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短短数年，庆山就在其博士论文及著作《基于句法-词义界面的现代汉语实词词义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提出的“词义球结构”理论有了非常深入、系统的阐发和全面的建构，并进行了成规模的语言事实验证，一种基本成形的有机贯通词义和语法的词义理论跃然纸上。其实，虽在预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庆山为人敦厚内敛，治事勤勉扎实，时有成果问世，也是必然之事。不过，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在极富挑战性的课题研究上取得目前的厚重成果，实属不易，因为这项研究同时涉及词汇语义问题和语义-语法接口问题这两大跨世纪难题。对于前者，连布龙菲尔德等大语言学家都颇感悲观；对于后者，虽有许多语言学家在不懈探索，但也未见大的突破，足见其难。但这两个问题，无疑是语言最为核心的问题，要真正深刻认识和把握语言，解决相关的重大问题，就必须正确解答这两大难题。这需要有志者迎难而上。庆山不畏艰辛，不惧寂寞，自读博士开始就潜心攻坚克难，在这个复杂的领域深耕细作，在广泛借鉴、吸纳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很快推出了成体系的理论成果，令人感佩。

“词义球结构”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建构，目前我们还难以断言它已是成熟、管用的理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其基本理念、研究路线和不少重要观点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启发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上深化了词汇语义研究和语义-语法接口研究。据我初步抽读，如下几个方面颇具新意和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复合词义观——“认知组合性词义观”。我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传统词义观没有充分重视‘词义’这个语言范畴的语言属性，偏重于对词义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及词义生成的关注，较多地局限于词汇层面就词论词，把词的意义当作静态的孤立体进行封闭式解剖，而较少注意它的多维性和外部联系，更忽视了对词的组合特征的应有关注，致使对词义缺乏整体认识，并且与运用脱节，给出的词义信息对于语言理解和运用的作用有限，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一些困惑。”庆山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创造性地融汇前辈学者的多种词义观的合理思想，对词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审视，着力剖析和揭示词义的实质，从而提出了“认知组合性词义观”。他认为“词义结构是个具有显隐性的三层复合结构：

第一层是由三个要素——对象、属性、属性值——构成的隐性的认知结构；

第二层是由三个要素——对象义、属性义、属性值义——构成的隐性的语义结构；

第三层是由三个要素——对象词，属性词、属性值词——构成的显性的句法组合结构。”

进而将其概括为由“三个结构（认知结构、语义结构、句法结构）；三组要素（对象、对象义、对象词；属性、属性义、属性词；属性值、属性值义、属性值词）；两种状态（显性、隐性）”组合而成的复合体。这种认识切合词义所具有的多层次、多维向、多接口的特性，打通了词义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语言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无疑深化了对词义的全面认识。

其二，词义结构化。词义的复杂性、多维性、模糊性、抽象性，决定了它难以描写和把握。这也是人们对词义望而却步，致使词义研究乃至词汇研究在语言学各部门中一直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这也成为制约语言学及相关领域发展的一大瓶颈。笔者也曾在词义的形式化方面做过尝试，将词义的内部结构切分为“主体意义”“关系意义”“功能意义”三个层次和十个要素。2004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的第五届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上以《汉语词义微观结构的切分与描写》为题报告了初步框架，不意引起了计算语言学家董振东研究员、俞士汶教授、赖金锭教授（新加坡）的极大兴趣，并期望我细化和完善模式、描写汉语常用词，为中文信息处理提供语言资源。无奈因长期被繁杂的行政事务压身等缘故，结果不了了之，辜负了前辈的厚望，想来汗颜。而庆山则能迎难而上，不拘成说，努力发掘词义的结构特征，别开生面地勾勒出了词义的复合结构（已如上述），并进行了具体建模，为词义描写的结构化、模式化和形式化，提供了一种新范式，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其三，四元同构论。庆山基于系统论和信息论思想，从宏观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全方位审视和关联性考察，发现：“认知结构=信息结构=词义结构=句法结构。认知、信息、词义和句法四者是同构的，信息结构、词义结构和句法结构都是认知结构的投射。”这也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揭示了语言作为认知投射和认知工具、信息载体和交际工具，以及符号系统多元交融复杂体的内在系统性和统一性。这为解释和解决诸多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和思路。

其四，词义结构-句法结构扩展说。在一般的观念里，语义（包括词义）与语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两者如何有机对接而实现表达？这是认识语言机制最为关键的问题。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许多语言学派都从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共识有限。庆山在广泛借鉴句法-语义界面理论、框架语义学、认知语义学、依存语法、生成词库理论等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就词义结构向句法结构的转化机理问题，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词义结构的要素可以赋值扩展，形成句法结构。这可以看作是词义结构向句法结构的投射，也是词义结构的句法实现，是词义结构的句法形式化表达。”这一观点的实质就是说，词义结构通过“赋值扩展”，就质变为句法结构，从而有机贯通了词义和句法两个性质不同的层面，表明两者深度交融，浑然一体。这可以看做是对语言递归性的进一步演绎，很具有启发性。也可以说，这种观点是对韩礼德所说的“词汇是最精微的语法”（庆山转换为“词义是最精密的语法”）这一“语言学家猜想”做出的具体推演和阐释。虽然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和深化，也有需要商榷的地方，但无疑为最终揭示词汇语义与语法的贯通机理，开辟了一条很值得继续探索的途径。

其五，虚词意义的重构。过去普遍认为，虚词与实词性质不同，没有词汇意义（有的甚至表述为没有实在意义），只有语法意义。这就使得对词的认识缺乏一致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会产生一些困惑（比如，既承认虚词是词汇成员，又说它们没有词汇意义，这本身就是悖论），甚至导致对虚词的轻视。对此我也曾质疑过，认为语言是一种客观存在，也与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客观性，因而虚词的意义所指也与实词的意义一样，也是“客观实在”，但并未做具体的探讨。庆山发人未发，指出“虚词也可以有词义球结构，虚词的词义球结构也可以按照实词的词义球结构模型进行描写与建构”，并对汉语介词、连词和助词的意义进行了系统描写和建模。这不仅深化了对虚词的认识，而且增强了对词汇系统整体性的认识。

此外，本书对词类体系的重新划分、对词义球结构扩展与词义活力及语法结构生成的关系的阐释、对部分实词的属性义知识本体的描写等，也不乏精彩之处。恕不赘言。

当然，书中也还有需要商榷和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词义的具体界定问题、词义结构描写的普适性问题、所划分的词类体系与其他层面的兼容性问题等，都有必要进一步深思、验证和完善。

总之，意义是语言的核心，语义-语法接口是语言运行机制的枢纽，对此我们还知之不多。无论是出于理论的追问，还是现实的需求，都亟待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由此可见，庆山矢志不渝的探索，意义不言而喻。该成果不仅仅在语言理论上增添了一说，而且对于语言教学、自然语言处理和理解、机器翻译、词典尤其是学习词典的编纂等语言应用，都不无价值。“词义球结构”理论虽然目前还不尽成熟，但以庆山的勤勉和执著，一定会得到不断完善。这既是笔者深信不疑的预言，也是热切的期待。

赵世举

（武汉大学教授，博导，国家语委科研基地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