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心理学研究方向的深化与开拓

技术不仅有内部的演变规律，更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波普诺，2007：672）。一方面，传媒技术的变革与社会产生结构性、关联性的动态关系，催生了更多新的社会需求，而这些新的社会需求又促使人类寻求更高层次的技术突破，从而带来社会关系的重塑以及社会心理的调整（张才刚，2021）；另一方面，技术与社会的交互作用又是媒介发展的根本动力（张才刚，2021：54），其促使传媒生存环境变化，并进一步影响传媒产业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定位（李华君、王沛佳，2020：204），以及媒体从业者的群体心理。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在社会变迁、媒体与人的相互影响、互为推动的图景中不断前行。

（一）夯实基础，不断深化

我们在文献梳理中发现，有些主题意义重大，却鲜有研究或研究不够深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寻找共情和共识传播规律，运用文化心理学开展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新时代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传播地位、提高国际话语权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国际课题（张晓辉、陈锐、黄颖，2022：26）。这也是不同国家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需求，政府、民间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运用新媒体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

共通的情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心理基础。例如，有学者对日本驻华使馆利用文化接近性进行数字化公共外交引发中国网民媒介化共情进行了研究，该研究的启发性和参照性在于，我们在进行国际传播时，应遵循社交媒体的媒介逻辑影响规律，使数字化语境下共情的表达途径更为丰富。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利用共情心理时需要考虑文化的接近性与文化距离以及历史上的群际关系，否则会适得其反，影响共情效果（彭修彬，2020：89）。

除了利用数字化平台进行国际传播，新闻报道中的情感研究也有助于正确看待文化距离对国际传播的影响。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英文新闻报道的情感特点时发现，一方面，对于过近的周边国家、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和非沿线国家，应该因症施策、一国一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用平易的视角拉近彼此的距离，用融通的情感共振彼此的心灵（宣长春、林升栋，2021：41；陈薇，2020）。

我们需要借助国际友人、爱国侨胞、海外爱国民间团体的传播力量进行国际传播（张晓辉、陈锐、黄颖，2022），对这些群体的传播心理研究也是值得重视的。

2.在情绪和社会心态研究基础上推进舆论引导研究

目前舆情研究聚焦舆情事件，包括异国灾难事件、环境、中美贸易争端等，分析对象是微博文本、在线新闻跟帖评论与短视频用户评论，体现了社交媒体在舆情分析和舆论引导方面的重要性，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情感机制的把握和情感资源的利用上，对社会心态的研究较少。社会心态是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把握和调适，是社会变革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当突发事件来临时，社会心态更是政府、社会组织、民间社会以及个人应对突发事件时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杨宜音，2006）。社会心态是了解舆情、理解民意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而网络加社会心态是舆论媒介环境的新态势，需要重视起来。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需要把握社会心态，致力于在整合与连接当中实现社会各角色之间的分工协同，在不同圈层之间沟通互动的基础上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以此达成社会共识，重建社会信任，实现其从领导者角色转变为引领者的价值功能（喻国明、陈雪娇，2022：61）。

3.新闻从业者（媒体从业者）的心理健康研究需要加强

记者日常工作的紧张度以及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甚至是报道和接触极端暴力的工作状态使他们面临着一系列的压力，这些压力会对他们的情绪产生消极影响（Feinstein et al.，2015）。而媒介技术给传媒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也使记者及其他媒体从业者进行着心理调适，目前这类研究在传播心理范畴内并不显见。

4.增加传播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深度，拓展学术视野

传播心理的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相关研究逐渐进入学者视野，量表开发也成为研究者感兴趣的方向，比如，社交媒体中的身份泡沫强化量表（IBRS）的开发和验证。此外，研究者把社交媒体中的“情境崩溃”扩展到“时间崩溃”的理论尝试，超越了目前“情境崩溃”概念的空间维度，同时，重视时间维度的重要性的研究也颇具潜力。研究者通过引入“时间崩溃”的概念，可以解释社交媒体中的语境是如何混淆过去和现在的时间界限的，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用户如何管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身份和表现（Brandtzaeg & Lüders，2018），这又一次把媒介和时间联系起来。

在过去的十年里，媒体和时间的相关研究已经从传播研究中一个相对边缘化的话题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探索领域。学术界对媒介化时间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最近的技术变革，以及由数字和通信技术引起的日常生活普遍“加速”的感觉所推动的。媒体充满了时间的意义，即它们不仅告知人们其所处的时间，还通过不断地构建人们对生活时间的体验来塑造其对日常生活的体验（Keightley et al.，2021），甚至，媒体推动着个人时间和社会时间的相互嵌入。媒体中的时间问题，即“时间是如何组织的。时间在媒体内容中的组织、表现和交流的方式”（Keightley，2012：4），这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研究方向。本辑中的《从怀旧到媒介怀旧：传播心理学视角下的学术史分析》（李玲、杨宜音，见本辑）一文就是探讨媒介与时间问题的，该文集中讨论具有跨学科背景的怀旧范畴如何带有鲜明的媒介特征和传播特质，并指出怀旧的实质是一种基于自我的时间观，对外体现为重新体验过去的渴望之情，在新媒介参与到记忆中时，这种时间观因可选择而变得多元。研究者引入“代”的概念，以强化媒介怀旧的群体意义，使媒介怀旧的时间观选择具有代际差异和互动的内容，未来可用实证研究加以说明。

（二）保持前沿，取得突破

技术的价值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们利用技术所做的事情，即技术所带来的可能性（张才刚，2021：56）。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提升增强了用户行为的数据可感性，人的空间位置、身体状态以及情绪变化都可以通过移动端智能传感设备被实时探测，这将带来一种新型“反馈”机制。它将受众的反馈信息拓展到了生理与心理层面，过去只有医学意义的数据被赋予了传播效果测量的潜在意义（李华君、王沛佳，2020：205）。传播心理学者在技术变迁中探研媒介使用的文化意义和心理价值。

1.媒介技术动态改善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

有关年轻人对社交媒体和控制体重的移动应用程序的态度和动机研究（Nikolaou et al.，2019）给我们以启示，对老年群体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丰富；在开发和设计移动应用程序时考虑到心理维度，比如基于情感而设计的两个情绪追踪应用程序——MoodScope和MoodPanda——对用户的社会性和自我塑造感具有强化作用。

在现实和未来的压力环境下，人们利用社交媒体提供心理援助和心理支持的研究可以产生实际效能。例如，通过智能手机上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能够接受来自海外的同伴的心理支持和危机干预（Cheng et al.，2020）。在不确定的风险情境中，进行大数据的传播心理学应用研究也是新的探索，例如，通过5G使用大数据来缓解公众的心理压力。有研究调查了大数据在心理压力情况下的作用，即通过比较当前技术能力的现状和数字化程度规避或减轻对心理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有助于对潜在的危机人员进行预先评估，这也是纾解隔离的负面心理影响的有效工具（Hassani et al.，2022）。

2.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全面渗透，AI与相关技术的结合以及AI赋能，正在重塑整个新闻业和信息传播生态。人工智能创作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研究发现，作者的身份无论是AI还是人，受试者都给予了等同的认知和评价，而公众对AI的态度越正面，对AI创作能力与质量的评价也越高（苏涛、彭兰，2020）。基于认知科学视角探讨人工智能新闻主播的离身和具身的交互作用问题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性。人工智能新闻主播源于离身认知，日益走向具身认知，并不断尝试两种认知的交互融合；人工智能新闻主播持续创新的关键因素包括：具身性、情境认知、认知发展与动力系统，这是优化人工智能新闻主播的可能进路，也有益于媒介进化视域中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未来共处（於春，2020），除了对传播者的研究，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心理效果，即信息加工与态度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牟怡 et al.，2019）。

3.挖掘媒介的文化意义和心理意义，充分认识新媒体带来的社会心理价值

用“短视频讲故事”能有效传播信息，增进情感，共享文化价值观，实现生活意义（陈先红、袁文霞，2021）。本辑中《新媒体时代的英雄形象塑造与价值观传播——以中国主流媒体的短视频传播实践为例》（陈锐、余小梅、柳润，见本辑）一文讨论了短视频中的英雄形象，以及英雄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此研究选取《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三家主流媒体在抖音、微信、微博上发布的短视频作品为分析对象，对“英雄”题材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短视频中塑造的英雄形象，是受众社会观察和学习的榜样，英雄形象所反映出的价值观，是大众媒介所强调的社会规范，而榜样和规范，都是人们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短视频在塑造和呈现英雄形象时要注意强调英雄的可接近性，突出其视听化特征，使英雄行为更容易被模仿。研究者可以尝试使用符号分析或框架分析等方法做更深入的探讨，还可以从受众视角出发，运用社会表征理论探究英雄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传播心理效果。

这些研究主题以新媒体形式展现更多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其社会意义在于，既体现出媒体对生命和个体的尊重，更能增强社会黏合度，提升社会信任和团结感，对新闻传播实践也是有益的。

（三）展望未来：传播心理学的发展前景

人类传播历经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数字传播，可见技术是影响媒介形态变化以及使传播活动丰富多样的逻辑主线和重要力量，也推动着全新的生活与交往模式以及社会关系的到来（张才刚，2021）。根据鲍尔格曼（Albert Borgmann）的观点，在对未来媒体的研究范式中，媒介既不能被概括为对人的绝对统治，也不是之前被看作的一般的物质媒介，而是一个不断地与人类的价值规范进行互构的过程，是一种生态学视野下的有机整体（严三九，2019：15）。这一观点加深了我们对社会变迁、媒介与人的互嵌性的思考。

当前，主导性数字媒体（常江、何仁亿，2021）——互联网——的发展主要受到两方面技术的影响：一是移动通信技术，这是互联网发展的基础设施，3G和4G的大规模商用给我们带来了移动互联网，而已经商用化的5G未来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想象空间；二是互联网技术，主要经历了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阶段，下一步将是智能互联网时代（郭全中，2020：16），也是具有Web 3.0的高度智能和高度交互性特征的互联网时代（方凌智、沈煌南，2022：7）。随着智能媒体的出现，“万物皆媒”得以实现，媒介使用主体——人——也将完成媒介化，化身成为媒介本身。这将带来全新的信息关系和传播关系，即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新的传播关系。也就是说，物成为外化人的自我传播的中介；人-物新互动将赋予传播“物质性”新内涵；而物-物互联也将构建新传播形态（彭兰，2019）。人们的整个生活世界发生了彻底改变，媒介不仅仅是身体之外的某种工具，万物互联将使它们与人的身体及其外在环境融为一体，建构起高度协同的智能化传播场景（张才刚，2021：55）。在这种新的传播样态下，是否还有“线下”行为与“线上”行为的区隔，以及虚拟和现实的分辨？人的心理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如何认识自己，认识人与媒介的关系？我们的传统认知是否会被颠覆？我们该怎样做研究？5G环境下的数字化媒介由于链接了更多重的物理因素、社会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其一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喻国明、曲慧，2019），研究者不仅是传播心理研究者，都必须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或理解文化的范式（苏涛、彭兰，2020：58）。

本文尝试把传播心理学这一不断发展的交叉学科置于社会变迁、媒介与人的相互关系下进行讨论，以便更多人了解这门充满活力的学科。传播心理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解读相关主题，为提高传播活动效率和深入理解传播现象找到心理依据，更好地服务于传媒实践和社会心理生活。未来媒介和社会在技术推动下的无限可能又使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对其前景充满了期待和想象。本辑《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以“传播心理与社会变迁”为焦点，撷取了学者当前的研究成果，希望借此有更多的研究者受到启发和吸引，产生更多富有创见的新成果。

张晓辉　杨宜音

节选自篇目《社会变迁视野下传播心理学研究的探索与进展》（代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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