人每天都在使用这种能力，但对其性质却不甚了然。要弄清分析是什么，有必要先确定它不是什么。坡通过对象棋的批评首先明确了分析不是计算，紧接着，他又以更能满足聪明人心智需求的惠斯特牌为例，试图为我们勾勒出分析的一些基本特征。

玩惠斯特牌并非不需要计算，相反，计算是牌手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因此象棋高手都拥有成为惠斯特牌高手的潜质。但除了计算，惠斯特牌还要求玩家通盘考虑除牌面外那些不受纯粹规则约束的复杂因素，这便让玩家的分析能力有了发挥的余地，而这也是象棋所不具备的特点：

分析由观察和推论这两部分组成，但观察在其中所占比重要远超推论。不过，“观察”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词，它听起来好像只是收集信息、把它们一一记录在案，但实际上它还包括把收集来的分散信息熔铸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后者才是分析的精髓所在。整体必然是超越部分之总和的，仅仅把部分累加并不能得到一个整体，整体是需要“创造”出来的。打个比方，分散的信息相当于人体的各个零件，眼睛、耳朵、一块皮肤、一个内脏，把它们整合为一体相当于把所有这些部件还原到一个完整的身体中去，也就是说，“创造”出一个生命。正因为此，小说后来描写神探杜潘时才特别强调他天赋的两个方面：解决问题的一面和创造性的一面（the creative and the resolvent）。就在头脑中创造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事物形象而言，杜潘这样的分析大师其实和艺术家没有本质区别。巧合的是，上面这段话最后一句里译者（陈良廷）无意中使用的“胸有成竹”一词正好也表达了这层意思。“胸有成竹”这个成语源自苏轼关于画竹的一段论述：

要把竹子画好，对细节亦步亦趋，也就是“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是不行的，画家必须把他所观察到的竹子的所有细节创造性地转化为头脑中的“成竹”。当他“执笔熟视”时，他所追摹的并不是现实中的竹子，而是自己头脑中有生命的“成竹”的动态影像。同样，经过两三个回合的观察，惠斯特牌高手也已经在他的头脑中创造出了一个包括游戏现场内一切细节的生动影像。这个影像里的人物仿佛都在自主地行动，但他们的一举一动又都符合打牌现场真人的行动逻辑。它们有时甚至可以帮助牌手预言现场里的真人下一步会如何出牌。在这位高手眼中，对手没有任何秘密，他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把握之中。这种把握像直觉一样不受逻辑羁绊，但事后复盘时，人们却会发现这直觉处处符合逻辑，因此看起来仿佛是一种推理。这种看似逻辑推理但实际上却是直觉把握的心智活动过程便是坡所说的“分析”。“分析”通常是与“逻辑”“智性”关联着的，但在坡这里，它却更接近于柯勒律治式的想象。柯勒律治认为，想象并非仅根据相似性或联想律把事物并置在一起——他称此为“幻想”，是一种较真正的想象等而下之的能力——而是一种赋予分散事物以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力量。在他看来，富于想象的诗，如华兹华斯的作品，具有以下这些特征：

下面这段话则进一步强调了想象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形塑力（esemplastic power）：

柯勒律治最初是为了论诗而提出“想象”这个概念的，但正如文学史家巴塞尔·威利所指出的，它同样也适用于诗以外的其他广泛领域，包括政治、宗教、哲学以及科学等。比如，科学家就需要靠想象来穿透复杂的现象，领悟事物间隐藏着的联系和秩序。科学家也是分析家之一种，他们是自然领域的侦探。《莫格街凶杀案》的哲学性序言以一句“机巧之人往往善于幻想（fanciful），而真正富于想象的（imaginative）人必定长于分析”结尾，从中可以看出，坡很可能是以柯勒律治的“想象”概念为原型来构想杜潘的分析能力的，也就是说，侦探小说的源头中也有浪漫主义诗学贡献的一脉活水。

明确了分析的性质之后，小说即进入探案故事本身。这个故事包含两个分析案例，一个是对“莫格街凶杀案”的侦破，另一个则是此前对一件日常小事的分析，相当于杜潘在读者面前的初次亮相。

杜潘和故事叙述者“我”是因觅书而结识的好友，两人共同租住一个公馆，平时的爱好就是白天拉起窗帘在幽暗中海阔天空地神聊，晚上出门臂挽臂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上神游。一天深夜，杜潘和“我”正各怀心事走在巴黎的街道上，突然，他用一句没头没脑的“他是个小个子，真的，更适合去杂耍剧院”打断了同伴的思绪，后者大吃一惊，因为他当时确实是在想，“尚蒂伊这个修鞋匠出身的小个子演员不自量力，居然想扮演悲剧里的正角，结果被评论家冷嘲热讽”。那么杜潘是如何看透同伴的心思的呢？

原来，刚才在街口，他的同伴被一个水果贩撞倒，从那时起，杜潘就开始注意他的举动。同伴被撞后踩到路边一堆铺路石，扭伤了脚腕，很恼火，边走边咕哝，杜潘从中分辨出“stereotomy”一词，意即“石头切割术”，指的是把形状规则的铺路石交叠铆接起来的技术。由于词形相近，杜潘断定他大概率会从石头切割术联想到atomy，也就是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他俩最近还聊起过这个话题，当时杜潘提到，伊壁鸠鲁关于宇宙的一些假说已在新近的星云理论中得到证实。杜潘猜想同伴这时或许会抬头看看夜空中清晰可辨的猎户座星云，他果然抬起了头，杜潘由此确信自己的一系列推测都准确无误。最后一步是从猎户座到尚蒂伊，把二者连接起来的是一句拉丁诗，“第一个字母已失去原来的发音”，报纸专栏作家用此话来挖苦尚蒂伊当上演员就改掉了自己的名字，但昨天闲聊时杜潘指出，拉丁原诗指的其实是Orion（即猎户座），本应拼写作Urion。同伴抬头看猎户座时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同时又下意识地挺了挺身子，这更让杜潘确信，他此时联想到了那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小个子演员。就这样，经由铺路石、原子论、伊壁鸠鲁和猎户座，一根清晰的链条把他的思绪从水果贩引到了尚蒂伊。

不过，这根链条虽然一环扣一环，却并非一根逻辑的链条。伊壁鸠鲁、猎户座和尚蒂伊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杜潘的同伴之所以会从一个想到另一个，而杜潘之所以能猜出他的心思，完全是因为两人前不久刚聊过这几个话题，并且对聊天的内容仍记忆犹新。也就是说，杜潘是根据对同伴的思维和联想方式的细致观察来判断后者的内心活动的，相比之下，他所做的推论就其本身而言则既不复杂也不严密。设想没有此前熟悉交往的基础，仅从几个转瞬即逝、充满偶然性的小动作，他是万难“推导”出最后那个令同伴吃惊的结论的，这就好比再出色的惠斯特牌手也要玩上两三轮以后才能对局面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坡虽不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但他对思维过程的再现却力求逼真。分析的关键在于观察而非推理，杜潘的小试牛刀也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接下来便是莫格街血案本案。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况，杜潘全部都是从各大报纸的相关报道中了解到的，小说同时把这些报道呈现在读者面前，一方面让人读来有一种亲身参与破案甚至和杜潘一比高下的兴奋感，另一方面也让案情分析很像文本批评或经书解读。案情看起来十分扑朔迷离：一对深居简出的母女在莫格街住处遇害，死状极其恐怖，显示作案者膂力超常、手段残忍；现场门窗紧闭，看不出凶手有任何逃跑的路径；死者家中散落了大量现金，保险箱和橱柜抽屉都敞开着，受害者貌似遭遇了抢劫，但财物丢失状况不明；案发时值凌晨，街坊邻居被凄厉的惨叫惊醒，纷纷循声来到母女俩位于四楼的公寓，邻居们一路赶来时未发现有人下楼，但最早上楼的几位都声称，除了受害者的惨叫，他们还听到几声刺耳愤怒的争执，其中清晰可辨的是一个男人发出的“该死”“见鬼”“老天”，另一个声音比较尖利，具体说了些什么则没人听清，证人们甚至不确定这个声音所使用的语言，提示现场很可能还有一个外国人。

这些让巴黎警方一筹莫展的情况引起了杜潘的浓厚兴趣，他在第一时间就直觉地意识到，在这个案件中，调查者应该改变提问的方向；他们“与其问‘出了什么事’，还不如问‘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也就是说，仅在常识框定的范围内寻找作案动机和逃跑方式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案件很可能涉及一个警方从未碰到过的行凶者。首先，作案现场罕见的暴力程度让人禁不住会问这个凶手究竟是不是一个魔鬼；其次，死者未被侵犯，凶手也没有卷走现场几千法郎的现金，那么他的作案动机究竟是什么？他没有机会下楼，只可能从四楼窗户逃走，那么他何以有如此矫健的身手？但真正把杜潘引上这条超常思路的还是作案现场那神秘的争执声：发出这个尖利声音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为什么邻居中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无一能分辨他的语言？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文明世界里的人？抑或，他究竟是不是一个人？事实上，正是最后这个问题帮助杜潘找到了破案的钥匙。他带着这个大胆的想法来到莫格街进行现场勘查，他从现场搜集到的证据进一步证实、厘清了他的猜想。他得出的结论是，凶手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意外逃脱的大猩猩。正是它发出了那无法辨别的尖利声音，现场说法语的男声是大猩猩的水手主人，他追踪猩猩而至，攀避雷装置来到四楼，在窗外目睹了后者的行凶，他试图阻止，但为时已晚。猩猩本无意杀人，但被受害者的尖叫刺激了狂性，造成了莫格街这起无因的惨案。

今天的读者回头看这个故事，恐怕会觉得让大猩猩行凶未免有些过于耸人听闻，但我们在此不妨揣测一下坡安排这一情节背后可能的哲学用意。坡早年在《梅尔策尔的棋手》一文中曾专门探讨过机器人下棋的可能性。机器人如果能下棋，那么再进一步它应该也能推理，因为下棋本身就是一种规则化的推理游戏。事实上，有很多用户认为，二○二二年底问世的ChatGPT已经在人机交谈中展现出了某种初步的推理能力。让我们设想将来真的发明出一台机器人，它能做远比ChatGPT更为复杂的推理运算，而且拥有现在人类所不敢想象的超级算力，那么，假如我们把报纸上所有关于莫格街血案的有价值的信息都输入这台机器，它有没有可能穷竭各个事实的各种可能的关联或组合，并一一比较它们，最后得出结论，作案者是一只大猩猩呢？这恐怕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报纸上提供的信息中没有任何一点点蛛丝马迹指向大猩猩，大猩猩完全不在计算机“思考”的范围之内，它是一个无法被“推理”出来的事物。要把大猩猩纳入怀疑对象，思考者必须要做一个创造性的飞跃，而这个飞跃不可能通过推理完成。杜潘是什么时候实现这个跨越的？小说没有交代，但在另一个侦探故事《金甲虫》中，坡描述了这种灵感降临时的感觉：“就在开头一刹那间，我心灵最秘密的深处已经隐隐掠过一个念头，好像萤火虫一闪。”这个思维过程显然不是推理所能概括。当然，一旦大猩猩被机器人纳入推理系统，成为一个先例，那么下次再有猩猩作案时，它就有可能准确地锚定凶手。但我们无法事先把世界上所有可能的作案者都输入计算机，而这就决定了推理仍无法独立完成真正复杂的分析工作。要解决一个开放世界里的案件，侦探必须具备一种把框架外之物纳入框架内的能力，此即创造性想象力。从这个角度看，《莫格街凶杀案》中的大猩猩其实是坡用来表现推理的有限性的一个象征。侦探小说现在常被称为推理小说，但这一文类的开山之作却告诉我们，推理是有边界的，要突破它的局限，我们唯有依靠想象。

坡的这一思想同样是有其浪漫主义渊源的。柯勒律治吸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张，把人的心智分为理性（reason）与知性（understanding）两个部分，后者低于或包含于前者。知性的判断基准“是从感官世界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律”，亦即逻辑，因此，逻辑推理可以说是知性的一种能力。而想象则为理性所专有。想象不仅高于幻想，它也高于逻辑推理。柯勒律治的理论扬理性而抑知性，代表了十九世纪有机论对十八世纪机械论的全面反动。这种思想倾向反映在坡的身上，便有了他对计算、推理局限性的强调和对想象的重视。

“想象”一词中包含有“视觉形象”的词根，因此想象与视觉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当巴黎警方面对案情束手无策时，杜潘指出，他们的问题在于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补救的办法是从推理的泥潭中抽出身来，眯起眼睛重新打量事物，这时，单个事物的形象虽然会变得模糊，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会清晰起来，这也是观察夜空中天体的正确方法：

看是纯直觉的，是于一瞬间完成的对事物关系的把握。坡以视觉譬喻思维的基础和依据是，分析本质上也是一种想象活动、一种形象思维。值得一提的是，在稍后创作的另一个杜潘探案故事《被窃的信》中，坡又一次强调了分析的直觉性和视觉性。这个故事的情节很简单，D大臣盗走了一封重要信件藏匿于家中，警方在他的住处秘密搜查了一个月却一无所获，问题出在哪里？杜潘以一种儿童游戏为例指出了他们的疏漏所在：

警方的搜查工作所基于的假定是，要隐藏一物，就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从这一假定出发，经过长期实践，警方发展出了一套科学、系统的搜查规程，可以确保穷竭房间的任何一个角落，让藏身于其中的哪怕只有针尖大小的异物都无所遁形。然而这套规程其实是有盲区的，它的问题在于从一开始就把“隐藏”等同于“不在表面”，因此反而忽略了房间里那些最浅表、最显眼的地方。从有局限性的假定只能得出有局限性的结果。和大猩猩一样，失窃的信也是坡提醒人们注意演绎推理有效边界的一个标志物。把偷来的信稍事伪装后敞开放在壁炉旁的名片架上，从而让搜查人员徒劳一个月的D大臣是一位诗人，只有诗人才会以如此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藏匿一件东西，而另一方面，也只有像杜潘这样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分析家——或者说，有着诗人意图的解读者——才能一眼看破对手布下的思维陷阱，让被窃的信最终失而复得。

除了以诗和诗论著称，柯勒律治在十九世纪英国还被视为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他去世后不久，约·斯·穆勒即发表长文，把他与边沁相提并论，认为此二人代表了两种相反但互为补充的社会批评态度——边沁站在社会体制之外，对其合理性加以审视；柯勒律治则站在社会体制之内，“用一个信徒的眼睛看待它”，试图理解其意义。想象是在杂多中寻求统一的能力，社会是最具杂多性的客体，因此，柯勒律治从诗走向社会可谓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侦探也是抱定必有一个真相的信念去尝试理解线索背后意义的信徒；同样，他的想象—分析力也只有在高度杂多的都市—社会中才能找到充分施展的空间。“莫格街凶杀案”虽然发生在巴黎，但其场景完全局限于死者寓所及周边，坡显然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便在续篇中为杜潘安排了一个线索繁杂、涉及人物众多、时空跨度巨大的社会性事件，此即“玛丽·罗热疑案”。

小说对案情的呈现继续采取了报道摘要的形式，但与《莫格街凶杀案》不同的是，《玛丽·罗热疑案》中各家报纸在提供信息的同时，还试图从各自的角度去解释这些信息；有时，它们为了让自己的说法显得言之成理，甚至不惜夸大事实的某一部分，从而导致真相被扭曲和掩盖。另一方面，由于案件迟迟未破，社会舆论不断发酵，媒体借机煽动迎合，各种具有干扰性的虚假信息也层出不穷，这使得杜潘面对的“文本”颇像是一部材料来源驳杂、成书过程漫长、参与创作人员甚多且见识、动机、水平参差不齐的古代经书。要从中找出真信息，也就是解经，必须同时不断甄别假信息并弄清它们产生的机制。值得一提的是，解经也被柯勒律治认为是“想象力”大有可为的领域。他本人就对这门学问很感兴趣，一七九九年游学德国时还曾在哥廷根大学专门旁听过旧约考证课程，是把圣经批评引入英国的先驱者之一。

由于杜潘需要对大量材料做出辨析，他在本案中的工作乍看很像纯粹的逻辑推理，但实际上他所做的大多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对别人的推理做出判断。比如，有家报纸的评论员说，像玛丽·罗热这样惹眼的姑娘不会横穿大半个巴黎而没有在路上碰到一个熟人，言下之意是她刚离开家就遭遇不测。而杜潘则根据自己的城市生活经验“胸有成竹”地认定，这个观点纯属主观臆断：“只有活动范围限于公家衙门一带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种人觉得自己一出办公室大门，走上十来条马路，总难免碰到几个熟人跟他打招呼……于是就以为和自己名声不相上下的香水女郎走在路上也一样容易碰到熟人。”再如，案发近一个月后人们在玛丽生前最后出现的区域附近发现她遗落的物品，杜潘认为这很可能是罪犯出于误导公众视线的目的而于事后故意放置，因为在巴黎这座人满为患的大都市，这些可疑物品绝无可能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躺上几周而不被打扰。又如，舆论普遍认为，玛丽是一起团伙犯罪的牺牲品，杜潘则根据他对犯罪心理的了解判断，案件迟迟未破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若是团伙作案，其中的个别罪犯即便不被高额赏金和赦免保证所诱而供出同案犯，也会因害怕自己被同伙供出而抢先投案。当然，他做出的最关键的一个判断是把玛丽的失踪认定为主动出走。玛丽离家前特地让未婚夫圣厄斯塔什当天傍晚来接她，从这个再普通正常不过的要求中，杜潘却敏锐地捕捉到了疑点：

警方原以为她是在去姨妈家的路上不幸遭遇歹徒，但杜潘的这一直觉式洞察却彻底扭转了办案的方向。一旦猜中玛丽失踪前的心理，作案者的身份也就有了新的明确指向，而原本很多不相干的线索也随之呈现出紧密的关联。从对观察、直觉和想象的重视看，杜潘在“玛丽·罗热疑案”中依然沿用了他在“莫格街凶杀案”中使用过的“侧目一瞥”的分析方法。如果《莫格街凶杀案》（以及《失窃的信》）相当于坡的方法论的话，《玛丽·罗热疑案》则是把这套方法应用于对“社会文本”的研究——正如柯勒律治把“想象”概念从诗论移植到社会批评领域中一样。

陈雷（1972—），上海人，英美文学研究者。剑桥大学英文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现代英国文学、浪漫主义及思想史。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4期，责任编辑：匡咏梅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扫码关注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