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还是一个跨越了数千公里的文明大国，更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可持续文明思想与制度的发源地，因此，从中国古代的黄河文明开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起点。而关于黄河文明横亘数千里持续数千年的原因，尽管尚有许多争议，但早期学者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发展对公共经济活动的重视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天道天命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想基础，而社会学教授李向平认为：“从古典文献看来，天命、天意的结构特征就在于它的大公无私”，并引《礼记·孔子闲居》的话来讨论天道的公共经济面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李向平，2006：335）。很显然，“这‘三大无私’的超越性价值源头，自然非‘天’莫属。‘天’是‘公’的起源”，是一种可共享的公共资源。为此，他进一步总结道，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凡是神圣的东西，就应当是公共的、共同体的、不可侵犯的；凡是私人的东西，则难为神圣、不可独立，必须服从公共的权力甚至神力的要求”（李向平，2006：396）。这样的研究把中国古代文明与以私人产权保护为基础的所谓现代“西方文明”做了明显的区分。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当代价值，在2008年《开放时代》组织的一次论坛上，白钢教授（2008）曾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曾有过许多民族，只有少数的一些才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但是只有更少数伟大民族创造的伟大文明到现在还可以具有其现实性。几乎每一个伟大文明的真正沿承都不是由其文化自身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作为这个文明的政治继承者在之后的历史性命运中的地位来决定的。譬如说现在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的伟大复兴或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不是在讲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复兴，或者埃及文明的复兴、玛雅文明的复兴，尽管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而且也确实创造出极其辉煌灿烂的成就，但是现在因为它（们）丧失了直接的政治继承者，也就是成为只是学者研究的对象和考古者或者说是对文化感兴趣者的敬仰和赞叹的对象，却失去了它的现实性。”当然，我们认为，一个文明是否有政治继承者，同样取决于那个伟大文明的可持续力量，这个力量的内涵正是本书试图分析的对象。而贯穿中国伟大文明古今的政治遗产正是黄河文明中蕴含的公共经济思想与制度，其中的思想是通过科举制度传承下来的儒法学说，而背后的制度则是表现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大国治理结构。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人文社科学术纷乱的纠结背景下，我重新认识了国家治理与公共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栋梁式”作用，并意识到重新认知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文明转型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2012年以后，与美国经济学界的交流也让我对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未来失去了信心，曾经的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正在黯然失色。与之相反，传统国学的博大精深在国家治理中的后劲渐渐显现，这使我逐步认识到，经世济民的学说或许对深陷泥潭的“现代文明”转型有些许借鉴意义。于是用现代经济学概念与传统经济学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式、解读跨越数千里的黄河文明数千年的延续奇迹就成了我近期的一个学术追求。

历史学文献与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文明早期的描述主要集中在河南，考古发现特别是安阳殷墟（早期的发掘主要是由河南大学教授董作宾等主持的）与偃师二里头考古都集中在河南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非常遗憾的是，本研究的结论或许将会部分地削弱河南或“中原”地区在黄河文明诞生初期的重要性。

哈佛大学馆藏禹迹图拓片（自然资源部第一地理信息制图院供图）

近代以来，鉴于西方在战场上的优异表现，西方的科学话语体系逐渐吞噬了东方的人文知识体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科学”问题逐渐取代了“我为谁？”“我到哪里去？”的“初心”思考。为了在西方的知识体系内部回应西方人的傲慢歧视，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关心“何以中国？”“谁为华夏？”的问题，在这些卓有成效的探讨中，思想史大家许倬云与葛兆光教授的分析颇有影响力。他们（葛兆光，2014；许倬云，2013）的分析力图摆脱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纠缠，强调历史上的“华夏”与“中国”是一个文明共同体。然而，正如曹小文（2021：116）的总结表明的那样，这些“研究者本身的民族—国家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并且这些立场和诉求最终还是要在研究中体现出来”，因此他们的研究难免会有南北文化之辨与游牧农耕之争的困惑。而本文从文明的角度切入，正是试图提供一种全新的全球文明史观，尽管本书的研究对象——黄河文明只是文明的一个特例，但人文知识体系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体制是一个普适性概念，我们对黄河文明本质内涵的探索是有普遍意义的。

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华夏”“中国”代表的只是一种文明模式与思想体系，并且这个黄河文明更为关心“为了谁”的“初心”与目标，但为了为未来的文明比较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本书仍然愿意在西方话语体系的“科学”知识体系内回答“‘华夏’‘中国’是什么？从哪里来？”的问题，愿意讨论体制效率源泉的还原论问题。只不过，我们认为，作为“华夏”“中国”内核的黄河文明是以儒法思想为基础构建的公共经济体制，而作为核心的儒法思想又是历代精英应对现实问题、服务天下苍生的理论思考与经验总结，因此该思想的现实目标就是，在“为了谁”的“初心”基础上不断构建或改进国家治理体制。当然，鉴于公共经济利益的空间共享特征（，这样的思想与体制的形成仅与地理与外界挑战有一定的联系，而与族群、血缘、民族的构成没有任何内在关系，因此有关清朝与元代体制历史价值的讨论就应该更为关注它们是否传承了这些知识、经验或政治智慧，它们是否构建了服务众生（以“为了谁”为基础）的大国治理体制，而不需要关注它们的族群来源（“我是谁”）。

本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公共经济与制度（文明）变迁的经济学假说；一个是关于黄河文明诞生——夏朝建立的史料收集与逻辑推演；一个是关于黄河文明定型——殷周之变与秦汉之变过程中的思想脉络梳理与制度变迁分析。

公共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文明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原因蕴藏于集体行动的逻辑之中，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变迁是是集体行动的原动力，也是文明转型的原动力。我们认为，文明的转型就是公共经济体制的变迁，作为一种应对挑战的尝试，文明转型的成功依赖于决策效率与执行效率的同时实现。我们认为，新体制是社会精英为应对挑战而有意构建的更为有效的公共经济体制的努力的产物，是各类制度相互竞争、优胜劣汰的社会演化的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精英的利他行为模式为文明转型的解释提供了坚实的人性认知基础（李建德，2019）。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考古学为主流的黄河文明的研究者、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与探源工程的学者基本上把豫西、晋南的浅山河谷地带确定为夏朝的发源地，并形成了中原文化中心论。然而，本书认为，作为黄河文明肇始的夏朝的诞生是一系列思想理念准备、应对挑战性事件与制度构建尝试的叠加结果，而制度构建又是应对某个天灾人祸挑战的集体行动的制度化经验总结。因此，本书以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事件为制度构建的肇因，以黄河河道的物理工程特征为基础，来分析治水、特别是疏导黄河大水的历史可能性，先后从气候、土壤、地理、技术与制度的角度来讨论了这个应对挑战事件发生的时空可能性。

本书关于黄河文明诞生的基本结论是，大禹是来自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南方民族首领，大水的发生与夏朝的构建都发生在黄河中上游的海东、甘南、宁夏与蒙南、陕北地区，但大水影响的区域主要是河套地区，而导水的主要流经区域是内蒙、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大水被导入的“东海”恰恰是商朝建立者的祖居地——“中原”。我们认为，黄河文明构建的制度就是禹贡九州中雍州、梁州、冀州的财政体制。而被今天的主流学者反复强调的豫西晋南地区的人类活动痕迹只是气候条件变化后，夏朝中后期逐步南迁的结果。夏朝的南迁激化了本就存在的“夏”“商”之间的“世仇”，因此，商灭夏后不仅未能按照贵族礼遇善待夏朝后人，反而诬称他们为“鬼方”，并试图将他们赶尽杀绝。而遍布东亚的禹迹传说则是夏朝后代四散奔逃到新的区域后为纪念其祖先的巨大贡献而进行的地理命名与纪念活动的历史遗存。

本书认为，黄河文明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经历过两次“成型”之变：一次是殷周之变，从鬼神文化变为礼乐文化，强制力从全能神到全善神的变化奠定了世俗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另一次是秦汉之变，儒法结合使得郡县制日渐成型，奠定了现代大国治理结构（决策机制与执行机制相分离）的理论基础。希尔斯曾写道:“抛弃传统应当看成是新事业的一种代价；保留传统则应算作是新事业的一种收益。”（转引自万俊人，2009:125）儒家经世济民学说与法家吏治管理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得到了传承与延续的公共经济理论内核，也是黄河文明的政治继承人不断汲取营养的思想宝库。

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典型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演化到宋朝画上了句号，不仅宋朝之后的华夏文明的中心渐渐移到了长江流域，而且宋朝之后的儒法理论也几乎没有太大的改进，因此，无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还是从思想演进的角度来看，宋朝都是黄河文明的终结者。更有甚者，作为农耕文明的成功者，宋朝的经济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William Guanglin Liu, 2015），传统的农耕文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对于经世济民学说的冲击、对精英利他理念的冲击都引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国家治理的危机，而王安石变法正是对这些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的反思。因此，熙宁变法不仅是黄河文明自我反思的一部分，更是中国古代精英重建公共经济体制与重构传统文化努力的尝试，也是古代文明遭遇市场经济冲击后的第一次本能反应。这样一种对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思考，对今天的现代文明转型探索与社会危机应对思考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正如甘阳先生（2008）曾指出的那样，对中国古代文明当代价值的认知不足影响了我们文化创新的底气，“底气不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近百年来我们在不断地诋毁、摧毁中国自己的文明传统，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传统没有一个基本的敬意。我们做的西学研究，或者说中西比较，往往做一些非常简单性的比较，它的目的已经是事先确定的，就是它要证明西方文明比中国强”。尽管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证明中国的文明比西方的文明强，但却至少可以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的现实价值。因此，本书所做的研究尝试恢复以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话语体系为基础进行一些粗浅的比较，力图摆脱西方构建的“强权逻辑”与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知识体系自战国以来就是以和平为主流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体系，正是遵循着这个文明的集体行动逻辑，黄河文明才成为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才成为最为成功的文明载体。而本书的目的只是想总结一下这个文明产生与延续背后的公共经济逻辑，以期为下一步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借鉴。

节选自《黄河文明四千年：华夏时空变迁与公共经济逻辑》序言，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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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