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新书推荐丨帝国潜流：清代前期的天主教、底层秩序与生活世界

作者：张先清

来源：先晓书院

发布时间 2021-08-04 16:10   浏览量 619

      本文节选自《帝国潜流：清代前期的天主教、底层秩序与生活世界》 第二章 传教士与民族主义：1774~1784年北京天主教团体的权力交替

     步出地铁宣武门站，往北再走不远的一段路，就是著名的北京天主教四堂之一——南堂。尽管都市化已经使教堂几乎淹没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但是当我们站在南堂标志性的正墙前，仍然可以想象出数世纪之前立在这里的教堂是多么的巍峨壮观。作为北京古老的天主堂，南堂的几度兴废与天主教在华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立于堂前右侧的顺治《御制天主堂碑》（1657）与左侧的康熙容教诏令碑（1692）就是很好的物证。它们见证了耶稣会在北京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是一度活跃的北京天主教会的象征。然而，它们也同样见证了乾隆末年随着耶稣会遭解散后北京天主教急剧衰落的那段历史。

     1773年7月21日，在欧洲西、葡、法等国反耶稣会势力的强压下，罗马教皇克莱门十四世（Clement ⅩⅣ）不得不签署了解散耶稣会的敕令。此举意味着入华活动近两个世纪、在明清中西交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的在华耶稣会面临着终结命运。围绕着耶稣会解散之后北京天主教会的权力交接问题，欧洲世俗政权、罗马教廷及北京各传教士团体之间曾经发生了一次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的事件。本章力图以北京这一清代最为重要的地方天主教会为背景，探寻这次事件的演变脉络，揭示贯穿其中的民族主义、经济利益等复杂因素。

     由于耶稣会在欧洲树敌太多，从18世纪下半叶起，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已逐步在本国及其海外殖民地取缔耶稣会，逮捕耶稣会士。此举很快波及远东。1762年7月5日，葡萄牙澳门总督根据印度总督的命令，派兵逮捕了澳门分属中国副省、日本省区、法籍教区的24位耶稣会士，将他们监禁在圣保禄公学库房中。澳门耶稣会的产业也被拍卖一空。11月5日，这些耶稣会士被押上一艘名为圣路易斯号的船，辗转经果阿、巴伊亚等地送回葡萄牙圣儒利安城堡监禁。葡萄牙人在澳门取缔耶稣会的举措，沉重打击了在华耶稣会，使其失去了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重要中转站。例如，法国耶稣会在华司库邓类斯就曾因此被迫长时间躲避在珠江的一条小船上，“退不能去澳门，进又难入内地”，最后通过京城耶稣会士蒋友仁向清廷请求才被获准暂居广州商行，结束了水上漂泊的日子。尽管耶稣会士在欧洲本国及其海外殖民地频遭逮捕，但身处中国大陆的耶稣会士受清帝国的保护而使西欧国家鞭长莫及。如乾隆帝在得知澳门葡人驱逐耶稣会士时就曾表示：“耶稣会士用不到葡王的保护，我就是他们的保护人。谁敢侵犯，我必惩处。他们对我的国家大有贡献，有何理由加以驱逐。”清廷此时虽禁止天主教传播，但需要熟谙技巧的耶稣会士从事天文历算、绘画、机械等各类服务，因此仍有二十余位欧洲耶稣会士得以居留朝廷内外，借机从事传教活动。

       （图片源自网络）

     因为中欧之间距离辽远，罗马教廷取缔耶稣会的通谕正式发布一年以后才传到中国。1774年8月23日，新任澳门主教、方济各会士吉马良斯乘坐一艘葡萄牙船只抵达澳门，他所担负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在澳门执行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的命令。8月26日，吉马良斯就任主教一职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发布了一道宣布解散耶稣会的冗长主教通令。在通令中，他指控耶稣会在东方传教时犯有向教徒隐藏基督受难事实、纵容偶像崇拜习俗、允许祭拜祖先等损害天主教义的各类罪行，以此表明解散之举的必要性。由于此前在澳门的耶稣会士已经被葡萄牙殖民总督逮捕并押送回欧，吉马良斯在澳门并没有找到一位耶稣会士。但是，因为广州传教会附属澳门主教管辖，他也派人将教廷颁布解散令的消息告知住在广州、分别担任法国和葡萄牙耶稣会司库的两位耶稣会士邓类斯和艾若望。接到主教通令后，这两位耶稣会士都宣誓服从教廷的决定，但对于吉马良斯通令中要求所有脱离耶稣会的前会士必须效忠葡萄牙国王，二人以教皇谕令中没有这项规定而加以拒绝。随后二人相继离开广州，邓类斯返回法国，艾若望则前往他省传教。

     在葡萄牙人将教廷解散耶稣会消息传递到澳门时，1774年1月20日罗马传信部也给时任南京主教、耶稣会士南怀仁发来一份关于解散耶稣会的部令，要求他在南京教区公布并且派人送到北京教区。传信部的这份部令在当年八九月送抵澳门传信部司库席道明手中。由于正值禁教时期，席道明担心该部令丢失，因此并没有及时将它传递到内地。此外，席道明也不信任在广州的两位耶稣会司库邓类斯和艾若望，他决定让一位中国籍传教士戴则仁亲自携带这份部令给南怀仁。为了避免被捕，戴则仁一路小心翼翼，躲躲藏藏，直到1775年6月17日才将部令安全交到南怀仁手中，而此时距离传信部部令抵达澳门已近一年。这一耽搁直接影响了其后北京教区耶稣会的解散过程。南怀仁接到解散令后，马上向南京教区下辖的全体耶稣会士宣布了解散令。除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毕纳爵态度强硬、拒不接受外，其余五位在江南传教的耶稣会士彭若翰、周若瑟、姚若翰、曹貌禄、邹若瑟都签名表示服从。南怀仁很快允许他们以世俗教士的身份继续留在教区传教。

     与此同时，各地代牧主教也向在当地省份传教的耶稣会士通知了解散消息。如多明我会主教黄方济向江西的耶稣会士张若瑟、刘保禄、杨斯德望、高仁等通知了命令；方济各会主教玛方济向湖广的耶稣会士韦斯玎、穆玛诺、石若翰、河弥德、腊伯都等通知了命令。所有上述传教士都在文件上署名表示服从。随着耶稣会被解散，这些人相应地脱离修会，并且被允许继续留在传教区工作。对于罗马教廷来说，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耶稣会解散问题十分令人鼓舞，它希望北京这个最主要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区也会如此顺畅。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罗马教廷的意料。

《帝国潜流：清代前期的天主教、底层秩序与生活世界》

                                                                       张先清 著

       明代中期传入的天主教，由于与早期全球化紧密联系，不仅展现了中国卷入世界体系的特点，而且反映了中国社会应对全球化与西方文明的早期方式。本书尝试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中西档案文献，对清代前期天主教信仰世界进行深度考察，涉及历史记忆、民族主义、社会网络、性别意识、书籍传播、时间文化、医疗仪式、空间改易等主题。全书力求通过具体而微的个案，从细节处揭示清代前期天主教的本土化与底层社会的普遍联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