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中的70—80后们在初高中时普遍产生了对爱情的向往，有自己喜欢的人。安德婧说，高中校规十分严格，学校规定学生不能打扮出格，女生的裙子不能过膝，不能露肩，男生不能穿背心、裤衩；男女生不得留长发，不能早恋。校方一旦发现早恋就直接开除。在这种情况下，男女生之间只能通过秘密通信、课间操“眉目传情”来偷偷表达纯纯的情思。安德婧和“男友”互相写情诗，让自己的同伴转交或直接塞在他（她）的书包里。

假如我是急行天际的流星，

留下了瞬间悲壮的美，

我就不虚度此生。

假如我是美好的记忆，

给痛苦的人带来安慰，

我就不虚度此生。

假如我是投入潭中的一粒石子，

能激起你的柔情，

我就不虚度此生。

两人秘密通着信，但当众见面时刻意保持沉默。高考的压力如影随形，他们默契地克制感情并相互鼓励，安德婧拿出自己保存的情书，字里行间没有动人的表白和热烈的情思，而是充满考试失败后互相为对方加油的“战友情”。

对同伴夹杂着爱慕的友情，成为70—80后苦闷的学业生涯里的光。他们在光的指引下，互相鼓励，希望为对方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对他们来说，生计太遥远，“读书改变命运”的目的太实在，只有心中的他（她）才是努力向前最大的动力。然而，父母和老师终于发现了他们的“早恋”，并对这段感情进行了联合“围剿”。

早恋被发现的安德婧和班长张振伟接受了家长和老师的拷问。张振伟包揽了一切“罪责”，并当面答应老师不再交往。当“爱情”不再是秘密，他们反而不再压抑自己的感情。每天放学后，男孩子都送女孩子回家，分别时恋恋不舍。他们躲过师长的视线，在每月只有一天的放假时间里偷偷“约会”。家长和老师最终在他们一次失败的模拟考后下了最后通牒。说教、打骂已经不管用，他们只能赌上自己的生命，赌上父母之爱，唤回“不听话”的孩子。张振伟的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很多字都不会写，为了让儿子“悬崖勒马”、对女朋友斩断情丝，仍用尽平生所学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全用顿号且有很多错别字）。

张振海父亲终于用这封信打动了孩子。张振伟把这封信给了安德婧，约定二人高考之前都不再见面、不再说话、不再通信。两个人从此压抑着痛苦，“形同陌路”。“失恋”的痛苦夹杂着对父母的愧疚和对前途的担忧，最终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状态，二人都没有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并最终分开。安德婧保存了这封信作为初恋的纪念。

安德婧提供的张振伟父亲的信

50—60后的爱如此沉重，与他们的成长经历相关。他们从小接受了敌对观念的教育，长大之后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在恋爱上也遇到诸多阻碍，往往是先结婚后恋爱。他们的婚姻标准通常不是灵与肉的结合，而是对方有没有门当户对的物质条件、能否养家糊口、是不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好人。他们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甚至不称呼对方的名字，而是称呼“孩儿他妈”“孩儿他爸”，更别说牵手、拥抱了。他们结婚后奔波于生计，经常两地分居，甚至没有欢愉的性生活。

50—60后虽然有对爱情的向往，但却很难了解到与婚姻无关的爱情能量如何控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他们洞察到爱情的危险性，对孩子早恋存在本能的害怕，只能早早扼杀以绝后患。然而，他们忽略了青少年是把爱情当作纯粹之物、神圣之物来看待的。年轻人爱情的美好和魅力全在于“得不到”。父母们低估了孩子对于情欲理性克制的能力，也没有认识到爱情对于人成长的超越性价值。当安德婧和张振伟的情愫还是两个人的小秘密的时候，张振伟经常幻想未来两个人的前途是怎么样的，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父母的指责经常把他从幻想中拉出来，给他增加了很多情感压力，使他失去为了变成与恋爱对象相匹配的人、为了美好未来奋斗的强劲动力，最终妨碍了他们的成长。

成人的介入反而催化和确认了青年男女之间的感情，并把本是谨慎的、美好秘密变成了需要解决和处理的麻烦，给青少年造成了困扰。实际上，二人之间完全没有发生过让师长们担心的性关系之类的事。他们“早恋”的时候，也有生理悸动，但都隐约洞察到了这种力量的危险性，互相暗示和鼓励对方超越这种冲动，甚至以克制冲动为骄傲。他们互相把自己喜欢的诗送给对方，告诉对方“爱情要在等待中回忆”“不要摘取爱果”“希望是那么刚强”。

孩子们灵魂深处的精神性需求和理性自制的能力，常常超越大人们的认识。他们所做的“坏事”，大人们认为的“危险”，潜藏着超越了大人们常识的高尚内容和纯粹精神。这种纯粹精神如果有幸被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洞察到，会成为激发他们新生的创造性力量。可惜，更多的时候，大人们是把青春期爱情当作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拦路虎、要铲除的杂草而对待的。这时，能遇到一个启迪生命的老师，便成为70—80后成长和命运转折的关键。

（节选自《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作者安超，本文略有删减）

曾有人说“十几岁的友爱可能走不远，但至少能惊艳整个青春”。你认为青年男女之间朦胧的感情，需要大人们的介入么？如果需要，大人们要采取何种态度进行沟通呢？

本书是一个乡村女孩在成为母亲之后，通过口述史和民族志的方法写就的中国乡村百年传续的教育家谱，对家庭教育中的亲缘共育、恩德训育、吃苦伦理、青春期悸动、贵人相助、阶层摆渡、现代养育焦虑、完美母职、象征性父权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这里，我们既能看到一个农村家族的五代人在百余年间如何面对苦厄、动荡、无常把孩子“拉扯大”的复杂经验，也能看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野孩子”们的长大成人的多条路径。

不同于卢梭学派对乡村生活及自然主义教育之乌托邦式的精英怀旧，也不同于布迪厄学派对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纯粹目光和实用目光的二分化理解，作者揭开了她所亲历的民间养育学的多副面孔和深层结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教育与生计相结合的家庭劳动教育；“说谅”与“圆成”——游戏、世俗交谈与社会欢腾所构造的公共闲暇教育；“举头三尺有神明”——对文字、读书、教师、爱情、善业等所承载的“天道”持道德敬畏的神圣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基于生计考量的实用目光始终存在，但每一代人都保持了“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而后者才是支持平民子弟实现阶层流动和文化超越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民间养育学既是苦难教育学，也是希望教育学，而在最终意义上，是“大器晚成”的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