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个乡村女孩在成为母亲之后，通过口述史和民族志的方法写就的中国乡村百年传续的教育家谱，对家庭教育中的亲缘共育、恩德训育、吃苦伦理、青春期悸动、贵人相助、阶层摆渡、现代养育焦虑、完美母职、象征性父权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这里，我们既能看到一个农村家族的五代人在百余年间如何面对苦厄、动荡、无常把孩子“拉扯大”的复杂经验，也能看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野孩子”们的长大成人的多条路径。

    不同于卢梭学派对乡村生活及自然主义教育之乌托邦式的精英怀旧，也不同于布迪厄学派对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纯粹目光和实用目光的二分化理解，作者揭开了她所亲历的民间养育学的多副面孔和深层结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教育与生计相结合的家庭劳动教育；“说谅”与“圆成”——游戏、世俗交谈与社会欢腾所构造的公共闲暇教育；“举头三尺有神明”——对文字、读书、教师、爱情、善业等所承载的“天道”持道德敬畏的神圣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基于生计考量的实用目光始终存在，但每一代人都保持了“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而后者才是支持平民子弟实现阶层流动和文化超越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民间养育学既是苦难教育学，也是希望教育学，而在最终意义上，是“大器晚成”的教育学。

家庭教育的母职中心化

中国素有“早学”“幼蒙”“自课”之“理性早启”的育儿传统。学者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一书中指出，“自十五世纪（宋代）以后，每过五十、一百年，中国士子启蒙就学的年龄就要提前一年或两年……士人家庭之尤重子弟前途者，对其学识教育之肇端，总有迫不及待之感，认为捷足者卒能早登……幼蒙趋势，宋元而明清，随着科举之确立，与市场经济之活络化，愈演愈烈”。作为对未来激烈社会竞争的预演，消费社会产生了以一种可见的、可量化的业绩来证明个体的价值观念。独生子女政策的后遗症——集全部情感于一人、唯一的鸡蛋要放在最安全的篮子里的观念，催生了父母对孩子学业成就的高期待和狂热关注。

1.以母亲为舵手的竞赛式育儿

在孩子的学业问题上，安氏家族的两代人以及不同阶层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尤其是母亲登上教育前台，变成家庭教育的掌舵手、家族竞争的总设计师、资源的动员者和现场指挥者。杨可指出，这种以母亲作为“教育经纪人”参与的教育军备竞赛是现代工具理性的体现。

张乐睿从小就比较调皮，不爱学习，作业能拖就拖，要不就随便在作业本上写写画画。他的妈妈安德婧非常担心：“我当医生特别忙，还得照顾公公婆婆和孩子，这孩子没人管，又贪玩，考试这么差，以后怎么办！就这一个孩子，不好好读书以后只能干力气活！”但孩子“像个顽固的石头，死性不改”，终于有一天，安德婧对儿子的怒气爆发了。

我放学回来把书包一放准备往外跑。老妈一脸严肃让我先把作业写了。结果书包里的试卷掉出来，老妈一看不及格，就翻脸了。一看我装模作样地在那里写作业，气不打一处来，抓起我的书包就哐啷一声扔外面了，“不想学就别学了”，我从来没看过妈妈这么气愤。从那以后，老妈每天都要监视我写作业，给我听写听写单词，检查我背诵课文，不写完作业不让吃饭。（张乐睿-2003-男-中学生）

安德婧担心以后他们老两口过世了，孩子如果不好好学习，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我问她：“没有想过让他以后学一门技术或者上职业高中吗？”她说：“现在的职业高中里面全都是小混混，去了能学好吗？打架斗殴的有的是。”她坚决不让孩子走这条路。

安德美（1975-女-初中-务农）是一位全职妈妈，她的丈夫经常出差，公公婆婆早已去世，所以她专门照顾孩子王乐琪（2000-男-高中生）的饮食起居。族中与安德美同龄的两个70后女性，一个是中专生，另一个是博士生，只有她学历最低。虽然安德美小时候学习也很好，但家里比较穷，还有个弟弟，父母又有些重男轻女，就让她早早下来帮家里干活了。没有读书是安德美很大的心结，“人生很大一个遗憾”，她常对王乐琪说，“学习好了才有用，学习不好不中用，做啥都白搭！连个习都学不好，做别的事也别想着中用”。王乐琪上初中的时候迷上了打游戏，天天放学回家谎称去同学家里写作业，其实是去打游戏。安德美知道后，直接去他同学家“抓捕”，当场就把游戏盘给扔了。王乐琪在同学面前丢了面子，非常恨妈妈。更让王乐琪生气的是，妈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给他报了奥数班。他恨妈妈，又特别同情妈妈，因为天天就妈妈一个人在家，两个人相依为命。他不想妥协，又不想伤害妈妈，只好经常跟妈妈撒谎。

一个电话告诉我去上课，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硬着头皮去上课了，但是我不是那么容易妥协的人，回家后大闹一场。妈妈并没有给我道歉，这让我更加生气。于是在补课的时候偷偷给老师打电话说我生病了，不能去上课，然后骗妈妈说去上课，结果在外面游荡了2个小时。这个方法用的次数多了，老师就给我妈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总是不去。谎言暴露了，我回家挨了一顿打。可我没觉得有多错，我不喜欢现在的教育方式。（王乐琪-2000-男-高中生）

生活在大城市的70—80后父母也不甘落后，他们依靠学校教育才走出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知道竞争的残酷，更知道大城市生活的艰难，不敢丢掉他们的立身之本，敦促孩子学习成了父母的主要责任。他们虽然无暇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但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全面了解教育政策、考试动向，制定孩子的“个性化”学习、成长方案。为了帮助孩子成为学校教育的成功者，父母主要是妈妈们成为学校教育信息、升学信息、课外教育信息的“小灵通”。

激烈的教育竞争在孩子们还没有出生时就已经开始了。安乐泽（2013-男-学龄前）的父母在广州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全市的重点学校摸了个底，通过网络检索、实地考察，他们对区内各大幼儿园、中小学的教学条件、教育优势了然于心，最终选择了一个私立幼儿园。虽然其学费比公立幼儿园高很多，但安乐泽爸爸（1985-男-本科-国企员工）说：“公立园不学东西，小孩子天天吃了玩，玩了吃”“天天呼隆着玩，不学认字、不学算术，还得额外花钱报班”。于乐夏（2014-男-学龄前）的妈妈安德然后知后觉，一开始完全不了解这些教育信息，结果在孩子要读幼儿园的时候，发现根本报不上名。原来，家长们大多提前一年就开始给孩子咨询、占坑。错失机会的安德然只好“奋起直追”。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城市里的年轻妈妈们已经把教育视作工作之外的“第二职业”。

不仅年轻父母狂热地关注孩子的学业，50—60后的祖辈也竭尽所能地督促孩子认字、识数。安仁堂老人（1960-男-初中-工人）为了教5岁的安乐巍学习，专门买了一个小黑板。每学一个阿拉伯数字或汉字，安乐巍都要念三遍，然后在写字板上写一遍。如果安乐巍写得认真，安仁堂就奖励孙子一块糖或者答应他去买玩具；如果安乐巍写得不好，安仁堂就说：“字如其人，字写得丑，人也会变丑。”安仁堂特意买了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挂在家里，墙上也钉着很多儿童识字、拼音、英语、唐诗的彩色图画。每次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路上，他也不忘教孩子认字、背唐诗。

郑也夫认为，在多子女的传统大家庭中，存在着一种不靠社会制度约束、凭借家庭选择完成的绝妙的自然分流机制。父母根据家庭生计和孩子的资质、兴趣，长时期的观察和评估来安排最适合读书的人选。这种家庭自然分流机制，可以降低家庭投入科举考试的成本，压缩应试教育的规模，降低竞争的力度，使读书人的学习不至于过分异化。然而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人口的生态，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分流，使得当代“科举”异常惨烈，学校教育高度异化。安氏家族两代人的不同阶层都表现出对儿童学业成绩的狂热关注，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教育的多样化生态有关，传统社会多子多女的风险分担机制消失了，使得父母产生了“孤注一掷”的心理。

2.过度早教与文化杂食主义

在学校基础教育基本普及且日趋平等，家庭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之后，课外教育包括特长教育成为教育不平等再生产的新机制。伴随着儿童教育研究领域中0—3岁儿童科学成果的发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经过“科学”的加冕，很快席卷了千家万户。

在于乐夏、安乐巍、安乐泽所在的幼儿园的街道上，遍布各种各样的早教班、培优班、艺术特长培训班。于乐夏所在的幼儿园的同学家长都给孩子报了兴趣班，包括语言开发、思维培训、启蒙认知等内容，英语启蒙成为家长们的首选，音乐舞蹈、运动体能、书法才艺等课程也很热门。安德然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途中，经常会碰到商家发早教班的广告，宣传内容包括“轻松玩会3000个常用汉字，玩会500个英语单词，玩会数、量、形、时空等数学概念，玩会五线谱”“双语学前班、欢乐英语、拼音识字、数学思维、美术、科学认知、乐器等课程，打造全人教育”“百分之四十的小学员毕业后被重点小学录取”等。在安乐泽所在的社区，著名英语培训机构××教育曾多次在购物广场举办宣传活动，宣传单上的“幼儿精英教育”“0—3岁为语言教育的敏感期”等宣传语夺人眼球，台上有奶声奶气的小孩现身说法，与外教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很多家长对其投去艳羡的目光，并在宣传活动结束后积极咨询。这些早教课程的价格平均为100—200元/节，一些号称高端的课程高达400—500元/节，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学费不菲。

安乐瑶在上小学之前，按照父母的安排学习过游泳、画画（油画、水粉、素描速写、国画等）、软笔书法、民族舞、英语、奥数……凡是有益于孩子发展的，安乐瑶父母只要听到风声，就会为她报名。但安乐瑶都是半途而废，现在她很后悔一个都没有坚持下来。

小时候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被妈妈逼着学习各种特长班，像是画画、书法、舞蹈等，让我的生活失去了自由，没有自己想要支配的时间，所以都是只学到皮毛就放弃了，但是看到同学弹钢琴特别厉害、特别美的样子，又后悔当时没有听妈妈的话，没有坚持下来。（安乐瑶-2006-女-小学生）

张乐睿小学的时候曾经主动要求报班学习国画，还曾经拿过国画方面的奖项，但是他内心一点都不觉得骄傲和开心，因为他是跟着老师一步一步地画，画错了、画坏了老师直接帮忙改。

“即使最后的作品张张精彩和美丽，却没有我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如今的我，已经再没有拿起过毛笔了，当我再拿起毛笔时，我可能连一朵梅花的画法都回忆不全了”。（张乐睿-2003-男-初中生）

族中12个三代抚幼家庭，都给孩子购买了大量的儿童绘本、识字教材、历史书籍等，无一例外。对儿童的心智开发和过度早教，体现了三代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既盲目又急切的过度补偿和文化杂食心理。我选取了三个较为典型的家庭来分析，分别是生活在北京的安德然家、生活在泰县市中心的安德嘉家和生活在农村的安德勇家。

安德然和其丈夫在孩子于乐夏未出生时，就购买了很多儿童启蒙读物，比如连环画、英文绘本、儿童唐诗等，连孩子平时玩耍的塑料地毯也是著名早教品牌的儿童启蒙明星产品，上面印有各种英文单词、阿拉伯数字等。不过，于乐夏对大部分书都不感兴趣，他最喜欢的是关于恐龙和汽车的书，百看不厌，其他书大部分就成了摆设放在家里。安德然家进门处放置了一个书架，书架上显眼处放着她从一个年轻画家处购得的山水画团扇，还放置了成套的亦舒小说集、严歌苓小说集等。安德然喜欢亦舒、严歌苓，因为她们是现代女性中独立、自主、有才华的代表性人物。她对儿子的期望也是这样，要“自强、独立、有才”，最好还要有“颜值”。

安德嘉在泰县某镇当公务员，其妻子张甜在当地某企业做销售人员，二人收入在当地处于中上水平。他们的大女儿安乐瑶12岁，小儿子安乐成5岁，都由爷爷奶奶带大。夫妇二人的工作非常忙，陪孩子读书的时间很少，但“该买的书不能少”。他们给孩子的卧室放了两个大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放了很多书。有些书非常干净，甚至还没有拆封。这些书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营销、教育、心理学书籍，比如《德鲁克管理思想》《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曾国藩智谋全书》《第五项修炼》《人性的弱点》《心理咨询师基础知识》《每天学点实用心理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爱的教育》《育儿百科图谱》等；第二类是宗教和传统文化书籍，比如四大名著和《现代因果实录》《妙莲老和尚说故事》《地藏菩萨本愿经》《一生最爱古诗词》等；第三类是儿童读物，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福尔摩斯全集》《儿童国学诵读经典》等。这些书的内容既有科学的，也有宗教的，既有传统的，也有西方的，非常驳杂。安乐瑶不喜欢阅读这些书，更喜欢看日本动漫书。5岁的安乐成还不喜欢读书，每次爷爷教他读书认字，他就撕书玩，这让他爷爷非常生气。

安德勇（1990-男-初中-企业工人）在外面打工，他的妻子王蓉（1992-女-初中-全职妈妈）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卖衣服，平常就在家里带孩子安乐巍（2013-男-学龄前）。安德勇家里没有专门的书柜，夫妇两个买的儿童读物散乱在各处，沙发上、床边都有各种儿童书的残页。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文化，也教不好孩子，就在镇里的儿童兴趣班给孩子报了名，让孩子从小学习英语、画画、书法。王蓉每到周末都亲自陪小孩去上兴趣班，风雨无阻。安乐巍画画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玩手机。家人把安乐巍的画都保存了下来，或者贴在家里的墙上，或者用手机拍下来发到朋友圈里。

安乐巍爱画画是安德勇和妻子两个人特别开心和骄傲的事情。尤其是安德勇在外面打工，手机里儿子的照片和画作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一想到小巍这么聪明，回到家一看孩子画的画，就什么劳累、委屈都忘了，孩子比我有出息”。虽然安德勇夫妇二人的收入并不高，而且孩子学习画画会花很多钱，但他们愿意全力支持儿子继续学习画画，“只要他有兴趣，花再多的钱我们也心甘情愿”。

从上面三个家庭的情况来看，安氏家族身处大城市、小城镇、农村的三个家庭不仅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而且开始注重对孩子的文化品位进行培养，都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文化启蒙。即使是没有条件亲自教的父母，也会让孩子通过报兴趣班补偿回来，这种文化补偿心理明显而迫切。但从家庭的藏书、教育方式来看，他们虽然有明确的文化补偿意识，但缺乏有针对性的、深思熟虑的文化反思，在内容选择上囫囵吞枣，带有盲目的文化杂食特征。这种文化补偿和杂食主义与预备中产的身份和地位焦虑息息相关，也与消费社会对“焦虑”和“幸福”观念的过度开发和贩卖有关。

3.幸福与爱的“贩卖”

从前文三个家庭的教育情况来看，年轻父母大都给孩子报兴趣班、辅导班，除了通过消费购买服务之外，也在购买一种中产阶层的身份象征。兴趣班、辅导班作为文化产品，作为地位、荣誉、身份认同、心理归属的标志，其价值不仅包含实际的使用价值，还包含符号、象征价值，这也是很多辅导班价格高昂的原因。前文讲到安乐成的妈妈不断给孩子买各种价格高昂的名牌玩具、零食、衣服，对老人买的便宜衣服嗤之以鼻，并非因为便宜商品质量差，而是因为太“掉价”了。“掉价”就是丢脸，意味着身份的降低。

商业社会不仅在贩卖焦虑，也在贩卖幸福和爱。市场经济的生产能力是以消费能力为前提的，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在物质匮乏时代，节俭是美德；到了现代社会，节俭就意味着“经济灾难”，意味着企业产品的滞销。生产普遍过剩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不断鼓励消费的享乐主义，不断让民众产生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物质和文化产品的想象，如此才能维持内在的运转。消费社会需要不断通过广告、网络、电视塑造新的消费想象、激起新的欲望，贩卖焦虑、爱和幸福是最有效的营销手段之一。

由于预备中产家庭父母工作都比较忙，陪伴孩子的时候比较少，祖辈也要讨好孙辈，他们都需要通过消费来表现和维持和孩子的关系。比如于乐夏的父亲经常出差，跟孩子的关系淡薄，每次回家都需要买大量玩具、零食讨好孩子，或带他去吃肯德基、去游乐场玩来维持“父爱”。于乐夏喜欢各种汽车玩具，他爸爸每次出差回来就给他买一个汽车玩具。于乐夏的汽车玩具可以排成一条长龙。安德勇平常在外面打工，与儿子的关系比较疏远，每次回家的时候，对儿子安乐巍的要求百依百顺，给孩子买的玩具堆满客厅。

现代社会的亲子生活很难离开消费文化。伯娜丁·徐和李胜指出，儿童群体构成了庞大的消费市场：他们自身当下的消费构成了儿童商品市场；他们对父母的消费影响力推动了成人消费市场；他们的成长也塑造着未来的商品市场。这种将孩子作为消费主体的观念也必然导致一个悖论和恶性循环：以消费来维系的亲子关系必然会产生裂痕，而修复这一裂痕的唯一方法就是父母为孩子消费。预备中产家庭对于教育和文化产品报复性的渴望和补偿，被消费社会以“爱”“幸福”“焦虑”的名义驱动。这种经济理性对于家庭和亲子关系的入侵，与独生子女的过度教育合流，给父母和儿童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高强度的精神压力需要释放的出口，网络成为父母和儿童最好的去处。

（本文摘自本书第四章《没有硝烟的教育战争》，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