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剧照

我们还是应该坚信，善良是世间最为强大的力量，也是社会进化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尽头。

在很多拥趸眼中，《三体》与社会学的渊源深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本小说直接点名了社会学。在我的印象中，《三体》也许是在大众读者中，创造出了最多社会学讨论话题的中国文学作品。记得当年在《三体》面世的时候，清华园中的社会学系的学生，以及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其他院系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十分投入而又热烈地讨论过《三体》的内容与情节。随着《三体》被改编成电视剧与电影的过程，必将迎来新的一轮《三体》中社会元素与社会理论的大众讨论。

作为工程师的《三体》作者刘慈欣，大约对于清华有着学生时代的执念，将小说中人类社会的学术场景设定在了清华。《三体》三卷本的第一册中，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叶文洁，她曾经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后来又回到清华任教。从她的人生历程与具体行为中可以看出，对她影响最大并驱动她为之付出的学术思想，并不是物理学而是社会学。一方面，因为对人类社会现实与人性的彻底绝望，叶文洁走上了极端与背叛之路，联系地外文明三体，期望三体降临地球改造人类；另一方面，因为了解了三体文明并不如她所愿仅仅是改造地球社会提升人类道德，而是将会毁灭地球消灭人类，她又开始投身社会理论的构建，期望后继者从中能够找到人类抵御外星文明攻击的破解之法。

《三体》中更关键的人物是罗辑，他干脆被设定成为一个清华社会学系的教授，同时还是一个从物理学转到社会学的青年学者。用现在的话来讲，罗辑应该是一个躺平享乐的混日子的教授（事实上，社会学的青椒是不可能这么清闲的；因为，清华社会学不会聘用躺平的青椒，清闲的青椒也一定会被学术所淘汰），但叶文洁深思熟虑后的约见，彻底改变了罗辑的生活，开启了他研究“宇宙社会学”理论的学术生涯，并最终成为唯一成功的“面壁者”，用社会理论的威慑暂时阻止了三体对于地球的攻击。

除了情节与人物设定中的社会学元素以外，《三体》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的底层设定，也充满了社会学的多种元素。罗辑研究与思考的领域被命名为“宇宙社会学”，他建构出来的社会理论成为寻找应对外星文明攻击地球的起点，显示出了一个抽象学科的思想与理论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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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社会学”领域内，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可以用“黑暗森林法则”的推导过程来概括。

首先是两条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生长与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必然导致的是，文明之间因为争夺资源的冲撞。

其次是文明在生长与冲撞中的两个假定。一是技术爆炸假设。文明进步的速度并没有设定的步调，经过爆炸式的技术进步，落后的文明可以暴发式地瞬间超越先进的文明。二是猜疑链假设。冲撞中的文明无法确定对方的善意或是恶意。其中善意被界定为不主动攻击与消灭对方文明。

这两条假设可以统称为“文明的生存焦虑”假设。技术爆炸假设，同时带来了落后文明的希望与先进文明的担忧，让所有文明都陷于超越与被超越的焦虑之中；猜疑链假设，则直接显示了所有文明，时时处于抵御攻击防范灭亡的焦虑之中。

从这两条公理与两个假设出发，可以得出星球文明间的社会理论，黑暗森林法则。既然文明之间注定了冲撞，冲撞过程注定无法确认善意，那么更优的决策就必然是“发现就立即消灭”的清理对策；另一方面，技术爆炸确定，必然存在比己方更先进更高级的文明。因此，静默就成了更保险的策略选择。结果就是，在浩瀚的星空之中，星际文明都保持静默，但又时刻准备着攻击与消灭其他文明；就像森林中的手握猎枪，但又被人追杀的猎人，保持着森林中死一般的沉寂。

星际文明生存的黑暗森林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费米悖论。从数量与概率上，宇宙中应该有无数星际文明；与地球文明相比，它们也许更为先进更为高级。但是，至今为止，一直都没有发生地球文明与其他外星文明的接触。《三体》的回答就是，它们选择了静默。

最近有一篇网上文章断言，黑暗森林法则至多是低阶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即使用词有些苛刻，但是有一定道理。在那篇文章的后续，用了启蒙时期古典理论家霍布斯的理论，详细讨论了黑暗森林法则仅仅涉及社会理论的皮毛；也用了大量的文明冲突的实例，从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争斗到欧洲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撞，讨论了文明的灭亡（事实上，现代智人身上也包含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混杂也许是更好的描述），更多的来源于文明内部自身的坍塌。

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分析社会之中的各种互动过程，揭示社会的维持运转与转型变迁。在我看来，也许黑暗森林法则根本没有直接涉及到，社会学学科讨论的基本议题。在黑暗森林法则所展示的进程中，星际文明要么处于绝对静默，要么相互清理毁灭。《三体》中的宇宙社会从来都没有成型，从来都没有过真正的社会连接与社会关系形成，也就更无所谓充满细节的社会互动过程了。在这种情形下，关于宇宙社会的社会理论的分析与探讨，压根儿就没有办法开启。从某种程度上讲，黑暗森林法则不是社会理论，而是一种“反社会”理论。

所以，社会理论讨论的核心议题应该是，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而不是黑暗森林法则所讨论的，社会是如何不可能形成的。

从人类社会这个地球文明的角度讲，社会的构成是分化的多元的，并不可能是完全整合为单一维度的。否则，文明将是一潭死水，无可演化推进。正如，叶文洁能够成为地球文明的一个异数；三体文明内部除了心存善意的那个低阶信号监测员以外，不应该只有一种只相信“相互毁灭”的黑暗森林法则的群体。人类社会已然如此复杂多样，宇宙社会理应更为变化多端。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来，黑暗森林法则只能是一系列人生经验常识的总结（还只能是特定视角），从人类社会向（想象中的）宇宙社会尺度上的扩展，是一些朴素的理解社会的观念（并且比较偏狭，参见后面人类合作的可能），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变种，还没有上升到真正严肃的社会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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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生活在社会中，每天看到的只能是一个个单个的人。社会是抽象的。通过人与人的互动过程，我们间接观察并理解了社会，并反过来使用相关社会知识体系，来描述人们的行为以及更大范围的集体行为。所以，单个独立的人不能成其为社会，一定是人与人相互连接，才能形成社会。

那么，由黑暗森林法则引发的讨论，核心的问题则应该是，单个的个体如何产生社会连接，构成了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社会？简言之，人类社会到底如何跨越个人，产生合作？

当代社会理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通常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在《利维坦》的讨论中，霍布斯先是给出了对于人类社会自然状态的描述：因为人的根本生存原则在于自我保存并趋利避害，所以必然陷入一种争夺资源的争斗之中，形成“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在接下来的出路构想中，霍布斯指出，出于死亡恐惧的理性计算，个人可以相互间订立契约，让渡部分自然权利，组成一个超越个体或者小群体的权力实体，来阻止人人互为敌人的战争状态，维护社会的和平秩序。在霍布斯看来，人类的理性指导“黑暗森林”中的人们找到走出战争困境的出路，那就是让渡个人权利换取共同利益的社会契约，而社会契约是建立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基础。

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进一步讨论社会契约的内容与本质。在霍布斯的设定中，社会契约的双方是自由状态的个人与获得授权的主权者；而卢梭则直接主张，契约的主体就是全体个人结合而成的公共人格（公共意志），权利让渡给了共同权力，主权在民！与霍布斯不同，卢梭的公共意志没有具体的对应，只得使用共和国的形式来代行公共权力。而另一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讨论了法律的概念，以及国家政体的类型、构成基础与建立原则，着重分析了法律与政体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有理论家评论，沿着霍布斯与卢梭的思想，无论是授权的主权者还是公共意志的代理人，都有可能以此名义获得专制的权力。也许并非完全巧合的是，三体人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专制社会。再一次显示了，《三体》中包含的社会思想元素。

对于社会学而言，以上启蒙思想家更多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指出，通过建立正式的国家制度，达成跨越个体建立人类社会的合作机制。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在启蒙运动之后的工业革命进程中。对于社会连接的形成与合作的产生，社会学则更关注正式国家制度之外的社会过程，当然也有着另外一种阐释的脉络。

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为界，经典社会学家辨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连接方式。用滕尼斯的术语来讲，一种是以诸如血缘、地缘等自然属性为基础的，亲密持久的天然社会连接，被称之为“共同体”；另一种是以个体的意志与理性为基础，有着明确目的与利益计算的社会连接，被称之为“社会”。在涂尔干的论述中，大致对应着“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连接方式的时候，费孝通使用了著名的“差序格局”，“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依据费先生的阐述，中国社会的社会连接方式，跨越了滕尼斯与涂尔干所断言的，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类别属性的差异。这是因为，差序格局的波纹推离中心的过程，显示了社会连接与社会关系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或者那样的差异并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许正是费先生为什么毕生都在研究，中国社会的肌理能够自洽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转型，乡村手工业、在地工业化等能够成为“志在富民”发展农村的政策选择。

处于社会连接两端的双方，行为互利时，就构成了社会合作。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更进一步，讨论了从社会连接到社会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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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与卢梭都认为，社会的秩序不能自发地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他们的思想都指向，如果单个的人能够形成社会合作，必须要借助个人之外的力量。

而黑暗森林法则所针对的问题则是，在毫无前置条件下，甚至只可能是敌对关系的情形下，社会合作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对于社会学而言，也非常重要。比如，在工业社会中流动性大增，带来了陌生人更为频繁地相遇（而不仅仅是涂尔干所言，参与生产过程分工体系的人们的社会连接与合作）；又比如，在数字社会中，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带来类似三百多年前霍布斯提出的问题，社会连接如何能够产生，社会契约如何能够建立，社会秩序如何能够协调出来？

事实上，从差不多100年前冯·诺依曼确立了博弈研究的起点之后，过去70多年来对于“囚徒困境”的研究，获得了关于社会合作行为这一根本性问题的重要进展。“囚徒困境”由两位兰德公司研究者在1950年设计，讨论的是人类行为中冲突与合作、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行为策略选择。在设定中，2位囚犯面临重罪起诉，被警察分别监禁；他们有着个人2种（合作或是背叛）、交叉共4种行为选择，分别对应着8种个人选择回报（最差的结果是己方合作，对方背叛；最好的结果是己方背叛，对方合作；双方合作的结果个体收益处于中间，但双方总体收益最大）；在没有任何信息沟通的情形下，这两位囚犯到底将做出什么样的策略选择，以达成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在198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合作的进化》中，阿克赛尔罗德旨在通过破解“囚徒困境”，进一步推进霍布斯的思想。在霍布斯的思考中，只有利维坦这个巨灵能够维护人类社会的和平与秩序。事实上，国家只是人类社会晚近历史中构建出来的结构，那么国家之前的人类社会又是如何有秩序运转的呢？在起篇第一句中，阿克赛尔罗德明确提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从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合作？”。

对于“囚徒困境”的探索本身，往往就集结了多个学科的交叉合作。通过征集“囚徒困境”解决方案的计算机程序（来自众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者提交了程序），在一对一以及集体对决的重复博弈（亦即迭代博弈）模拟比赛中，阿克赛尔罗德发现，这2次多个计算机程序模拟竞赛（分别有14个程序与62个程序，再加上阿克赛尔罗德自己编写的完全随机程序）的优胜者，都是一个数学家兼心理学家提交的仅有4行Fortran语言的程序（2次竞赛中，没有进行任何更改）。最为关键的是，这个被称为“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的简单程序是善良的，它从不首先发起背叛；它的第一轮行为是合作，接下来则是复制对方上一轮的选择。

在阿克赛尔罗德特别设计的生态竞赛中（策略程序的得分与其“后代”/拷贝数量成正比；策略选择为竞赛池中的其他程序所采用则得分，不采用则不得分；策略程序有存活时效等规则），竞赛结果中有一个例子可以直接否定“黑暗森林法则”。命名为“哈林顿”的策略程序，它总是背叛。在起初100轮博弈竞争中，这一投机“占便宜”的策略程序占据着支配地位；在前200轮博弈竞争中，它与“一报还一报”等其他7个最终的优胜程序，保持着同等水平的存活数量；但自此之后，其得分越来越少，存活数量开始逐渐下降；到了1000轮博弈竞赛后，就消亡了。显然，重复博弈带来了合作策略的进化。在能够被其他策略程序占便宜的“傻子”程序被淘汰以后，投机程序就失去了优势。因此，在长时段的历程中，总是对抗的策略显然并不具有进化优势。在某种程度上，阿克赛尔罗德的结果证实了长久以来的经验常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阿克赛尔罗德的研究呈现了里程碑式的结果，显示在通过计算得失的博弈策略选择中，能够“自然”产生合作，并且这一选择在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于他人。回到霍布斯的经典问题，人类合作，能够在没有外来力量推动，在以利己为出发点的小群体中产生。所以，“利维坦”也好，“公共意志”也好，并不一定是人类合作的前提，也并不一定是人类社会的必需。

当阿克塞尔罗德写信给《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请求合作开展研究时，这不仅仅是社会科学与生物生理学科交叉合作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领域已然从“合作的进化”，拓展到了更为根本性的“进化中的合作”。阿克赛尔罗德直接将上述研究结论应用于社会过程的演进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时，与生物学家合作，他的研究结论拓展到了生物进化的过程中。

可以想象，博弈论必然更多地出现在管理学的决策课程内容之中。但是，众多的博弈论的前沿研究则是出现在生物进化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在新近的关于社会合作的研究，哈佛大学的数学家与生物学家诺瓦克与众多学科的科学家展开合作（特别指出，阿克赛尔罗德本科在芝加哥大学念数学，博士则是到耶鲁大学念政治学），根据动物与人类行为的特征，放松了博弈过程中的一系列前提假设，做出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在他的半学术自传的著作《超级合作者》中总结到，他进一步拓展了阿克赛尔罗德的研究。首先，诺瓦克与他的合作者在1992年，发现“宽容的一报还一报”（generous tit for tat）策略更能够获得优势。亦即，在被对方背叛之后，并非一定对等报复，而是在一定程度宽容与原谅对方（可以将对方背叛的原因，归结于并非本意或是其他疏忽所导致的错误操作），所以只是在一定概率下选择报复（在稍晚的1995年，阿克赛尔罗德也给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其次，他们借助动物行为学家的结论，更进一步引进“赢定输移”（win stay, lose shift）策略，亦即在博弈中获利的策略得以重复，直到受损才更改策略。在某些进化竞争条件下，这一策略比上述两种类型的“一报还一报”策略更具优势。

诺瓦克和他的合作者持续拓展原有的博弈研究，加进更多的合乎实际的条件，并应用到更多的研究对象与场景之中。根据广泛的研究结果，他们总结出了5个合作起源与进化的机制，分别是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这与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竞争，提升群内的凝聚力的社会学结论一致）、亲缘选择（这与人类学社会学中前置的社会关系，增加信任与合作的结论一致）。他们的研究将这些机制推广到基因、细胞、动物、人类社会的互动与冲突等众多领域，在生物进化的突变与选择两个原则之上，认定合作是第三个并且是高于前二者的进化原则。对他们来讲，合作是进化的总设计师。而正是由于人类是高于其他物种的“超级合作者”，人类社会才取得了如此成就。

合作能够在进化中产生，并不意味着进化的历程将淘汰一切非合作者。在生态学中，物种的起源与进化需要占据地理空间。在一个简单的细胞空间博弈研究中（只包含单纯无条件的合作者与恶劣到顶的背叛者），诺瓦克与他的合作者发现合作策略与背叛策略可以并行不悖，共同占据博弈空间，并显示出复杂斑斓的空间形式与图案。这显示了世界的多元复杂。值得特别指出的，诺瓦克他们发现这样的空间博弈中，如果以对称图形为起点，经过一定数量的模拟轮次，合作者的比例将恒定在至今未有数学解释的 [100X(1-ln2)]%，亦即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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