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归程

阿富汗战记（1839—1842）

[英]威廉·达尔林普尔 著

何畅炜 李飚 译

2019年3月出版 / 96.00元

ISBN 978-7-5201-2999-2

反水投注网站 ·甲骨文

南亚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阿富汗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人们常说，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建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阿富汗并不比它更加年长，从1973年推翻帝制，民主共和算起，阿富汗成为现代意义的国家只有短短四十多载；从1919年摆脱英帝国主义，获得完全独立地位算起，到现在刚好为100年；从1747年“国父”艾哈迈德·沙君临天下，建立杜兰尼王朝算起，也没超过3个世纪。

在此之前世上没有阿富汗这个国家，也没有阿富汗这个民族，有的只是占人口多数的普什图人以及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少数族裔。这块土地上部落林立，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权，即便有大一统政权，阿富汗也只是附属于一个更大帝国的省份。甚至连“阿富汗”一词都不存在，人们把它连带中亚地区合称为呼罗珊（Khorasan），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

数百年来各方把阿富汗当作竞技场，兵戈不休。只不过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压力迫使民心逐渐聚拢，开始国族构建的进程，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1842年）便是阿富汗民族国家的成年礼。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叙述了这场荡气回肠的史诗之战。1809年杜兰尼王朝的末帝苏贾·汗因内乱而流亡，三十年后，他在英军的扶植下重登大宝。王位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是故，书名为《王的归程》。

巴拉克扎伊王朝的多斯特·穆哈迈德被虏获，其子阿克巴·汗率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击溃西方殖民者。日不落帝国自经略远东以来，遭遇了最大的一次败绩，仓皇撤离。尽管稍后英军成功地发起一场报复行动，但是无法挽回颜面与利益损失。

日不落帝国成为第一个在阿富汗栽跟头的超级大国，“帝国坟场”的外号不胫而走，后来苏军、美军陆续在此折戟沉沙，普什图人夸耀自己不可被征服，连雄鹰也无法飞过这里。其实之前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都来过，他们通常实行羁縻制度，仅控制喀布尔、坎大哈等几个兵家必争之地，其余地区放任不管。因为阿富汗穷山恶水，没有油水可榨取，外族真正渴望的是富裕的印度。

从松花江平原到呼罗珊，广阔的内陆亚洲栖息着众多游牧部落。他们逐水草而居，秋高马肥的时节，翻越万里长城、兴都库什山脉，南下侵袭汉地九州、印度次大陆。蛮夷酋长定居下来，沐猴而冠地称王称帝，跻身为正统朝代。

16世纪初，莫卧儿王朝的开国之君巴布尔，自称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后裔，他以喀布尔为跳板，长驱直入饮马恒河。到了1739年贵族阶层文恬武嬉，战斗力退化，连首都德里都保不住。外号“中东拿破仑”的纳迪尔·沙崛起，率军南下，制造了印度版“土木堡之变”。

比起统治农耕文明世界，他更乐于劫掠农耕文明世界。在德里大肆蹂躏一番后，入侵者带着金银财宝，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纳迪尔·沙遇刺身亡后，其部将艾哈迈德·沙开创杜兰尼王朝，四次进犯南亚。

弓马娴熟的蛮族夷狄入寇中原，占地为王，然后在富庶的温柔乡里腐化，被新的蛮族打败，历史舞台上不断上演这样的剧情。近代殖民主义降临远东后，局势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洋人依仗船坚炮利，轻易地把骑射战术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马克思总结道：“莫卧儿皇帝的无上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利被马拉塔人（印度本土势力）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利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

1842年英军在阿富汗作战期间，特意寻找马哈茂德(公元971～1030年)的王室陵墓。他是首位深入南亚腹地的外来侵略者，根据野史记载，王陵的大门来自于苏摩纳德神庙，马哈茂德派穆斯林军队南征，攻下这座印度教最宏伟瑰丽的庙宇，窃走了庙前的檀香木门。

英国政府试图向公众解释，攻打北方的敌人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印度人民，血洗他们800多年来的国耻。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根植于类似的渊源传统，借助西方力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比文明先进的大英帝国，同盟会更加憎恶满清八旗，靖康、崖山、甲申的屈辱没齿难忘，排满主义者甚至发出“与其臣事异种之华盛顿，无宁臣事同种之朱温”的誓言。

印度教激进主义者完全能体会到“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的愤怒感，南亚近代的民族主义势力派生出两个分支：一支是甘地、尼赫鲁主张的抗英爱国，各民族大团结，类似辛亥胜利后的五族共和；另一支是独尊印度教，视莫卧儿为外来征服王朝。后者认为，英格兰殖民者纵有千般罪行，至少尊重当地人的信仰自由，不强制皈依。这支力量积少成多，最终把莫迪推上今天的总理之位。

军官罗林森找到并且拆下马哈茂德陵墓的木门，运回印度，在各省份巡回展览。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生搬硬套，给战争套上“掠夺原材料和工业品倾销市场”的意义，拒绝相信世上还有人肯为了荣誉、信仰一类虚空的东西而战。

普什图人并不反感“西方的经济侵略”，也就是正常的商业贸易，但是非常反感英国士兵的嫖妓习气，玩弄良家妇女的贞洁。被戴了绿帽子的男人对洋鬼子恨之入骨，在毛拉的组织下，参加1841年11月2日的群众性起义。

第一次英阿战争不仅是近代殖民侵略行动，而且从属于更悠久的宗教战争传统。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到西班牙国土收复运动，从732年普瓦提埃之战到1683年维也纳之围，新月旗和十字架互相交替。法兰克人（中世纪阿拉伯人对所有信奉基督教民族的称呼）和撒拉逊人（中世纪欧洲人对所有信奉伊斯兰民族的称呼）龙争虎斗了上千年，期间贯穿了8次十字军东征。

在抗英斗争中，阿富汗涌现出自己的萨拉丁——阿克巴王子。吟游诗人赞颂他的骑士精神、高洁品行，这些诗歌汇集整理成《阿克巴本纪》，跟《罗兰之歌》《熙德之歌》同属于英雄史诗。

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客观上加强了伊斯兰世界内部凝聚力，普什图人原本不承认奥斯曼哈里发的精神领袖地位，经过战争后，国王向哈里发宣誓臣服，在每周五的聚礼日诵念他的名字，为他祈祷。近代伊斯兰复兴往两方面发展，一面朝向外面的世界，包容现代文明，不断世俗化；另一面朝向内心，加强道德建设，认为近代国耻是不虔诚导致的，是上天的惩罚。两者拉锯，造就了今天的中东格局。

马赫迪如果生在阿富汗，根本不可能成功

大英帝国在殖民扩张史里，遇到两场半穆斯林群众性起义，一场是阿富汗起义，一场是埃及马赫迪运动，半场是印度大起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联手合作），埃及和印度都有丰富的资源，阿富汗一穷二白。

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亲口说："我们这里只有男人和岩石。"没什么资源值得西方殖民者来争抢。

阿富汗全国五分之四的面积为山地和高原，平均海拔3500多米的兴都库什山脉横陈境内。1980年代一位曾经参加过对抗苏联的老兵自嘲说：“安拉创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创造完毕。不过手边还有不少剩下的材料、残余的碎石，放在哪里都不合适。于是，他将这些垃圾捏成一块摔到地上，便有了阿富汗。”

文化地理上，阿富汗跟南部的穆斯林居住区连成一片。克什米尔盛产羊毛（英语里开司米Kashmir面料就是这个单词），信德金融业发达，旁遮普拥有小麦、棉花，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必不可缺的纺织原料，这三个省份组成今天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国土。

大篷车商队把南方的纺织品运输到手工业落后的游牧部落，又把北方的特产货物运输到巴基斯坦的出海口。喀布尔位于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是内陆亚洲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城区内的查尔查塔大巴扎（在突厥语里巴扎的意思是集市）是内亚最宏伟的商场建筑。

自古握有呼罗珊的强者，必定得陇望蜀，从跛子帖木儿到艾哈迈德·沙都征服占据了南方膏腴之地；而文弱无力的君主必定失去南方，也会失去阿富汗本土。末代国王苏贾·汗显然属于后一类人。

杜兰尼王朝末年，群雄逐鹿问鼎。信德分裂为多个土邦，锡克教（创立于15世纪的新兴宗教）教团盘踞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创建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堪称南亚的教皇国。

大篷车商队把南方的纺织品运输到手工业落后的游牧部落，又把北方的特产货物运输到巴基斯坦的出海口。喀布尔位于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是内陆亚洲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城区内的查尔查塔大巴扎（在突厥语里巴扎的意思是集市）是内亚最宏伟的商场建筑。

自古握有呼罗珊的强者，必定得陇望蜀，从跛子帖木儿到艾哈迈德·沙都征服占据了南方膏腴之地；而文弱无力的君主必定失去南方，也会失去阿富汗本土。末代国王苏贾·汗显然属于后一类人。

杜兰尼王朝末年，群雄逐鹿问鼎。信德分裂为多个土邦，锡克教（创立于15世纪的新兴宗教）教团盘踞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创建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堪称南亚的教皇国。

马赫迪如果生在普什图部落，根本没有兴风作浪的机会。勇敢的武士和乌莱玛（Ulama伊斯兰体制内宗教学者阶层）是社区共同体的天然领袖，一个野狐禅来路、自称“马赫迪”（本意是降临人间的救世主）的游方僧人，不会吸引到太多追随者。

扁平化的社会滋生原教旨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再煽动流寇战争，推行财产平均主义，消灭有产阶级，反过来再促进社会的扁平化。

父权宗法制越根深蒂固的地方，共同体内部越是稳固。商业自由竞争和炫富崇奢风气同时受到抑制，富人有义务扶助贫苦的亲戚和邻人。潜在的流氓无产者得到赈济，阶级暴动的隐患得以根除。

王公贵族遵循重义轻财的价值观，对敌人也不例外。阿克巴王子接到英国俘虏的接济求助后，毫不犹豫地拿出1000卢比。对方写了张借据，他立刻撕了个粉碎，说道：只有小商小贩才需要这些东西，绅士君子之间无须立字据。

普什图人对俘获的妇孺尤为尊重，跟残杀洋人平民的义和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克巴王子一方面举手投足，尽显骑士精神，另一方面功于心计，擅长使诈。绅士风范和小人行径能并行不悖地体现在同一人身上，跟社会背景有莫大的关系。

中国史学家田余庆说,门阀制度是了解东晋政治格局的钥匙，那么氏族制度是了解阿富汗的钥匙。普什图人分为四大部落联盟，以杜兰尼为尊，部落联盟下分多个部落、再下分氏族。多斯特所属的巴拉克扎伊氏族跟苏贾·汗王族，同属于杜兰尼部落联盟。部落长期处于低烈度的战争状态，首领想生存下来，就要学会兵不厌诈。同时赢家很少能够压倒性地战胜对手，将其赶尽杀绝，否则引起中立者的不安。

阿富汗所谓的王朝更替，以中国历史标准来看，其实就是氏族部落争霸，类似于蒙古瓦剌取代鞑靼。国王服从于支尔格大会（部落军事民主制）和普什图瓦利（部落习惯法），无法实行君主个人独裁。

在征税力度上，喀布尔政权不如奥斯曼、莫卧儿，甚至反倒向一些酋长倒贴钱粮，绥靖地方。到了兴都库什山脉，再剽悍的铁腕强人也要收敛三分，1739年纳迪尔·沙从德里抢掠归来，向山脉要道的部落交纳过路费，才得以安全通行。

正是因为多斯特·穆哈迈德过于强势，穷兵黩武，部落首领们作壁上观，乐见苏贾·汗复辟，当个傀儡国王。英军武装入侵，几乎没遇到多少阻碍，不费吹灰之力攻克两京（坎大哈、喀布尔）。

当新政府实行近代化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时，连杜兰尼王室最忠诚的臣子都倒戈了，英军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传统上中央卫队由普什图部落提供人马，现在改从乌兹别克和哈扎拉族征募新兵。

英国人还试图向北推进，将国境线定在阿姆河河岸。诡异的是，苏贾·汗本人的权力没有增加多少，充当政治花瓶的角色。英国公使麦克诺顿干涉阿富汗的内政，形同太上皇。

在军事行动初期，印度总督考虑过永久兼并阿富汗，还想把夏都从西姆拉（英格兰岛民不适应印度亚热带气候，每到夏季，英印政府搬迁到凉爽清净的西姆拉）迁徙到喀布尔河谷。衡量再三，伦敦决定避免赤裸裸的直接统治，寻找代理人合作。

苏贾·汗的亲信宰相因为坚持独立自主，遭到撤职，换上一个腐败无能、但温顺服从的人选。冷战时期，西方人实施了类似的外交政策，对待伊朗巴列维政权上，CIA策划政变，颠覆亲苏的摩萨台，换上亲美派新总理。

在理想中的盎格鲁-阿富汗联盟，喀布尔既要强大到足以保卫自身安全，又不能强大到忤逆西方。今天阿富汗问题的棘手之处，就是无法达到这个理想状态。如果美国增加军队，那么民主派在舆论上很不利，容易被指责为傀儡政府；如果撤军，那么塔利班有可能卷土重来。

现实主义外交家干脆声称，阿富汗这类落后国家不适合宪政，推广美式民主的尝试注定徒劳无功。其实关键不在于自由或者专制，第一次英阿战争以驱逐篡位者、捍卫正统君主制为由，扶植苏贾·汗复辟，照样没成功。

在伦敦当局探讨阿富汗的议程中，威灵顿公爵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过去的业绩。根据伯克保守主义的理念，反法战争并不是反对法国，而是反对篡位者拿破仑，协助正统的波旁王室复位，带来“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威灵顿的军队占领法国南部后，心安理得地征用当地税收，建立统治机构，等拿破仑倒台后，再把政权移交给路易十八（顺便一提，晚清庚子国变的一个缘由便是己亥建储，英国以捍卫光绪帝的名义干涉爱新觉罗家族的继承权问题）。

英国在阿富汗的治理本该如此，尴尬的是，游牧部落显然不认可正统主义，只认可“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征服者不敢收税，只得自掏腰包，维持日常开支。

到了1841年，战争花费1500万英磅（换算成现代货币则远超500亿），占领期间的综合费用每年高达200万英磅。2月份，加尔各答会计核算金额时，发现国库接近亏空。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赚到的鸦片、茶叶贸易利润，大部分投入到阿富汗战场，印度总督向伦敦告急：“钱，钱，钱，是我们的首要、次要以及终极的问题。”

为了节省经费，麦克诺顿给普什图部落的传统津贴，减少了8000英镑，并且削减了修缮清真寺的资金，激起武士和教士阶层的共同叛变。麦克诺顿争强好辩的文人习气，加速了自身的毁灭。他与毛拉争论教义思想，迫使对方承认，自己更加精通沙利亚法。

1841年11月2日民变爆发，毛拉下达圣战号令，册封反抗组织领袖为“神圣武士的伊玛目”。这场起义的激进程度也到此为止，跟马赫迪运动截然不同。起义军并不想搞革命均贫富，也不打算建立地上天国，只是反抗外来异教徒统治，1980年代抵御苏军的阿富汗圣战组织，目标同样如此。

普什图人素来不是一个宗教狂热的民族，他们不大遵守清规戒律，不拘泥于派别纷争，逊尼派和什叶派男女通婚很常见。多斯特·穆哈迈德在位期间，积极招商引资，犹太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印度教商人遍布首都。反倒是英国军队占领喀布尔之后，大肆抢掠，捣毁了很多印度教商人的店铺。

多斯特为了笼络人心，讨伐锡克教，拯救处于异教统治下的穆斯林同胞。作为支持，乌莱玛拿出圣物先知的斗篷，披在国王身上，封他为“信士的领袖”。多斯特优待乌莱玛阶层，然而绝不允许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

大博弈的鹰与鸽

大英帝国用兵阿富汗的同时期，占领新西兰，把南非布尔人驱逐出家园，在珠江口用炮舰撞开了满清闭关锁国的大门（值得一提的是，首任香港总督亨利·璞鼎查，此前在波斯、阿富汗地区做情报员）。

英国区区4000多人的军队就兵临南京城下，迫使道光帝签订条约，阿富汗人却大败英军，还让对方赔款和解。1841年11月2日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无力镇压，跟阿克巴签署停火协议，撤回印度。接着撤退变成了溃败，比美国在越战中的撤军情形更加狼狈。

山路崎岖，而且正值冬季，路况更加恶劣。在游击队和极端严寒天气的双重打击下，英军死伤惨重。毛拉指着漫天飞雪，兴奋地喊叫，真主显灵了。英国正规军4000多名士兵只剩下750  人幸存，12000多个随军后勤人员则死难2/3以上。1月8日仅一天的时间，队伍里就有3000人死亡。

兴都库什山脉要道附近的部落，早就因为津贴削减而怀恨在心，在英军撤离路线边上埋伏袭击，而削减津贴又是反英的主因，两者互为因果。伦敦的鸽派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战争，在阿富汗养军、养官消耗钱粮，极其不划算。英格兰的海外利益应当局限于做生意，除了香港、好望角、新加坡等贸易据点之外，不再攻城略地。亚当·斯密就主张干脆放弃殖民地，贸易壁垒拆除后，货物广泛流通，殖民扩张显得没有必要。

自由派一再阻挠帝国的意识形态构建，尽可能采取间接统治，形成了“有意缺席的帝国主义（absent minded imperialism）”。政论家约翰·罗伯特·西立说：“我们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征服并住满了半个世界。”

假如是单纯的军事失利，伦敦当局有可能跟阿富汗休战，息事宁人。然而阿克巴王子以机诈取胜，一系列行径到达了鸽派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跟英方代表约好了和谈，却突然偷袭，枪杀手无寸铁的麦克诺顿，并且把他尸体的肢解，悬挂在集市示众；两军签署停火协议，英方支付赔款换取安全撤离，阿克巴保证派人沿途护送，结果却言而无信，放任游击队偷袭英军；更糟糕的是，阿克巴还扣押90多个英国官民（包括妇女儿童）作为人质。

这一切已经不是钱能所解决的问题。在发动鸦片战争的议会辩论中，自由党同样声称，对华纠纷不是贸易顺差、逆差，事关国家尊严。鸦片贩子再不道德，依然是英国公民，接受英国法庭的审判，清政府用落后的东方司法制度（包括刑讯逼供）对待外商，女王岂能束手不管？

1842年2月内阁重组，鹰派上台，策划对阿富汗的反击方案。主要目标有三个：救回人质、打败阿克巴以及复仇，执行任务的部队有个很直白的名称一一“惩戒之师”。战斗以快速、凌厉为特征，不求彻底消灭敌军，避免陷入持久战。这种作战方式演变为今天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以色列经常对阿拉伯国家采取类似行动，惩罚对方不遵守条约。

英军在战争前期纪律严明，鹰派认为民众起义的原因不是我方太凶猛，而是因为不够凶，心慈手软。不给东方人一点教训，还真以为帝国主义者是活雷锋，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阿富汗是为了扶贫，跟第三世界友好经济合作。

英阿战争附属于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从冰雪覆盖的高加索，到遍布沙漠的呼罗珊，再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不列颠与沙皇俄国以全亚洲为角斗场，明争暗斗，史称“大博弈（Great Game）”。

俄军的双头鹰一面朝向欧洲，一面朝向亚洲。莫斯科大公国自摆脱鞑靼之轭（Tartar Yoke）后，不断向东方前进。沙俄占据哈萨克，与波斯结盟，向多斯特·穆哈迈德示好，编织起一张针对英属印度的包围网。锡克教领袖投靠英印政府为附庸，捍卫西北屏障，不教胡马度阴山。

多斯特跟英国人素无恩怨，但是只要他不忘收复旁遮普、信德、克什米尔等失地，就无法和平共处。伦敦与加尔各答的鸽派穿针引线，试图在普什图人、锡克教团、波斯之间，维持和平友谊，其难度不小于，今天反恐战争中，华盛顿当局在印度、巴基斯坦、沙特之间维持和平友谊。

小布什总统推行单边主义，正是因为保持外交平衡过于复杂，束手束脚。大英帝国的鹰派持有相同见解，他们先是为了国家利益，颠覆多斯特、扶上苏贾·汗，然后又为了国家利益，抛弃苏贾·汗。在短暂的复辟期间，英国军官照顾盟友的面子，严格约束士兵纪律，不准扰民，换来的却是遍地叛乱。

1842年“惩戒之师”开赴阿富汗，采取焦土战术，沿途烧杀抢掠。在一个部落村庄，士兵们屠杀所有成年的男性，强奸全部妇女。阿克巴王子本以为英国人文质彬彬,未料到他们也有残暴的一面，守卫国都的时候，直接弃城而逃。“惩戒之师”入城后，炸毁查尔查塔大巴扎，麦克诺顿的尸体就是在这里悬挂示众的。英国自由派起初愿意干涉阿富汗、扶植苏贾·汗的缘由是友好通商，炸毁查尔查塔证明他们已经断了和平亲善的念头。

英军乘胜追击，占领喀布尔以北35英里处的伊斯塔利夫行宫，这里是王公大臣的度假胜地,葡萄园和果园景致优美。士兵们抢夺宫里的高档家具、金银珠宝，英国人宣称报复行动仅仅针对巴拉克扎伊王朝，而不针对阿富汗全体国民，所以劫掠王宫。二十年后，他们以同样的借口劫掠了圆明园。

看守90多个英国人质的普什图部落首领，眼见阿克巴大势已去，私自做跟敌人做交易，收下2万卢比的贿赂，把人质交还给英国。他们平安获释的消息传回欧洲后，伦敦沉浸在宽慰和欢愉中。

“惩戒之师”基本完成了目标任务，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按照古代历次游牧部落南下掠夺的标准来看，英军的暴行算不上特别突出。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后，国耻教育把欧洲殖民主义者塑造为古往今来最大的反动派，再把阿克巴、林则徐、马赫迪等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并列放入教科书，尊为反帝爱国英雄。

实际上阿克巴及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没有对“阿富汗”的国家认同意识，也不会使用这个地理名词。普什图人觉得跟兴都库什山脉另一边的民众“书同文,车同轨”，两块地方自古以来不可分割。

在接下来半个世纪里，英国陆续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两场战争，把国境线压缩到现在的模样，巴基斯坦是臣服于英国的穆斯林地区，阿富汗是英国未能征服的穆斯林地区。

救亡图存运动塑造了国家认同意识，今天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把1919年8月19日定为国庆日，那一天政府跟英方代表签订条约，获得彻底的独立主权地位。

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西方人把单词“阿富汗”标识在地图上，那一地理空间内的民众也渐渐接受了这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