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阳周轩丨雪钞露纂融经史裒辑四部续前书——桥川时雄的“四库学”研究_先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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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林存阳周轩丨雪钞露纂融经史裒辑四部续前书——桥川时雄的“四库学”研究

作者：社科文献

发布时间 2022-12-19 16:29 浏览量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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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钞露纂融经史裒辑四部续前书

——桥川时雄的“四库学”研究

林存阳周轩

清代乾隆朝官方主持的大型政治文化工程——《四库全书》（下文简称《四库》），其编纂在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上具有多重意义，也在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中引发了一定的反响。早在《四库》纂修期间，朝鲜燕行使已对此密切关注，日本和越南也先后将与之有关的信息及纂修过程中衍生出的《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下文分别简称《总目》《简明目录》）等典籍传回本国，推动了该国图书目录学、文献学以及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各国学者在此过程中对《四库》的注目与研究，既对“四库学”概念的提出起到了先导作用，也赋予“四库学”以世界性的色彩。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全球史观逐渐流行，相关学术研究的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不唯韩国、日本学者仍对“四库学”加以关注，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加入研究《四库》纂修史事的行列中， “四库学”的世界性特征也因此更加明晰。

民国时期，日本政府以返还中国“庚子赔款”的名义，与中国“合作”建立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文简称“总委员会”），将续修《四库》列为研究项目。因缘于此，继《总目》问世后，又一部大型文献解题目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文简称《续修提要》）得以诞生。对于参与、负责此一项目的日本学者桥川时雄，以往学界对他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主持工作”层面，但实际上他对《四库》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故而本文拟通过发掘桥川时雄《〈四库全书〉编纂考》一书中的研究主旨、思路及其特征，结合桥川氏对于《续修提要》编纂做出的贡献，以揭示其试图构建的《四库》研究体系；并由此个案，进一步拓展“四库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对海外学者有关《四库》研究的认识，彰显“四库学”之于世界文化、学术的重要意义。管窥之见，敬请大雅教正。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桥川时雄早年就颇怀钦佩和喜爱之情。在离开日本前，他曾受到汉学老师胜屋马三男“去中国不要学政治和经济，而是要学学术和文化”的教诲，并一直铭记于心。来华后的桥川时雄在学术上潜心深造，出于对陶渊明的仰慕与研究，他逐渐认识到搜访、辑校传统古籍与图书文献的重要性。同时，他对清代学术与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对清人文献的搜集和对“满洲文学”独辟蹊径的考察，既共同筑成了桥川时雄研究《四库全书》的基础，也为其后来主持《续修提要》项目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在为人处世方面，桥川时雄素以“书生”自谦，称“本志乃为布衣之真面，而为书生之本色”，其平日行事，亦与“布衣书生”身份相符。桥川氏出于对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的热爱，也经常结交中国学者，特别是有真才实学的“耆老宿儒”，推崇其治学与为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桥川时雄配合交接工作，既移交了机构的藏书、《续修提要》原稿及其编纂经过的说明书，又将自己的手稿、参考资料、照片及私人藏书交给了中方。2017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挑选其馆藏的部分珍贵稿本、抄本文献影印出版，桥川氏在华时期所撰的三部有关《四库》与清代学术文化的著作稿本——《满洲文学兴废考》、《〈四库全书〉编纂考》（下文简称《编纂考》）与《满洲人著述书目》也在其列，学界才获知桥川时雄也做过不少有关《四库》方面的研究。初时桥川时雄将这部研究《四库》的作品拟定为上、下两卷，上卷以编年体叙说《四库》纂修之过程，下卷则针对《四库》纂修一事及其衍生出的典籍展开具体研究，并附照片加以说明。不过，据《编纂考》稿本来看，最初的计划在撰写过程中显然发生了变动，内容最后扩充为三卷。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桥川时雄重视利用与《四库》有关的御制诗文去说明、分析《四库》纂修过程中的有关事件及其原委。在对书籍提要方面的考察上，他注重对《四库》官私流出文献的搜集，区分其版本并加以对比。此外，桥川时雄还在《编纂考》中经常介绍、引荐其他学者研究《四库》的学术成果。

桥川时雄对乾隆朝《四库》纂修一事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编纂考》一书在研究思路上注重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入手去分析与纂修《四库》相关的史事，以内为主、以外为辅，在此基础上相对应地拓展了考察对象的范围，并强调修书的积极意义，从而形成了《编纂考》特有的研究框架。桥川时雄不唯在分析《四库》纂修缘起时注重从“内因”入手，对于《四库》纂修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与相关奏议，亦循此思路进行考察。在以“内因”为主进行分析的同时，桥川时雄并未完全抛弃考察“外因”对于《四库》纂修所产生的作用，但与当时所流行的论调不同，他对最高统治者所施加的外部影响重新审视，主张清高宗在《四库》纂修过程中主要发挥了积极作用。与皇帝、四库馆臣、地方督抚等因素相比，藏书家在当时的研究中属于相对边缘的群体，而桥川时雄将他们也纳入研究对象，拓展了对“外部”群体的考察范围，发掘了他们对修书所做的贡献。

自乾隆朝《四库》纂修告成后，就有一些清代学者发现了不少遗漏的文献，值得补入《四库》。到了清末，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疏首倡续修《四库》，此议一出，响应云集，章梫、喻长霖、孙同康等纷纷附议鼓动，然而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已无力顾及此事。民国初，借着影印《四库》一事的提出，金梁、伦明、邵瑞彭、李盛铎等学者又重新呼吁发起续修《四库》之文化项目，但各种倡议与计划又因时局混乱、财力不足等而难以推动。1923年3月，日本政府仿效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举措，由日本国会通过提案，将此赔款用于“促进”中国文化事业。1924～1925年，中日两国经交涉商议后分别签订了一系列有关文件，按照规定各派委员若干人，组建“总委员会”，隶属于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北京、东京、京都三地设置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置自然科学研究所，运营及研究经费则由退还的赔款提供。续修《四库》一事也因此获得转机，改由“总委员会”这一中日两国共同主持的机构开展具体工作。

根据桥川时雄1940年所作的《〈四库全书〉提要续修概要》报告书来看，《续修提要》编纂项目进程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创始期（1925年5月～1931年）；第二期为改革期（1932～1934年）；第三期为发展期（1934～1936年）；第四期为考虑整理与补纂的时期（1937～1942年）。不过，续修《四库》一事应该是在1925年10月“总委员会”第一回总会中的第二次会议上才作为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具体研究事项被正式提出并通过。此后“总委员会”一直在议定该研究项目的人员设置及经费预算等问题。1927年10月，“总委员会”召开第三回总会，制定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暂行章程，并于12月研究所正式成立后通过该章程，决定以《续修提要》为主展开工作，具体分为两阶段进行：一是搜集乾隆朝《四库》失载的著作；二是搜集乾隆以后至宣统末年的著作，选定收录书目，但不收今人尚在世者。

由于桥川时雄在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功底，又与中国学者的交情匪浅，对当时的“总委员会”来说，自然属于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柯劭忞和濑川浅之进的推荐下，桥川时雄于1928年1月入职“总委员会”，担任勤务一职。此后，他与“总委员会”的关系日益紧密，逐渐参与《续修提要》的编纂事务。1932年10月，濑川浅之进卸任总务委员回国后，由桥川时雄署理总务委员事务，负责“总委员会”的相关研究项目。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桥川时雄一直忙于编纂《续修提要》。在此过程中，他对《四库》的认识与理解不断加深，其观念也经历了转变，到最后形成了一个较为宏大的《四库》研究体系设想。

1931年，桥川时雄发起了对南方各省的实地考察。在此期间，他不仅拜访了诸多学者，对《四库》及其提要关联的撰著也收集了不少信息，还亲自走访了文澜阁、天一阁等，无疑对乾隆朝《四库》以及当时《续修提要》的撰修有了较为深刻的感性认识，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与研究经验，促成其对《四库》的理性认识的更新。此点在其视察报告书中也反映出来，在有关《四库》调查的总结部分中，桥川时雄提到自己通过此次实地考察，对“《四库全书》及其提要所关联之正当价值并其理解者、对《四库全书》及其提要所关之诸家述作”有新的感悟，认为应对其“行正当之批判”。这种体会随即在其1931年冬至1932年正月撰写的初版《兴废考》中得以体现。在该书第五章中，桥川时雄将实地考察所获得的感悟融入写作，他认为，《四库》之纂修出于乾隆朝诸多杰出文人之手，尽管“从它的各方面考察还可以举出许多缺陷”，但“清代学者的成绩大半都充分地反映在这一伟大丛书之中，为此，对《全书》及《总目》极应有个正确认识和评价”。书中对《四库》的纲领性认识正是此前报告总结的另一种说法。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初版《兴废考》中，桥川时雄仍然把当时较为流行的“怀柔政策”与“言论统一”之论作为切入点去分析《四库》纂修之缘起，并未对两种观点多加指摘。在书中，他认为高宗“半是崇尚文学”，半是“对文人的轻视”，以“文字狱”为手段控制言论，指出《四库》纂修过程中存在“破坏文化的一面”，因此主张《四库》纂修之目的在于顺应已渐进成熟的考据之学。这说明他在这一时期还是将纂修《四库》视作控制、引导学术的统治手段。到了撰写《编纂考》时，桥川时雄则与上述观点做了切割，其研究主旨发生了较大转变，批判“钳制人心”论，对“怀柔手段”说也表示了质疑，强调纂修《四库》的积极意义。在论述高宗的影响与乾隆朝学术大势等方面，他也否定了自己过去所持的看法。比如在初版《兴废考》中，反对朱筠辑校《大典》倡议的主角是以刘统勋为首的宋学派，而在《编纂考》中，军机大臣的复议反被用以说明高宗在当时并不理解朱筠用心，既然不解也就谈不上利用学术。至于考据学渐臻成熟之势，则被他纳入“内因”加以考察，并且更为强调各种学术潮流的合力作用，淡化了以往作为“外因”时的人为利用色彩。碍于初版《兴废考》的篇幅与主旨，桥川时雄在该书中对《四库》的研究内容不多且并未深入。故而他特别提到，“《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的编抄和内容价值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有关各种问题”要等到“以后改版再加详述”。

紧接着在1933年，桥川时雄开始着手修订《兴废考》，改用汉文书写，书前凡例也由五条增至十条，其第七条云：“是书附以《〈四库全书〉编纂考》二卷：上卷，编年叙成书之经过；下卷，记其内容，各以写真为说明。按：《库书》之编纂，亦为乾隆文化之一大成绩，理应叙于本篇内，今别为卷，因编辑之便耳。”而稿本《兴废考》中涉及《四库》的文字一概不存，《编纂考》稿本之卷数又实为三卷，说明稿本《兴废考》的凡例可能是先于本书内容所作。他在当时对于《四库》之认识已然加深，认为《四库》修纂乃乾隆朝的巨大文化成就，而乾隆一朝又实为“满洲文学”发展成熟的时期，遂决定不再如过去一样只做简单的叙述，而是还另撰一书对《四库》纂修一事详加考述。撰写《编纂考》之正式动机应当始于此时。

尽管《编纂考》的撰写时间尚无法定论，但从桥川时雄在1940年正月所作的《〈四库全书〉提要续修概要》报告书中的内容来看，他在开始撰写《编纂考》以及参与《续修提要》编纂任务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并未将二者视为单独的个案，而是将其视为相互关联的《四库》研究体系的组成部分。桥川氏在报告书中阐发了自己对《续修提要》编纂的观点，认为此项事业价值重大，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完成“续修”的任务，而是还要从“补修”“补正”“续修”三方面加以理解。“补修”即针对乾隆朝《四库》因为各种原因遗漏的著作进行增修；“补正”指针对《四库》中收录的非完本书籍，若此后发现了相应的完本，则将其补录；“续修”则是指针对《四库》之后的重要图书进行续修。在“续修”下，桥川时雄还提出了“新修”的概念，指尝试将《四库》所涵盖的传统学术范围外的书籍纳入《续修提要》编纂之中。经过桥川时雄的设计与描述，《续修提要》编纂事业不再仅仅是针对《四库》的补遗工作，而是还具有了突破性的创新意义。他在报告书中屡屡指出，乾隆朝《四库》及其提要是有清一代辉煌的学术文化大业，并强调极有必要厘清《四库》及其提要编纂的全过程，了解其具体内容以及特点、缺点，并掌握后世对于《四库》诸问题的研究成果，唯有如此，才能认识到《续修提要》编纂事业的真正意义。桥川时雄的构想，既赋予了《编纂考》及其所包含的乾隆朝《四库》研究以全新意义——作为《续修提要》之根基，并与《续修提要》编纂事业共同构建出一个宏大且“新”“旧”并包的《四库》研究体系，也使《续修提要》的历史价值不再仅仅是一种有关“东方文化”的学术性研究，无形中将其升华为能与乾隆朝《四库》相比拟的一代文化巨业。按：桥川时雄后来提到自己当初计划将《编纂考》作为《续修提要》的附录发行出版，亦可作为此点之佐证。

这一构思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桥川时雄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搜访古籍的热爱，是其思路形成的发端；在调研“满洲文学”的过程中，他对《四库全书》修纂之史事产生了初步的认识；入职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后，更逐渐参与、负责续修提要工作，得以接触到大量与《四库全书》有关的珍贵文献资料，又受到当时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的影响，吸收了不少最新的理论成果，从而促使其研究进一步深化，撰成颇具特色的“四库学”研究成果。

由《续修提要》编纂项目的参与者发展为主持者的过程，也对桥川时雄构建研究体系的设想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早在1931年4月到5月，桥川时雄就曾陪同江翰、胡玉缙二人前往日本考察，先在京都会见了狩野直喜，又前往东京与服部宇之吉见面，就《续修提要》编纂一事进行了会谈。在送走江、胡二人后，桥川时雄与狩野氏、服部氏又进行了讨论，认为到目前为止进行的书籍目录编纂一事是做无用功，应该加快进度，使提要的制作尽快落实。桥川氏回到北京后，立刻与濑川浅之进协商，计划从根本上改变“总委员会”的体制与编纂《续修提要》的工作方式。提要编纂能在当年7月展开工作，多得益于此。

在提要编纂工作走向正轨的同时，桥川时雄以私人名义开始了对南方各地的考察，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察访当时中国各地现存的“硕学鸿儒”及其阅历、著述、生活等情况；二是搜访近世已故学者的行述、遗著；三是拜访各地的著名藏书家，并考察当地的学校图书馆、书肆。出行之前，他还请杨钟羲、胡玉缙等学者写了许多介绍信，以便在考察过程中能顺利走访。在考察过程中，他又特别留意与《续修提要》纂修有关之内容，以及与《四库》及其提要有关的诸家著述。其对藏书家、图书馆、书肆书坊的拜访与考察，以及对近世已故学者的行述、遗著的关注，无疑是为了扩大《续修提要》书籍的收录范围，并搜寻已故学者有关《四库》研究的著述。至于访问各地的“硕学鸿儒”，则是为了向南方的知名学者传达“总委员会”的研究计划及其新方针，希望能物色更多可以纂修《续修提要》的人才。

随后，为了引入新的人才，桥川时雄针对当时外务省偏好让中国传统“老儒”参与编纂工作的方针提出了改革建议。他认为只依靠“老儒”进行提要的编纂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老儒”在此期间病逝者不少，过分依靠其力量，埋没少壮学者，易造成人才断代和浪费现象，不利于提要的编纂工作；二是有一些“老儒”徒有虚名，只领月薪却没见到任何实绩。此外，桥川时雄也希望解决外务省相关人员随便插手编纂人员构成的问题，将其“推荐”的名不副实者清除出去，精简规模，提高工作效率。为此，他在确保一部分有能力的“老儒”继续以“嘱托”形式工作外，增加了不少平均年龄为四五十岁的学者，还招揽了更为年轻的青年学者，设计了以能力可靠且与自己交好的“老儒”（如柯劭忞、王树枏、江翰、胡玉缙等）为中心，以少壮学者为主动力的提要编纂团队。1934年，他在以“嘱托”形式增聘孙人和等20余名学者参与的同时，设立了“方志提要编纂处”，并聘请张国溶等10余名学者为“嘱托”主持工作。在柯劭忞、江翰等人相继去世与胡玉缙等人先后辞去“嘱托”后，桥川氏又陆续补充新进人才。总之，其改革体制的努力一度颇有成效，在被桥川时雄称为“发展期”的这段时间里，提要编纂的效率明显提升，成功确保了《续修提要》编纂事业的进度，其宏大的《四库》研究体系看似也有了实现的希望。

然而，随着时局的恶化，续修事业受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续修提要》项目在名义上使用的经费来源于日本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起初也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但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方对《续修提要》事业的热情逐渐衰退，经费上的支援也渐告匮乏，《续修提要》的编纂工作必然随之受到负面影响。如何凸显《续修提要》事业的重要价值，以继续获得日本官方支持，确保纂修工作能够持续进行，必然成为桥川时雄的要务。从这一点来看，上文所述的桥川时雄的宏大构想，纵然与其学术认识的加深有着较大关系，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外缘压力所迫而推出的。尽管他在研究《四库》以及构建研究体系的过程中，力主通过“内因”考察史事，但他自己主持的续修提要事业却在现实中不断遭遇“外因”压迫，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任何学人都为之无奈的“讽刺”。

据桥川时雄回忆，在其刚参加“总委员会”工作时，外务省对于“东方文化事业”的热情已经开始降温，到坪上贞二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离职后，日本官方几乎不再关心“东方文化事业”。1935年后，本就不充足的经费逐渐减少，好在桥川时雄为防备这种情况，私下以中国人的名头储存了一些资金，以缓燃眉之急。同时，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向日本官方反映“总委员会”所面临的困境，但终究未起到作用。到了1938年，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化，日本成立兴亚院，“总委员会”及其研究所改隶于该机构，而外务省方面只给桥川时雄寄去两万日元，并“建议”研究所关张，算彻底断绝关系。但是，桥川时雄没有就此放弃，他一方面仍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坚持续修项目的进行；另一方面尝试游说兴亚院以便保证经费来源，但新成立的兴亚院对《续修提要》的事业既不理解也不关心，并且受到自身财政预算的制约，未拨钱给“总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桥川时雄不得不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以保证《续修提要》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他将研究所内的一些设备或日常用具变卖，又售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藏书，还将自己在新民学院教课的报酬全部捐出，用以支出研究人员的原稿费。此外，桥川时雄将自己在“总委员会”的月薪以“退还”的名义，也用来补贴编纂工作的开销。从桥川时雄在回国后交给外相吉田茂的报告书所附的收支表中可以看出，不仅到了1944年，他仍在退还个人工资充作经费，并且当年由其个人活动募集来的资金总额已达到了政府补助金的5倍多。由此可知，《续修提要》的编纂事业能够坚持下来，桥川时雄个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对待这一问题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是在局势和工作条件都愈趋恶劣的情况下，桥川时雄也不得不进行妥协，除了加快撰写提要的进度外，还开展了整理工作，但由于经费问题，终究不得不宣告提要撰写“结束”，强行进入整理与补纂阶段。尽管如此，仍然有8000种图书“待修”，整理与补纂工作也十分紧张，甚至迫于停顿到日本投降前夕，桥川时雄想要将《续修提要》稿出版付印的计划，也因空袭烧毁了印刷用纸而终止。因此，无论是《续修提要》事业还是桥川时雄个人的《四库》研究体系构想，从客观上看，最后都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民国时期，“四库学”从传统学术的补苴纠误逐渐朝着深层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先有陈垣先生清点文津阁《四库》，探究了有关《四库》修纂史事的大量重要命题，撰有《编纂四库全书始末》《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册页数表》《四库撤出书原委》《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等一系列论著，对“四库学”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后又有余嘉锡、胡玉缙、杨家骆、任松如、郭伯恭等学者继续对《四库》进行研究，撰写出不少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著作，对于“四库学”研究之产生和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其中，于1937年出版的郭伯恭先生所著的《四库全书纂修考》对《四库》纂修之缘起、四库馆的组织，《四库》之编辑、容量、庋藏、增改、校勘，以及《四库》副产品之《总目》《荟要》的编修，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就《四库》纂修之史事进行评议，并将续修、影印《四库》之事作为附录加以概述，其一般被后世认为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四库》研究专著。然而随着桥川时雄《编纂考》稿本的公布，可知在同一时期，日本学者也对《四库》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

不过，郭伯恭、桥川时雄二人对《四库》纂修有关问题的认识颇为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于《四库》纂修的缘起，前者将“汉学之勃兴”与“儒藏说之提倡”作为《四库》纂修之“内因”，将高宗“统制思想”“防范汉人”之政治意图作为“外因”，在论述上较为重外轻内；后者则将晚明至清初学风由虚转实及刻书、藏书风气兴盛作为《四库》纂修之“内因”，将高宗稽古右文之御意视为“外因”，以内为主、以外为辅加以解析。其二，关于乾嘉考证学与《四库》之关系，前者认为清代学术“以考证学为中心”，其形成以专制高压为外在主因，以理学分化后“新说递增”“欲起而夺其柄”为内在辅因，高宗借《四库》修书而加以利用，既使考证之学走向鼎盛，又造就“政治之衰”，“乱阶由是酝酿”；后者则不将乾嘉考证学的盛行作为清朝衰败之主因，其在初版《兴废考》中曾指出，将“四库馆开馆作为一个转折，旗籍学者当时渐渐进入成熟阶段，他们目光转向考据之学，力求精进”，只是高宗作为最高统治者未能施加积极影响，导致宗室、旗人“意气日降”，遂于嘉道咸同四朝进入萎靡之世。此后他对于高宗的评价虽然转变，但从始至终都给予考证学以较高评价，甚至在1940年还作诗盛赞乾嘉考证学与纂修《四库》之功绩。其三，桥川时雄既是一名异国学者，又负责异国主持的“东方文化事业”，编纂《续修提要》，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乾隆朝《四库》及其纂修之历史价值自然要做出更为“谨慎”的考量，其研究视角、思路乃至部分结论与郭伯恭有所不同，亦是时势使然。那么，如何对两人乃至中日学者研究《四库》之思路、方法、观点加以衡评，以资当下“四库学”研究之借鉴，实有深入探究之必要。

桥川时雄于1939年慰问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的遗孀时说过：“服部宇之吉在北京未完成的事业（指编纂《续修提要》——引者注），也都由中国学者来完成了。”虽然历经磨难，但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终究没有白费，正如沈兼士为桥川时雄所作的辞别诗中提到的那样：“学士奔波靡所骋，文物凋零可胜叹。谁能幽栖载典籍，静坐从容观世变。”其整理典籍、续修《四库》以保存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遗志与宏愿终在和平年代得以实现。作为后学，在世界学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密切的今天，我们应当在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四库》研究进行创新，在纵、横两个方向扩展研究视野，不仅将乾隆朝以后对《四库》的学术活动与研究成果纳入“四库学”史加以考察，也要重视国外学者的“四库学”研究。像桥川时雄这样对于《续修提要》编纂乃至“四库学”史具有一定贡献，并且自身对《四库》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有着独到研究的学者，应该还有不少，值得我们不断去“发现”。唯其如此，在凸显“四库学”研究世界性价值的同时，可以了解国外学者研究《四库》的思路、方法及其特点，从而互鉴共进，更好地推动“四库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摘选自《清史论丛（2022年第1辑/总第43辑）》

因篇幅有限，对此文进行了删减。作者：

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周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图书推荐

清史论丛（2022年第1辑/总第43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清史研究室编

2022年8月出版/138.00元

978-7-5228-0574-0

反水投注网站

本刊特稿
辽镇从衰落到溃散
——辽东之役与明清嬗代之二　姚念慈

清学与“四库学”
清人文集“经义”整理与价值论析　董恩林　冯一鸣
四库馆臣的明清易代人物评骘　孔定芳
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再探　吴国武
雪钞露纂融经史裒辑四部续前书
——桥川时雄的“四库学”研究　林存阳　周轩

专题研究
万历援朝时期努尔哈赤上书助明考略　戴宏沅
南明惠王行迹考析　王浩淼
论康熙、乾隆二帝对《春秋》中“尊王”的不同解读　秦行国
清代民众物质消费的字号选择及其经济意义　戴昇
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经营管理与备荒救灾功能研究　聂选华
试论清代移民与西南地方戏剧的生成　陈季君
清代云南灾害应对体系研究　杜香玉
科举视域下的边陲华夏
——从台湾宜兰一对旗杆石座谈起　张琏

文献研究
有关戴名世《孑遗录》的一桩史学公案　李立民
法藏《天下诸国图》与奎章阁《舆地图》比较研究　李花子

史家与史评
康世爵与《通州康氏世谱》再议　舒敏

征稿启事

策划：佟譞

编辑：翟冰冰

审校：吴超

转载自：人文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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