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书评 │ 肖邦的流行与误读

作者：索恩thornbird

发布时间 2022-10-20 10:32   浏览量 1777

肖邦的音乐让无数听众着迷，肖邦的曲目是无数音乐厅的常客，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蜚声国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肖邦成为了波兰的象征，是这个民族最著名的儿子。肖邦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波兰作曲家，而他的音乐所扮演的角色，超越了音乐本身。不仅波兰人读到了他作品的爱国意义，外国人也常常这样看待。

1836年，罗伯特·舒曼写道：“如果北方那个独裁的、权倾天下的君主知道有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仅凭几首简单的玛祖卡就能对他产生威胁，那毫无疑问他会下令禁止这些音乐。肖邦的作品就是花丛中的大炮。”1951年的好莱坞电影《一曲难忘》里，更是把他塑造成一个波兰的爱国斗士，与自私自利的情人乔治·桑决裂，拖着病弱的身体开巡回演奏会，为波兰独立的事业而劳累致死。

肖邦对故乡波兰的眷恋毋庸置疑，但是，他真的如他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以琴键为战场的斗士吗？他和情人乔治·桑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要解答这些疑问，不应该以激情驱动，而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

《肖邦：生平与时代》，[英]艾伦·沃克，胡韵迪 译，社科文献出版社|索·恩，2022年3月

肖邦的父亲并不是波兰人，而是一个法国人。1787年，尼古拉·肖邦出生在法国洛林省一个名叫马兰维尔的村庄，这个村庄的庄园被一个移居法国的波兰贵族买下。尼古拉10岁时，庄园经理的妻子资助他接受了教育，他不仅学会了乐器，还识文断字。由于周围生活着许多波兰人，他也学会了说波兰语。1787年，庄园主去世，庄园和周边土地被卖掉用来偿还债务，于是尼古拉·肖邦跟随经理一家来到波兰华沙，靠在学校里教法语谋生。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波兰语的“米柯瓦伊”。当时的波兰正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三年后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但是，来到这里的决定，改变了尼古拉·肖邦一生的命运，不仅让他在日后成为法语教授，开办了一个成功的寄宿学校，还让他有了一个鼎鼎大名的儿子。

1793年，俄军开进波兰，尼古拉·肖邦一度加入华沙民兵组织作战，但华沙还是落入俄国之手。尼古拉·肖邦与波兰女性尤斯蒂娜结婚并生下了四个孩子，其中弗里德里克·肖邦是唯一的男孩。弗里德里克·肖邦有一半的法国血统，但认为自己是波兰人，并认为波兰是他的祖国；他对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反感，尽管他有时会厌恶英国人或犹太人；他特别喜欢和欣赏捷克人。与他父亲不同，他不是波兰起义的支持者，他认为起义注定要失败。肖邦的父亲不仅在华沙中学担任法语教授，还开办了一个学费不菲的寄宿学校，为学生进入华沙中学做准备，使波兰的贵族家庭趋之若鹜。

肖邦自幼就被当做一个音乐神童，家庭不仅为他的教育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支持，也使得他可以踏足华沙的上流社会。他不仅为前朝贵族切特维廷斯卡家族和拉季维乌家族服务，也为俄国总督康斯坦丁大公夫妇服务，甚至为大公创作过一首军队进行曲。1818年，他为俄国太后玛丽亚演奏。1825年，他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演奏。在那个年代，贵族的沙龙成了华沙艺术生活的中心。喜剧、诗歌朗诵、艺术展、室内音乐会都在这些鎏金的宅邸中举行，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华沙起义失败，之后所有活动都停止了。在这15年里，肖邦成长为一名音乐家。

俄国驻波兰总督康斯坦丁大公夫人、波兰伯爵之女　乔安娜·格鲁津斯卡娅

肖邦从很早开始就不喜欢举办大型音乐会，后来，肖邦在法国定居之后，乔治桑也曾取笑过他不愿在公共场合演出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有一次肖邦同意了一场演出之后，完全陷入了惊慌失措的状态中，这被乔治桑描述为“肖邦式梦魇”。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在肖邦的童年时期出现过。在贵族的沙龙里，他的观众都是受人尊重的精英，他们能够欣赏他演奏中的细腻韵味，让他感到十分自在。这种私密的演奏环境是肖邦一生所钟爱的。1848年2月，他最后一次在巴黎登台演出，主办方用鲜花和地毯装饰了可以容纳三百人的音乐厅，并在钢琴旁摆了半圈椅子，让肖邦最亲密的朋友坐在这里——再现了沙龙里的气氛，好让肖邦能更自在地演奏。

1825年到1826年之交，是一个多事之冬。在俄国，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在波兰，对俄国的不满情绪也被燃起。在华沙，人人都在暗中讨论反抗俄国的话题，有几百人被逮捕、拷打。此时，肖邦正在备考华沙音乐学院，经常学习到深夜，无论拉丁语、历史和数学等，都是高难度、高标准。虽然他顺利地考上了心仪的学校，但是身体也被拖垮了。经当时医生诊断，他患上了“黏膜炎”。但是，种种症状可能是肺结核的前兆。肺结核在过去被称为“肺痨”，这个病后来折磨了他一生，他的妹妹埃米莉亚更是在1827年就因此去世了。

1830年11月，受欧洲风起云涌的革命影响，波兰也爆发反对俄国的起义。这一年6月，肖邦从华沙音乐学院毕业，在起义前就离开华沙，前往维也纳。临走前，他在10月11日在华沙的国家剧院举行告别音乐会。他从未参与过祖国的任何政治活动。他离开波兰，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是一个忠诚的波兰人，在国外经常与流亡的同胞形影不离。作为一个忠诚的儿子，与家人的分离让他痛苦。在他的父亲去世时，他不在身边，他含着从心底不断涌出的热泪怀念着家的温暖。

肖邦的母校 华沙音乐学院 摆放着肖邦的雕像，现已改名为华沙音乐大学

离开华沙之前，肖邦举行了几场音乐会，之后在维也纳和巴黎也举行了几场。即便音乐会大获成功，他依然不愿以这样的方式来挥霍自己的才华。他的天赋需要获得更多独立性，而不是去取悦没有特征的观众，通常这些观众的需求都是模糊的，带有先入为主的偏好。他们很难理解超越常规的东西，会把艺术家或诗人降低到他们的层次，而不是提高自己的层次。此外，肖邦给观众的印象不仅通过他细腻的音乐作品呈现，也通过他出色的演奏呈现，但它们禁不起场面盛大的沙龙中明亮灯光的照耀。

1837年，尼古拉一世宣称将授予肖邦“俄罗斯帝国官廷钢琴家”的称号。这一头衔来得很意外，是由俄国驻法国大使向肖邦传达的，他解释说肖邦没有参加华沙起义，不被视为政治逃亡者，因此被授予了这一头衔，此外他还将享受一笔终身津贴。肖邦的外甥安东尼。英德热耶维奇说，肖邦直白地拒绝了这一邀请，回复道：“虽然我没有参加1830年的革命，但我支持那些革命者。因此我认为自己是位流亡者：这是我唯一愿意接受的荣誉。”罗伯特·舒曼曾说肖邦的音乐是“花丛中的大炮”，后世的人们常常误会了他的意思。如果像舒曼所说，肖邦的音乐作品如同武器，那么具有军事头脑的沙皇尼古拉自然想把它们带到圣彼得堡，为自己所用。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理解，肖邦虽然不参与，但是对革命者抱有同情态度，不愿意为沙皇所利用，成为其邀买人心的工具。

肖邦在社会事务上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他厌倦平等主义理论，不重视自由主义，具有君主主义-正统主义倾向。他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法国贵族的子弟。另一方面，他又对贵族和财阀的沙龙，尤其是法国的沙龙，感到不情愿甚至蔑视。在欧洲漂泊的那些年里，他认识了几位朋友，其中包括匈牙利音乐家李斯特和他的情人玛丽·达古，1836年，在玛丽·达古举办的晚会上，女作家乔治·桑遇到了他，并深深地迷上了他。乔治·桑的雪茄、男性化的装扮和张扬的举止都让肖邦反感。应会之后，肖邦在回家路上对朋友说∶“桑真是个讨厌的女人！她真的是个女人吗?我很怀疑。”在给华沙家人的信中，他更直接地说∶“她身上有种东西使我厌恶。”

肖邦和桑轰轰烈烈的爱情，在肖邦身上显现得如此缓慢，而在桑身上却出现得如此迅速。尽管这段感情一开始是一头热，但情愫的种子被悄无声息地埋下，不久便绽放出了19世纪最著名的一段爱情故事。肖邦和桑的恋情从萌芽阶段就是由玛丽·达古推动的。当时，李斯特和达古的风流韵事为人所熟知，达古是一个有夫之妇，与李斯特的关系实在尴尬，达古无疑希望将人们的视线从她自己身上移开，给巴黎的好事之徒一个新的谈资。两人似乎如此不登对，连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都感到颇为费解。

乔治·桑是那个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她傲慢、张扬，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激进的政治观点，将穿着男性服装作为追求两性平等的表现。此时，她已写了一些社会观念超前的戏剧和小说，尤其创作了不少关于妇女解放的作品，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她有过众多情人，比肖邦大6岁，成为这段关系中的主导者。

《一曲难忘》电影海报 1945年

《一曲难忘》这部电影里，将桑描绘成肖邦生活中一个自私、控制欲强、专横跋扈的女人。如同一个观众评价的那样，“就像母后一样”。她引诱他，分散他为波兰事业服务的愿望，坚持认为肖邦应该拥抱她选择的生活方式，而所有艺术家都应该选择这种方式：全心全意地展现自己的天赋，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摒弃普通人以及任何会分散人们对工作和享受生活之美的关注。这部电影里，描述肖邦和桑决裂的原因，自然是肖邦决心为波兰而牺牲，与小资产阶级情调分道扬镳：肖邦的朋友从波兰归来，带来一小袋波兰的泥土。这唤醒了肖邦的爱国情怀，他决定尽可能多地开办音乐会。桑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并且说：这简直就是自杀。肖邦什么也没说，只是弹起波兰舞曲。然后，肖邦与桑分道扬镳，开始进行国际巡演，为波兰复国事业筹集资金。而在临终前，肖邦恳求再次见到乔治·桑。当肖邦的朋友去找乔治·桑时，她已经另有新欢，拒绝了请求。朋友不得不对肖邦撒谎，说乔治·桑也重病不起，不能前来向他告别。

这段故事，是戏剧化的表现。情人和祖国从两个方向拉着他，桑试图挽救他，祖国需要他献身，他选择了后者。而在现实里，肖邦和乔治·桑决裂的原因，更多的是普通人的荒唐和无奈。肖邦体弱多病，身患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为照顾他，乔治·桑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况且，乔治·桑的两个子女，始终不喜欢肖邦，对这个“母亲的小情人”充满敌意。1847年，乔治·桑的女儿索朗热和雕塑家克莱桑热陷入了热恋，后者是一个轻浮的浪子，以色情雕塑哗众取宠而出名，并且让索朗热未婚怀孕，不得不火急火燎地办了结婚手续。肖邦对克莱桑热感到厌恶，这引来了索朗热和乔治·桑的误会，两人的矛盾爆发了。

《一曲难忘》 剧照　肖邦和乔治·桑

在这一年，乔治·桑已经与记者维克托·博里有染。也许，她厌倦了照顾日渐衰弱的肖邦，想要摆脱这个累赘。在情人和女儿之间，乔治·桑并不是选择女儿。性格高傲的她，把两个人都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继续过独来独往，洒脱不羁的生活：“别了，我的朋友。希望你早日摆脱所有疾病……我会感谢上帝让我们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结束这份持续了九年的特殊友谊。”

1848年，法国再次爆发革命，菲利普王朝倒台，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与电影里表现的不同，乔治·桑一直热衷于参与政治，而肖邦并不关心政治。这时，他俩刚分手不久，乔治·桑马上回到巴黎，与她的左翼朋友一起庆祝即将成立的共和国。而肖邦认为，这些革命者空有热情，却没有一个人具备管理国家的经验。同时，由于他在法国受菲利普王室的资助，对其有私人感情，所以不愿意支持共和制。

显然，肖邦瘦弱的身躯承载不了太多。随着革命的动荡，巴黎的富裕人家纷纷出国避难，肖邦为了维持生计，受邀前往英国。在英国的七个月里，他在伦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等地举办了多次演出，被维多利亚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等人接见，还结识狄更斯、爱默生等文化名流。虽然演出大获成功，但是劳累过度，也加速了他的死亡。1849年，他回到法国巴黎，不久后去世。

在电影《一曲难忘》里，巡回表演的压力破坏了他本已脆弱的健康，他的病情恶化，在一场充满激情的表演中，血溅到了琴键上。肖邦在朋友们的陪同下去世，李斯特在隔壁房间为他弹钢琴。电影里暗示，肖邦的演出收入是为1848年的波兰革命筹集资金。但是，在现实里，无法证明肖邦对波兰的革命团体有过大笔的捐助，仅仅是表达过同情。在法国和英国的上流社会，生活成本高昂，再加上求医问药的开支，肖邦负债累累，收入大多用来还债，死后仍然债务未清。肖邦的贵重物品纷纷被拍卖，包括家具、银器、地毯等，扣除所有费用后，他的亲属拿到手的只有6142.4法郎。

肖邦去世后，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斯特林问卷》。是肖邦的朋友李斯特为了撰写《肖邦传》而提出的，由他的学生简·斯特林作答。这些问题，是由同时代的人给出的答案，也许能更能清晰的还原肖邦的形象，胜过后人的揣测。其中第8个问题是：肖邦是否和桑夫人一样持有极端民主观念？他是否关心他支持的事业？他的政治观点与上述这些人的激进观点没有共同之处。他从不宣扬自己的观点，也不受任何观点的影响——毕竟两者没有区别。他有着清晰的头脑，不会被时代的弊端所影响，他有一颗伟大的心，让他对这些思想无动于衷；他有着充分的判断，不会让自己卷入这种政治的动荡中。

肖邦的心脏、波兰华沙的圣十字架教堂

注：本文转载自青年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