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一场场重大的传染病疫情塑造并迭代了我们所依托的社会，是改变世界发展轨迹的一股重要力量。本书聚焦影响人类历史最为深远的十场传染病：鼠疫、天花、疟疾、肺结核、斑疹伤寒、黄热病、霍乱、大流感、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通过讲述传染病发生的历史背景，疾病的症状、统计数据和发病原理，导致的致命后果，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呈现了传染病与人类发展的历史脉络、宗教传统、社会动态和科技创新的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美]约书亚·S.卢米斯(Joshua S. Loomis)，微生物学家，美国东斯特劳斯堡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曾在迈阿密西尔韦斯特大学癌症研究所从事癌症新型疗法的博士后研究。在美国诺瓦东南大学从教十年，主要教授微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与传染病课程，自2015年起在东斯特劳斯堡大学继续教授研究微生物学。在Journalof Virology和Nature Immunology等著名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

     李珂，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国语言文学学士，欧洲高等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旅居法国、新加坡、新西兰近十年，现就职于上海医药集团。译有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单程票》《我的导盲犬朱儿》，英文作品《巴黎只有一条街》等多部英法文学作品。

      本文节选自《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从文明起源到21世纪》 第二章 鼠疫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传染病是鼠疫的第二轮暴发，1334年黑死病（Black Death）始于亚洲某地，1347年至1351年达到顶峰，在随后的400年中，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与第一轮鼠疫相似，这轮暴发被认为夺走了7500万至1亿人的生命，消灭了相当于当时欧洲1/3与世界1/5的人口。传染病阶段性地传播开来，在欧、亚、北非贸易与船只密集的港口间开始流行。在肆虐了蒙古帝国10年后，疾病向南传到克里米亚，最后到达君士坦丁堡。

     和6世纪的鼠疫一样，君士坦丁堡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也成了传染病朝西传向欧洲和北非的集结地。一旦到达一个新陆地，老鼠就会跳下船，与本地的老鼠交配，再把疾病传给新的人群。据信，疾病通过吸入受感染的呼吸道分泌物（肺鼠疫）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开来，直到没有新的宿主可以传播，其间死亡无数，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谈》（Decameron）（1353年）中很传神地描述了如此之多的死亡对人们造成的毁灭性社会影响，他写道：“市民互相避之不及，无论亲疏远近，不见面或很少见面；在恐惧中，兄弟抛弃兄弟，叔叔抛弃侄子，姐妹抛弃兄弟，丈夫也经常被妻子抛弃；更难以置信的是，父母会遗弃自己的孩子，不予照顾，就好像是陌生人一样，任由他们被命运摆布。”与800年前一样，黑死病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恶劣影响，改变了人类生活、思考、人际交流的方式。

     大部分关于14世纪黑死病的历史分析主要聚焦在它对欧洲的影响，不过，黑死病从亚洲传到欧洲前可能已经杀死几百万人了。有意思的是，在14世纪中国人的记载中很少提到黑死病，而印度的记载更少。当时（宋元时期）的一些中国医学文献记录着一种疾病，它的特点是淋巴结肿大，伴有高烧，在1331年至1351年造成了大量死亡。另外，在这段时间里进行的一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14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一些省份的人口锐减近90%。由于当时蒙古人的大规模攻城略地，亚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饥荒、疾病、战乱的威胁，因此，我们很难断言，人口骤减是因为鼠疫还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很有可能黑死病在欧洲暴发前，在西亚已经杀死了几百万人，不过，由于历史记录的缺乏，我们很难弄清楚具体有多少人死亡，或者这场鼠疫对人口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蒙古帝国这场传染病的记载之一来自一位叫加布里尔·德·穆西（Gabriele de’ Mussi）的意大利律师，他在1346年写了蒙古人包围了克里米亚（现乌克兰）的卡法城的故事。卡法城最初是由意大利商人建立并使用的，是蒙古国中部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虽然意大利人与他们的东道主之间一开始还礼尚往来，但他们的关系很快恶化了，两者之间的争斗导致1343年蒙古人集结大部队攻击了这座城市。当意大利人快要落败的时候，德·穆西写道：“整个军队染上了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在鞑靼人（蒙古人）中传播开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他继续描述这种疾病，具有典型的鼠疫症状。这场疾病彻底摧毁了攻击者，最终蒙古人不得不在卡法城认输。蒙古人意识到败局已定，“垂死挣扎的鞑靼人……下令把死尸放在弓弩上，射进城里，希望无法忍受的恶臭会杀死城里的所有人。这样一来，堆积如山的死尸被扔进了这座城市”。

     这是历史上最早记录的生物武器。德·穆西与其他一些记录者继续描述这个战略是多么成功。卡法城的许多居民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死于鼠疫。不幸的是，那些设法逃离这个城市的人把疾病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和欧洲。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鼠疫通过其他贸易之路传到了欧洲，但卡法城逃离的居民（和老鼠）很可能加速了鼠疫的传播。

     这个事件是战争史上常常被人们遗忘的转折点。蒙古军队使用一种传染性病原体，以更快速、彻底又不费金钱的方式击败了敌人，这种做法非常高明。在随后的600年中，这个做法断断续续成了一个典范——首先用疾病对付敌人，当敌人的力量被削弱时，再出兵征讨。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的那样，我们有证据说欧洲人可能使用了天花、麻疹和其他病原体有目的地消灭美洲和非洲的原住民。同样，间接证据表明，英国人用同样的办法杀死澳大利亚的土著。德国人被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炭疽病作为武器，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伤寒和鼻疽病作为武器。因此，把感染鼠疫的尸体当作武器，尽管残酷又危险，但确实是一个后世竞相模仿的有效战略。

     1347年鼠疫传入欧洲，造成欧洲人口急剧减少，短短几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1315年北欧的大规模饥荒，黑死病暴发前的30年，欧洲就进入衰退状态了。几百万农民死于饥饿与疾病，结束了之前几百年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后来，气候渐渐稳定好转，收成也改善了，不过饥荒造成的损失不可逆地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人们展现出丑陋的一面，谋杀、强奸、遗弃孩子，甚至吃人肉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管理土地的封建领主和耕作土地的农民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图片源自网络）

     封建制度是一种组织人口的等级制度，自9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它是土地管理体系下所诞生的等级关系。封建体系的顶端是国王，他拥有所在国家所有的土地。国王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贵族/领主，他们必须为国王尽忠，保护国王。领主又把一小部分土地分给骑士，换取骑士对自己的军事保护。骑士于是雇用一大群农奴/农民来耕种土地，而他们付租金给骑士，用辛勤的劳动换取人身保护、食物与住所。经营这些自给自足的庄园所产生的大部分钱财最后以赋税的形式献给了国王。这个体系中大部分负担都压在农民劳动者身上，而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向上流动和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

     由1315年大饥荒引发的对封建制度的冲击，在黑死病期间达到了顶点。封建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受到了影响，管理土地的人有了空缺，更重要的是，没有了耕作土地的劳动者。由于大量的农作物未被收割、大部分劳动力流失，幸存下来的农民现在可以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收入（高达他们之前收入的5倍）。骑士和领主，照旧得为国王履行义务，他们被迫服从，越来越多的财富最终落在了平民手中。

     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对这种向上流动的反应是，通过颁布法律，限制劳动者的薪水，以及提高租地的费用。新中产阶级劳动者对此非常不满，许多人以反抗当权者作为回应（如1381年农民起义）。劳动者起义陆续在欧洲很多地方展开，很多劳动者迁移到城镇寻求更好的机会。经济逐渐从农业转向工业生产和贸易，这让封建领主与骑士丧失了他们对下层阶级的统治权力。接下来的几年中，大部分欧洲国家开始转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封建制度将永远消失。虽然黑死病显然不是封建制度衰落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确是封建制度走向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

察者写道：“在阿维尼翁的英国奥斯汀托钵僧中，无一人幸存……在玛格罗那，160个修士中仅7人活了下来……在马赛，方济各会的修士无一幸存下来讲述这个故事。”如果说上帝连他所挑选的祭司都不爱惜，那么对其他广大众生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对很多人而言，这似乎是上帝放弃了人类，没有什么可以减轻他的愤怒。在威廉姆·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的诗句里：“现在的上帝聋了，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祈祷也无力阻止鼠疫。”人们普遍的反应是对教会失去了信任，因此离开教会的人数创下了纪录。

     从长远来看，鼠疫对天主教会的影响同样是灾难性的。首先且可能最重要的是，神职人员的大量减少导致了高级别教会人员的空缺。为了快速填补这个空缺，教会不得不降低标准，雇用比他们的前辈受教育程度低、奉献精神脆弱以及训练少的教士。结果是教会内部出现了滥用职权和腐败行为的增加。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揭露了一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更为常见的滥用权力行为，那就是出售赎罪券。赎罪券是一种赎罪的形式，是为了弥补已经被上帝宽恕的罪过。一般来说，忏悔可以是长时间的祈祷、斋戒、提供服务或帮助穷人。然而，一些腐败的神职人员开始利用这些赎罪券作为一种方式，向教区教民勒索大笔钱财，其想法是，让他们立刻为自己的罪孽付钱，不然就有下炼狱的可能。可以理解的是，教会中的许多人对鼠疫后神职人员的这种腐败行为和其他滥用行为感到厌恶。

     神职人员并没有把民众从鼠疫的危难中解救出来，再加上随后的腐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间接地推动了新教改革。虽然宗教改革是由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而发起的，但在马丁·路德发表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之前，大家已无法否认鼠疫在显著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力和权威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

     黑死病同时还开启了反犹太主义与迫害犹太人的新时代。人们不顾一切地想要为自己的苦难找到可以怪罪的人，而犹太人就成了完美的替罪羊。这不仅因为他们的信仰和习俗与基督教徒截然不同，还因为他们倾向于与其他人分开，过自己的日子。1347年黑死病意外袭来的时候，很多基督教徒开始怀疑是这群与众不同、与世隔绝的异类把疾病传播出来的。随着基督教徒的死亡率不断攀升，这种怀疑上升为指责，指责最后演变成了暴力。

     这场迫害始于1348年春天法国的纳博讷附近，一群犹太人被集中起来烧死了。此后不久，西欧的犹太人被公开指认在井水、湖里和河里投毒，企图毒死基督教徒。犹太人被捕之后，人们用各种形式的折磨，以迫使他们认罪。《日内瓦犹太人阿吉美的忏悔》（The Confession of Agimet the Jew of Geneva）（1348年10月）中有这样一段特别生动的记录：

     所以，在两次被捕和遭受酷刑后，阿吉美“主动”承认，他向威尼斯的供水系统中投入一些未知的毒液和毒药混合物。尽管这是明显的逼供，但这类新闻以及其他秘密投毒的消息在欧洲城镇间传播的速度几乎和黑死病本身的传播一样快。

     公众对这些疑似中毒事件的反应很激烈。犹太人到处被围捕（经常是在来访的鞭笞者们的命令下），被火烧死或被刀剑杀害。在一些城市里，所有的犹太人在几天内就被消灭了。例如，1349年8月的某天，基督教徒在德国美因茨一天内杀死了6000名犹太人。类似规模的大屠杀也发生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这些大屠杀的高潮时期，教皇克雷芒四世企图阻止民众的暴力，用一个法令来保护犹太人：“把一切归咎于犹太人似乎并不可信……因为几乎是普遍的瘟疫和上帝秘密审判一起，已经折磨并继续折磨着犹太人自身，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和犹太人并无瓜葛的民族。”不幸的是，天主教会的统治当时处于极度混乱中，有两个教皇号称自己是圣·彼得真正的后继者。最后，神职人员试图阻止杀戮的努力基本上被置若罔闻，而地方上的暴民不受阻碍地将杀戮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人知道14世纪大屠杀的具体死亡人数，不过保守估计也有上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