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开举 主编

周新 张伟 副主编

2022年12月出版/2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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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年鉴（2021年）》主要集中了2021年我国的阐释学研究成果，分为文学阐释学、哲学阐释学、译介阐释学、法学阐释学及其他阐释学等五个板块，反映阐释学的热点话题，展现最新学术成果。此外，学术动态部分主要收录2021年度与阐释学相关的学术活动；著作出版部分主要收录2021年度出版的阐释学相关学术书籍信息。

目录

摘要

文学阐释是关于文学文本的隐含意义及其与外部社会文化因素之关系的言说，其合法性常常遭到来自“审美中心主义”的质疑。“反对阐释”的观点始终存在着。无论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文学阐释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两大基本路向：一是对文学审美特性，即风格、修辞、语言、结构等因素的分析，二是对文本隐含意义，即它表征了什么、意味着什么的探寻。前者被称为诗学批评或美学批评，后者则被称为文学阐释。文学阐释有效性的判断标准来自阐释共同体的“常识”和“共识”。由于阐释共同体是具体的社会存在，具有历史性，文学阐释的有效性也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对同一部作品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阐释。文学的文本意义也正因为阐释的这种历史性而显现出无限的可能。

作者：李春青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强制阐释已成为当今文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强制阐释一直存在，并产生了明显的阐释变异。从阐释学视角进入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将比较文学中的双向阐释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提出的新话语，比较文学阐释学包括六个基本方法论：理论阐释作品、作品阐释作品、理论阐释理论、翻译阐释学、跨文明阐释学和阐释变异学。比较文学阐释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反思当前强制阐释问题的新视角，化问题为机遇，通过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阐释实践进行系统性建构，为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一片新领域。

作者：曹顺庆 翟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文学阐释学有一种内在的文化互动功能，它包含观念重构，重构的资源来自表现为文本的他人的生活经验、表达方式、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为了拓展自己的经验视界，通过对某个文本进行阐释，打开视野，在他人经验之上丰富经历，提升智慧，获得愉悦、美和善的陶冶，在获得心灵自由的同时也认识到自身的局限。由于每个个体判断力的差异，即使面对同一个对象也会产生各自不同的见解（独识）。要把个人的经验视界拓展到普遍性层次需要创作者与阐释者共建。由于阐释主体间存在着不懂和误解，以及交往理性的不对称性，阐释者希望达成一种不同主体间可交流、沟通的愿望。这种强烈的行为冲动产生某种共识，即各阐释主体与对象之间由于大相径庭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而产生陌生化体验，并促成一种“行为共识”；反之，各阐释主体与对象之间由于大致相近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而产生的憧憬，形成一种“目标共识”。这一认识论基础使得文学阐释具有可实现性。

作者：卓今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一文借鉴现代心理学重要成果，提出了批判强制阐释、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一系列新见解，总体上值得肯定。笔者对其强调阐释中阐释对象的确定性等核心观点基本赞同，因为否定阐释对象的确定性，必然造成阐释实践中对许多重大问题的阐释发生困难。但是，该文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前见”与“前掌握”的区分根据不足，分别用心理学“期望”与“动机”概念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所做的阐释也并不符合他们的原意。该文把自我确证作为阐释的本质、普遍心理依据和人性、人的生命本能，不够全面、完整，应当增补“同情”（同情、理解他人）作为自我的另一种本性、本能和公共阐释的基本心理基础，它与“自我确证”同等重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者：朱立元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阐释（Auslegung）是当代哲学诠释学（Hermeneutik）最核心的概念，其本质为文本与阐释者之间发生的共时性而非同时性的意义生发和效果历史事件。阐释作为事件，就是传统与现代、陌生与熟悉、国外与本土之间沟通的桥梁，又是传承与创新同一的事件。阐释可分“长程”和“短程”，短程指存在论，长程则指方法论。阐释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系短程，而长程则是指阐释的具体实践问题，其中包括阐释与意义、阐释与真理以及阐释与对话及其限度诸问题。这些问题究竟如何理解，譬如阐释的意义是作者的意图、读者的赋予，还是文本本身的意义？阐释的真是一种无限接近而永远达不到的，还是说这种真永远随不同境遇而发展，用黑格尔的话说，阐释的真是恶的无限，还是真的无限？以及是否有公共理性，共识是否可以达到？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探讨，仅供学界思考。

作者：洪汉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首先必须在解决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元问题上有新的见解和进步。强制阐释作为一种阐释方式，在各学科文本研究与理论建构上，已有极为普遍的表现。偷换对象，变幻话语，借文本之名，阐本己之意，且将此意强加于文本，宣称文本即为此意。如此阐释方式，违反阐释逻辑规则和阐释伦理，其合法性当受质疑。阐释是有对象的。对象是确定的。背离确定对象，阐释的合法性即被消解。在心理学意义上，强制阐释有其当然发生的理由，但绝非意味着强制阐释就是合理且不可克服的。就像谬误难以避免，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且不可克服的一样，更不意味着它就是真理。具有强大理论与逻辑力量的阐释无须强制。阐释是动机阐释。坚持阐释对象的确定性，坚持阐释学意义上的整体性追求，对阐释动机的盲目展开以有效的理性约束，是实现正当及合理阐释的根本之道。在文学领域以外，对由主观动机发起的强制阐释尤当保持警惕。坚持从现象本身出发，坚持阐释的整体性观点，坚持阐释的多重多向循环，是合理规范阐释强制性的有效方式。

作者：张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

目前，中医典籍翻译与哲学的跨学科结合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黄帝内经》的三个不同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哲学阐释学”提出的三个重要概念，即译者的“前见”“译者主体性”以及“视域融合”入手，对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同时，探究哲学阐释学对于中医典籍翻译的创新意义并尝试得出以下结论：不同译者的“前见”和“译者主体性”使得固化的文本具有了“开放性”和“多样性”特征，从而促使读者对于中医典籍的解读趋于多样化，更好地实现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视域融合”。

作者：曲倩倩

（陕西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

斯坦纳的《通天塔之后》影响深远，在现代翻译理论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内容生涩难懂，用词冷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进一步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即使我们承认斯坦纳欠缺原创力，但作为西方翻译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历史贡献不容抹杀。这部著作的扩散属性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进一步深入发展的空间相当可观，对当下的翻译研究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小觑。《通天塔之后》问世以来，翻译学者就翻译的本质、规律及各种属性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其中“描述翻译学”独领风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俨然成了现代翻译学的标志，影响力不可谓不大。然而其局限性似乎日渐显露，面临颓势之虞。对斯坦纳和图里翻译理论的历史回顾与总结可以追溯至现代翻译学的发轫，窥见不同观点的大致轮廓，并勾勒出其发展的大致走向，从而对这个学科在现代意义上的“前世今生”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作者：孙艺风

（澳门大学）

“истина(真理)”是一个包含哲学、文化、宗教和社会精神道义等多方面因素的观念意象实体，它在俄罗斯民族文化概念体系中具有鲜明的人文—认知特色，其根植于民族之本的丰富的文化语义意涵和哲学人文思想亟待深入探讨和挖掘。本文首先对“истина(真理)”这一文化概念特有的民族宗教文化内涵特质及文化关联性展开讨论，进而重点从话语综合分析入手，对该文化概念涵纳的社会文化和人文—认知信息进行分析和解读，借此深入研察该文化概念所蕴聚的社会观念认识、价值理想、精神传统和人文哲理等俄罗斯民族文化特征。

作者：彭玉海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着眼于为刑法因果关系问题提供稳定而统一的判断标准，然而因为其底层逻辑上的缺陷，最终所提供的实际上仅是对于刑法因果关系的描述。究其根源，是其自古典刑法以来所沿用的宏大叙事理解方式，这使得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其具体理论是否能够细致地应对各种情况，而在于范式上能否完成彻底的转变。从诠释学的路径出发，能更有的放矢地揭示出对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理解如何产生以及这种理解应当如何表述。视域融合的理解方式更贴合于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本质，能够有效地沟通对因果关系问题的理解中的实然与应然。在具体理论层面，客观归责理论更适合视域融合理解方式的展开，能有效支撑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范式转变。

作者：王志远 张玮琦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演化理论应当回答演化如何启动，又如何持续进展的问题。法律系统的演化，是在系统封闭性运作并维持规范性期望的过程中展开，正因如此，法律系统的演化受到环境的激扰但是不受环境的决定，演化是取决于系统本身的事实进程。卢曼系统论受到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启发，将法律系统类比于生物系统，强调了演化本身的动态性，但是，卢曼弱化了环境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演化过程中的系统变异、选择与再稳定机制，最终强调了演化的非目的性、非决定性和非必然性。具体而言，法律演化理论包括演化何以可能、何以展开以及如何走向未来三个层面。

作者：康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

促进型立法意指以提倡和促进某项事业发展为基本宗旨的立法形式。究其作为独立立法形式的法理基础，学界现有国家干预论、政府主导论、体系补充论，以解释和支撑促进型立法的立法定位、立法原则、立法价值。但此三论为西方政治经济产物，无法恰当解释、指引相关促进型立法。为此，有必要回溯中国促进型立法之生成背景、功能预设和价值取向。基于功能视角，从其生活世界之规范整合、管制失灵之系统矫正、美好生活之价值引导三个实践性维度予以法理拨正；在价值层面，鉴于其相对于管制型立法而言的价值侧重，从秩序到意义、管理到治理、管制到引导之内在逻辑，探寻其法理建构。

作者：江国华 童丽

（武汉大学法学院）

“红色文艺经典”是历史的，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有其定位，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中不断建构；同时，它也是现实的，以其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回到人民性立场，高扬人民性的文艺观，在不断阐释和价值积累中迈向当代文艺经典化。它以文学艺术的方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大众创造的丰功伟业和做出的巨大牺牲，是书写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壮举的载体，是讴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挺直了脊梁的情感历练和精神记忆。对“红色文艺经典”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和阐释有四个维度，即历史的、美学的、人民的和艺术的。

作者：范玉刚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伴随着近代中国的世变与学变，诸子之学重新受到各派学人的重视。不少人常援引域外之学诠释禹域旧章，从子书当中抽绎出古所未闻的“义理”，将诸子遗言视为各类西学在中国古代的遥远知音，致使所谓“古学复兴”的背后，实质上是远西之学以另一种方式向中国传播。与此同时，近代依然有一些坚持中国历史本位，强调分析问题要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的学者。他们在阐释诸子学之时，多能将其置于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当中来理解，阐发其中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学说，希望能完整地呈现诸子各派面对战国时期社会转型所做的政治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对后世中国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这些不同的阐释路径，需要从当代文化实践角度出发予以评析。

作者：王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思想来源、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伴随其传入中国的还有马克思的形象。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间关于马克思形象的美术创作，不难发现，随着历史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指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其真理力量的显现，中国人对马克思形象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符号象征到真理表征的过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饱满的马克思形象。

作者：冯晗 沈宝莲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阐释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