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

第二节  女性主义社会学的邀请

最初开始接触社会学时，我们（本书作者们）并不理解真正在学习什么，但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有趣，而且激动人心。当时我们被要求观察我们生活的社会，对其进行理解，并提出问题，先前我们不一定有过这些经验，但我们发现由社会学者尝试提出的答案很具挑战性——这些答案促使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社会和社会关系，并获得了一些我们之前未曾见过的、更加清晰明了，且更加有趣的答案。我们被邀请去理解米尔斯（Mills,1954）所称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见第一章）。过去要想理解如何进行社会学式的思考并不容易，事实上，现在我们仍然在学习之中，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采用了新视角、新思考方法。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开始询问关于社会世界的新的问题。

就本书整体而言，特别是本章，我们的关切在于从各种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探索什么是“社会学式的思考”。在第十三章，我们将思考同女性主义知识的地位相关的问题，但是本章内容聚焦于女性主义视角的多元性——提供理解及解释社会关系的框架，而这正是社会学的主旨。

社会学关系到我们所有人，因为其主题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体文化、犯罪、家庭、工作、教育、种族关系、阶级、社会性别、政治行为等。这些都是一些普遍性问题，常出现在报纸文章及新闻广播的标题上，或成为小说及话剧的表现主题。包括女性主义社会学者在内，社会学者同样探索这些问题，尝试为我们经常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答案，比如：大众媒体、广告或电影中展现的完美身材形象如何影响我们？为什么有一些人会犯罪，而其他人却不会？即便是在离婚相对普遍的社会中，为什么结婚依然这么受欢迎呢？人们为什么会从事自己正在做的工作？为什么一些人成了政治领导人，而不是其他人？另外，我们还会问一些与我们的生活相关的问题：为什么我在意自己的身材体型？为什么我没有得到那个工作？但是女性主义社会学者经常提出的问题会有所不一样：为什么妇女比男子更易饮食失调？为什么很少有妇女会犯罪？离婚后，为什么妇女比男子更易遭受贫穷？为什么大多数秘书为妇女，而大多数工程师为男子？为什么投身政坛的妇女相对较少？

当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仅观察“事实”：对其的描述仅能告诉我们某些事情是什么，而非为什么。当尝试弄明白“为什么”时，我们已经超越了事实，并试图来解释它们。这样做表明我们正在使用理论并发展理论。在向我们自身解释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时，我们通常使用常识；我们通常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常识”或“大家都知道是这样”，以此将我们的答案进行合理化。但是我们并不问自己“我们的理论是什么”“它来自哪儿”，也不尝试反驳我们自己的结论。通常情况下，常识层次的理论常会将错误归咎于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比如离婚妇女生活在贫穷之中，是因为她们宁愿凭借政府补助金度日，也不愿工作；妇女成为优秀秘书，是因为她们拥有灵巧的手指，并且天生比男子更加顺从、勤奋；妇女没有成为政治领导人，是因为她们太过“柔软”、不够理性或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社会学者也持有其中一些常识观点，作为社会成员，其具有的社会经验和期望塑造了他们自身的信念。但是他们努力超越这些，试图利用他们的社会学知识，来开展研究、构建理论，借此为这个复杂的整体社会提供更细致的理解。要超越常识层次，不能凭借一些理所当然的预设和价值观，而是要试图对其加以挑战才能达成。

第三节  社会学的洞见

作为女性主义社会学者，我们不想将社会学及其向我们提供的洞见完全拒之门外，我们想做的就是发展一门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社会学的定义不在于它研究什么，而是怎么研究：社会学视角是观察社会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它关心社会生活的模式及规律，并驳斥那些认为生物学或心理学对个体的解释就可以充分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这并不是说生物学解释或心理学解释就是错误的，而是说仅仅这些还不够充分。社会学者认为，完全通过一些个体与生俱来的（前社会性的）特征来透彻了解社会是不可能的，心理学上对个体特质的描述也无法实现上述理解。但这就是我们通常向自己解释事情的方式。比如，我们认为长大、恋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西方文化中，长大这件事预设了我们会和自己坠入爱河的对象结婚，或者至少我们会和他们成为长期伴侣。然而在包办婚姻更为普及的社会中，“自然而然的”的预设则是：我们长大是为了去爱或者尊重那位和我们共结连理的配偶，或者另外一个预设是婚姻和爱情是可以分开的，这构成了成年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面向。通过社会化过程，我们学习并获取这些知识。这些预设意味着那些未婚的成年男女——特别对于妇女而言，因为婚姻和家庭通常被看作她们扮演的主要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或者偏离正轨的。

社会学者对这些貌似常识般的预设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以“正常”与“自然”来解释事物是不充分的，因为没有将那些影响并塑造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方式纳入考虑。社会学者指出，我们需要质疑这些想当然的解释，然后构建更加充分的解释——这就是理论，它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发生的事情，透过表面看本质，保持怀疑的态度，拥有学会质疑的心智。现在，必要的是形成女性主义社会学者视角，促使妇女能够全面地融入社会学式的理解。

一旦某些特定解释开始占据理论辩论的主导地位，其他理论便倾向对其挑战，并形成另一套替代的概念，新的理论逐渐进化，开始自成一家。因此，理解、解释世界的新方式通常源于对现有思想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学理论总是不全面的，具有暂时性，因为理论永远都不是“完美的”或“全面的”，社会世界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果我们已经完全理解社会世界，我们将不再需要社会学。同样地，如果我们了解了自然世界中有关任何事物的真理，我们将不再需要生物学、物理或化学。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像社会世界一样，自然世界也是复杂的，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我们想建议的是，尽管社会学的诸多实质性领域已经认识到认真对待女性主义批判的必要性，但社会学理论却仍未有此自觉，也未能以此自觉来重构社会学理论。人们常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关切的是如何为妇女的特殊处境提出解释，而非构建超越主流社会学的理论。但即使妇女地位构成了女性主义的核心关切，我们认为，事实绝不仅仅限于此。一旦人们正视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社会学的批判，并能仔细思量女性主义的理论，那么整个社会学理论为什么需要重构的必要性就变得清晰明了。

米尔斯（Mills,1954）在其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以下内容做了翔实的描述：怎么样才算理解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怎么样去看待传记与历史的关系，怎么样才算认识到个人主义解释的不充分性。社会学的想象力应当促使我们明白，个人问题通常是社会病灶所在。只有当我们检验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寻找社会解释时，我们所认为的社会问题才能够被全面理解和解释。比如，试想一下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社会如何系统性地使妇女的工作地位比男子低下，报酬也比男子低廉（见第九章）。在解释这一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只将原因归咎于个体层次上的妇女特征。我们必须将各种形塑妇女经验的结构性因素纳入考虑。在此方面，我们必须要考虑结构（各种塑造行为的社会机制、组织及实践的集合）和能动性（个体行动的能力）的关系，其形塑了我们的社会世界经验及我们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比如，很多妇女选择从事兼职工作（因此她们拥有了一些自己的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选择”受限于结构性障碍（相对缺少国家提供或资助的儿童保育福利、灵活工作安排、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等）。

那么，社会学就是关于理解我们的社会经验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学科。通常来说，学生会对社会学持排斥态度，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学否认他们同其他人享有“自由意志”的事实，社会学夺取人们为其行为负责的能力，并且暗示我们完全受限于我们无法掌控的社会因素。社会学并不是唯一一门可能会落入简化论和宿命论危险境遇的学科，持生物学或心理学解释观点的人同样可能是还原主义者。生物学和心理学倾向指责“受害者”的生物特征（基因构成），或者将其心理状态构建成一种社会或心理“问题”（需要解释的现象）；社会学家则倾向把责任归咎到个人之外的外部因素（比如行为主义这类心理学视角）。

因此，在承认社会结构的力量和允许人类行为的个体差异之间，存在着一股张力。若想全面理解个体社会行为的复杂性，并揭示各种模式所具有的相似性（其可能起着连接作用），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社会道德要求是如何转变为规范标准，并指导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我们自身，同时我们自身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既是受动者，也是施动者。能动性（强调生活选择）和结构（塑造生活机会）之间的张力，是区分不同社会学观点以及各种女性主义观点的问题之一；有些观点更加注重结构，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群体的限制性影响，另一些观点则更加注重能动性，强调我们作用于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在此过程中改变世界的能力。还有一些则发展出特别的理论来尝试具体理解社会世界这两个层面或维度之间的关系，并以“结构化”（structuration）之名来描述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动态关系（Giddens，1991）。

（节选自本书第二章《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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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photo by Becca Tapert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