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末，经历过民选官员众多谎言的美国人，大多数都已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欺骗是美国政府中普遍且公认的做法；令人信服的撒谎能力也已成为担任公职的必备素质。虽然大众已普遍接受政府的撒谎行为，但仍需要关注这种制度化的不诚实对美国政治文化产生的影响，而很少有作品对这一话题投入关注。

埃里克·阿尔特曼（Eric Alterman）生于1960年，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记者、作家、媒体评论家、博客作者和教育家。他是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英语和新闻学特聘教授，曾任《国家》杂志“自有媒体”专栏作家，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新闻学。阿尔特曼已出版11本书，曾获乔治·奥威尔奖、斯蒂芬·克兰文学奖等奖项。

埃里克·阿尔特曼在《当总统撒谎：官方欺骗及其后果的历史》中详细研究了历史上四位美国总统的“弥天大谎”，探究这种制度性谎言诞生的原因和其影响。

8月5日（本周六）19:00~20:30，反水投注网站 索·恩联合单向空间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海龙、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飚，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刘亚光将从传播学和国际政治角度，聊聊这些蕴藏着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总统谎言。

<本书试读>

危地马拉陷入乱局，美国总统选择撒谎

20世纪50年代，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足以引起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的关注，而笃信秘密外交政策价值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自然也不例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4年决定推翻危地马拉民选的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政府，并对此撒谎，正是这一做法为里根政府在该地区的行动提供了最明确的先例。

美国中央情报局着手推翻阿本斯政府，至少部分原因是来自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压力。该公司担心其拥有的广阔的农业用地被征用。美国当局明确否认卷入其中。例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称这次政变为“一场危地马拉人针对危地马拉人的叛乱”。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欣喜地说：“危地马拉政府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之间的争端已经由危地马拉人自己解决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私下对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约翰·福斯特的弟弟］和一队特工表示祝贺说：“感谢你们所有人。你们阻止了苏联在我们的西半球建立滩头阵地。”此时，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一份正式声明，其内容为：“国务院没有证据表明，这不是一场危地马拉人对其政府的反抗行动。”

与此同时，媒体也参与了这种伪装。报纸和新闻杂志按照官方的脚本，刊印了关于这场危机完全虚构的叙述。根据政府向其发行者提出的一项秘密要求，《纽约时报》甚至从危地马拉撤走了驻地记者悉尼·格鲁森（Sidney Gruson），格鲁森在政变前发表的报道咄咄逼人，使艾伦·杜勒斯感到担忧。不过，危地马拉人对这一切一清二楚。

与那些容易受骗的美国人不同，危地马拉人没有接受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夸张声明，即“美国政府现在掌握的官方文件证明了克里姆林宫破坏美洲体系的邪恶目标”。尼加拉瓜人所看到的反倒是美国假“民主”之名推翻了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这些事件发生期间，刚毕业的年轻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刚好客居危地马拉。这场政变给他上了一堂关于美国的大课，让他终生难忘。不久后，他前往古巴，在当地帮助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了反帝国主义革命。后来，他又去了其他国家，包括人生的最后一站玻利维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切·格瓦拉在此遭到暗杀。他的死使他成为反美革命的第一个全球性象征，成为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抵抗美帝国主义的英雄化身。

中央情报局推翻阿本斯政府，导致危地马拉近40年不间断的军事独裁统治，以及当局对几乎所有形式的人权和公民自由的残酷镇压。中央情报局精心挑选相关人员，组建了以政变领导人卡斯蒂略·阿马斯（Castillo Armas）上校为首的替代政权，该政权立即颁布了一项新法律，规定对一系列据称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政治“罪行”判处死刑。这些“罪行”包括许多传统的工会活动。阿马斯还通过禁止文盲进入选民名册，剥夺了危地马拉3/4的选民的选举权。他宣布所有的政党、劳工联合会和农民组织为非法组织，并无限期地推迟了所有的总统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危地马拉发展成为一个由军方支持的恐怖分子领导的国家。军队变成自成一体的社会阶层，坐拥自己的银行、投资基金和工业项目。军方最高领导层在被称为“将军区”（Zone of the Generals）的地区拥有广阔的农场，并经常向这个国家的大地主收黑手党式的保护费。半官方的行刑队几乎袭击了民间社会的每一个群体，他们谋杀律师、教师、新闻记者、农民领袖、牧师和宗教工作者、政治家、工会组织者、学生以及教授，并且在实际上免于惩罚。然而，该政权暴行的最大受害者是这个国家的原住民玛雅印第安人（Mayan Indians）。该政府在恐怖的独裁统治期间灭绝了2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玛雅人，1999年由联合国发起的历史真相调查委员会（Historical Clarification Commi ssion）称之为“种族灭绝”。

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

美国对自己扶植的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的反应是什么？美国政府机构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并封存了相关记录。危地马拉历史真相调查委员会的9卷官方报告指控美国政府对该国官方所谓的“刑事镇压叛乱”给予了协助。例如，报告引用了美国解密文件，其中提到，一名中情局官员曾出现在危地马拉情报官员——这些人要对行刑队的谋杀负责——策划1965年秘密行动的房间里。这些文件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官员在让政府机构的指挥结构和信息传达处于集权控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正是这些机构将在几十年内指挥官方的暴力行为。历史真相调查委员会还发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官员除了实施极具破坏性的反叛乱行动之外，还“通过施加压力维持危地马拉过时且不公正的社会经济机构”。

除了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之外，美国与危地马拉政权合作的总体水平很难衡量。正如沃尔特·拉费伯尔指出的那样，“华盛顿官员对他们在危地马拉的作品并不满意，但是他们不情愿切断援助并面对后果，这一点和犹豫要不要停止喂养宠物蟒蛇的人一样”。考虑到该政权反对共产主义，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到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等诸多美国领导人都忽视了其残暴行为。但卡特政府公开谴责该政权的人权记录，这一做法使美方立场复杂化，最终导致危地马拉以美国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不可原谅为由拒绝美国的援助。到了1982年，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该政权的杀戮行为似乎达到了一种可怕的高潮。在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Efrain Rios Montt）将军这个重生福音派基督徒（born - again evangelical Christian）的独裁统治下，军队屠杀了多达1.5万名印第安人，因为他们被怀疑与反政府的游击队合作，或可能向其提供帮助。一个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无数农民被迫迁徙以协助镇压叛乱。

曾经有一次，当多达4万名幸存者试图在墨西哥寻求避难时，军队的直升机对他们的营地进行扫射。正是在这一有利时机，里根总统借机祝贺里奥斯·蒙特对民主作出贡献，并补充说蒙特一直蒙受美国国会和媒体中的自由主义者的“恶评”。此外，在这场大屠杀期间，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弗雷德里克·查宾（Frederick Chapin）宣称：“谋杀已经停止……危地马拉政府已经走出黑暗，奔赴光明。”事实上，到1983年底，被行刑队杀害的平民人数已经翻倍至每月约220人。查宾在给他上级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谴责了“危地马拉可怕的人权现实”，并表示，一贯的政策要求美国“忽视这些人权记录，强调战略概念，也许我们可以追求更为道德的路线”。里根政府没有理会他的建议。尽管国会不会批准额外的援助，美国的资金依然通过以色列到达里奥斯·蒙特的手中，此外还有中央情报局经手的款项（数目至今未明）。在1985年大选之后，美国大使馆公开宣布，“重建危地马拉民主的最后一步”已完成，并相应地恢复了所有的援助资金。1990年，在一名美国公民被危地马拉士兵谋杀之后，老布什总统被迫再一次切断援助，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援助仍未中断。

2013年1月28日（当地时间），危地马拉前独裁者蒙特结束庭审后离开法庭。来源/央视网

在此期间，在危地马拉发生的恐怖事件几乎没有出现在美国报纸的头版，更不用说各大电视网晚间新闻了。事实上，危地马拉被认为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无关紧要的一个配角，在国会或媒体中没有引发什么争论。因为美国政治家们在1954年后从未看到任何将危地马拉“拱手让给”共产主义的真正危险，他们也认为没有理由过多卷入当地的种族屠杀引发的各种问题。出于同样的理由，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觉得不得不承认自己与危地马拉执政当局的关系的真相。对该国的相关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秘密进行，美国只是偶尔对危地马拉的民主问题进行虚伪的说教，国会的回应或媒体的调查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