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十年间中国家庭的变化

——与本书译者郑杨老师对话有感

为什么想要翻译这本书？虽然距本书中译本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年，我却从来没有问过译者这个问题。

值此中文第2版发行之际，我试着问了译者郑杨老师这个问题，得到了三个理由。其一，因为译者1999年在日本留学时初次阅读本书，为她的硕士学位论文找到了有力的理论根据——家庭是一个历史概念，且不断变化。其二，因为本书纾解了郁结在译者心中对于父母的“不满”，她意识到父母给予子女浓厚绵密的关爱、充分的陪伴并非自古有之。此外，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所推崇的模范家庭也并非一个亘古不变的概念。其三，因为本书探讨的现象在中国已有显现，如2007年译者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回到中国时，发现中国家庭也正在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类似书中讨论的日本家庭问题。于是，她下定决心，务必将此书译介到中国。

在中文第1版发行后的这十年间，中国的家庭及女性、儿童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中国也发生了本书所论述的家庭变化吗？还是说发生了与日本不同的变化呢？就以上的问题，我和郑杨老师进行了交流，从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感兴趣的事情。下面，我将还原两人的谈话，并结合本书的内容谈谈自己的想法。

2020年，56岁“逃离家庭的苏阿姨”孤身一人开始自驾游，成为中国网络红人，引起了女性的广泛共鸣。译者认为，这一现象或许和本书第7章中“女性的思秋期”有相似之处——因为子女已经长大成人，所以她们不必再履行作为母亲的义务，转而开始探索自我。对此，我持两点疑问。首先，苏阿姨有自己的工作，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力开始自驾游。而第7章所提到的日本女性与她不同，“思秋期”的日本女性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成长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全职家庭主妇。那个年代的日本女性基本会在结婚后辞职，回归家庭。因此，她们人到中年时期便陷入了身份危机，于是开始寻求“女性自立”。换言之，本书第7章的主旨是全职家庭主妇的身份诱发了“女性的思秋期”，所以并不能够用来解释苏阿姨的行为，因为她可以赚钱养活自己。那么，苏阿姨为什么要逃离家庭呢？是对自己的婚姻不满，还是对浪漫的爱情不满？抑或是疲于婆媳、亲子关系等家庭内部的人际交往，或者说作为职业女性，人生没有得到满足？

换一个话题，中国电视剧《大明风华》也在日本播放了（在日本，电视剧名称为《大明皇妃》），其实我本人也是剧迷，于是一集不落地看完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结局是主角逃离皇室（剧情呈现的不知是梦还是现实），踏上了追求自己幸福的旅程。女主角替丈夫的祖父和父亲化解难题，为解决夫家内乱而东奔西走，献出青春辅佐没出息的儿子，但最后关头果断地舍弃了家庭的姿态，在让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让人眼前一亮。虽说是古装剧，但我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人们“想从家庭中逃离出来”的念头。过于强调“珍视家庭”这个价值观，实际上会成为一种“藩篱”，反而令人想要脱离家庭——这一点，我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家庭中或许是共通的。不论是做全职主妇还是继续在职场拼搏，女性都会被剥夺作为个人的生存方式。

《大明风华》的结局传达出的信息是：基于恋爱关系的纯爱解放了女性。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女性以“从家中解放”为目标，组建了现代家庭，70年代的女性试图组建“新式家庭”。她们都梦想着和剧中主人公一样。然而，我在《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这本书中强调的是：日本传统家庭——“家”和“现代家庭”，二者虽然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现代家庭”本身便是一个压迫“家”中女性的体制，尽管是以另一种形式呈现的，即人们美其名曰的夫妇间、亲子间的爱。因此，“苏阿姨”想要逃离的藩篱是“家”，还是“现代家庭”呢？或者说她想要逃离的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苏阿姨”的粉丝们又是怎样考虑的呢？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两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混为一谈，想想自己到底要从何处解脱出来。

另一个关于“苏阿姨”现象的疑问是：是否会有“苏叔叔”的存在？社交媒体上会不会有“想要逃离家庭的男性”这样的网络红人呢？2000年初我在中国做调查，当下岗的妻子谈到自己再就业的话题时，丈夫在一旁说：“因为我一个人的工资没法养活全家人，所以特别希望她也去工作。”作为性别研究者的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前所未有的惊讶，不禁感慨中国真是男女平等啊！因为在“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规范下的日本，这种话令男性难以启齿。不过，中国人性别平等的观念在那次调查后的这20年间也发生了动摇，男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逐渐扩大。我从一位优秀的中国留日女硕士毕业生那里听到了这样的悲叹：“当今中国的就业性别歧视大行其道，比日本更甚。”如此说来，男性岂不是也要被迫背负与这一现象互为表里的性别刻板印象——“男性必须赚钱养家”吗？那么，现在的中国男性会不会想要像“苏阿姨”一样逃离家庭呢？

说起性别分工，“当全职太太，就滚出去”——一所女子高中的知名女校长张桂梅老师的这番言论引发众人热议。曾几何时，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的中国女性是日本女性羡慕的对象。然而，在中国女性主妇化倾向愈加明显的当下，有人并不赞同张校长的主张，认为“选择去过怎样的人生是个人的自由”。在日本，也有人持这样的观点。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日本是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伴随着女性主妇化）从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社会，我本人作为经历过这样一个社会的女性想要给中国的读者传达一些想法。在日本，虽然有人也认为做“全职太太”是个人的自由，但那绝非易事。这是因为女性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太太，丈夫则必须赚取足够的金钱以扛起全家的经济重担。想要更换工作追求梦想，而由于妻子不允许，也只能含泪放弃的男性在日本屡见不鲜。此外，因为男性必须养家，过度工作还会导致“时间贫困”。如此一来，赚钱不够多的男性难以进入婚姻，经济一旦不景气，未婚人士便会充斥于社会之中，出生率也会随之下降，这正是当今日本正在发生的现实。或许日本的男性就是“苏叔叔”：在组建家庭之前，就已经逃离了家庭。这与本书第12章中介绍的由韩国社会学学者张庆燮提出的“回避危机的个人主义”如出一辙。

另外，当今日本渐渐出现了这样一些年轻女性，她们并不憧憬兼顾工作与家庭、理想的新女性形象，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实条件下无论实现哪一点都很困难。当今的日本，男性的收入日趋下降，依靠男方经济实力的婚姻变得难以为继。然而，兼顾工作与家庭的职业女性也面临重重困难。正如我在本书第11章中所写的那样，虽然在生育后休完产假继续工作的女性在增加，但实际上只有正式员工才能够行使休产假的权利，非正式雇用的女性员工大多会因生育而失去工作。结果表现为，推迟生育或不生孩子的女性激增，这一点我在第11章中也有提到。数据显示，每三四位女性中就有1人不想生育孩子。这意味着本书中提到的“人口再生产平等主义”已经在日本走向崩溃。当今日本，在能够体验到兼顾工作与家庭的辛劳之前，还有不少女性陷入既没有稳定工作又没有安定婚姻生活的困境之中—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她们：未婚职业女性，这是她们正面临的问题。受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女性自杀率的上升尤为明显。据说，这与疫情之下就职于餐馆或酒店行业的女性失业率大幅上升有关。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女性需要普遍仰仗丈夫才能生存的社会制度一旦形成，女性不结婚、靠自己工作来生存的道路就会变窄。当面临这样的危机时，这样一个社会就使女性立刻沦为牺牲品。建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性别规范不论是对女性还是对男性都十分危险。

“金属棒杀人”事件，出现在本书第3章“两个孩子的革命”中。我这样写道：因为处于现代家庭之中，父母才会试图去控制子女。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揭露现代家庭的结构，它假借爱的美名，实则催生的是压抑的家庭关系。在与译者的谈话中，她也提及中国家庭中出现的类似现象：“以爱的名义”过度管控子女。译者认为，在这些现象当中，出现于2000年前后的“父母皆祸害”的网络跟帖说明，在中国父母试图控制子女的现代家庭也在不断增加。译者说，细细想来，或许正是因为双方都生活在激烈的社会转变期，“父母皆祸害”所体现的中国式亲子关系对立，才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呈现出来。译者认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独生子女一代与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父母，他们分别经历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生活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的两代人，在“被压缩的现代化”的影响下，“现代家庭”“传统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也被压缩在同一个屋檐下，从而导致亲子间发生摩擦。这一观点使我恍然大悟——希望子女在学校脱颖而出，获得对未来有所助益的能力，秉持着这种想法对孩子的生活横加干涉，这是“现代家庭”式的父母的态度。然而无视子女的独立人格，把自身想法强加给子女，不如说是受到了“传统家庭”亲子观的影响。我在巴黎进行关于虐待儿童的调查时，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感叹道：“中国移民家庭的父母过于关注教育，简直可以谓之‘虐待’行为了。”出现在东亚地区的“被压缩的现代化”，兼具“现代家庭”和“传统家庭”的要素，二者的双重作用成为父母最大化地干涉子女行为的一个社会条件。从这个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我认为本书第3章所论述的日本亲子关系矛盾的背后，并非仅出于“现代家庭”的缘故，或许还隐藏着“被压缩的现代化”所引发的复杂原因。这次与译者郑杨老师的对话，让我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对比中日两国，我们都加深了对两个社会的理解，我认为这样的比较具有深远的意义。

另外，我还和译者聊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浙江省的有趣现象—“两头婚”，这和本书第9章所论述的“双系化”十分相似。由于欧洲国家和美国并不过分重视血统，他们的家庭社会学主流观点并未将这一现象视作问题。而这也正是将中日两国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所在。关于“两头婚”，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首先，如果女性在结婚、子女冠姓方面获得发言权的话，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然而，与此同时，男女在结婚时约定：生育两个孩子，分别冠父姓和母姓的话，这看似很平等，但即便双方约好，女性不能生育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样一来，“两头婚”成了对女性的施压。实际上，由于我本人也是独生女，在结婚改夫姓时，我的父亲半开玩笑地说道：“如果生两个孩子的话，第二个孩子可不可以用咱们家的姓呢？”不过，由于工作太忙，我只生育了一个孩子，没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机会。虽然实属无奈，但偶尔想起父亲的话，我仍会心怀着愧疚向天国的父亲双手合十请求原谅。

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在推行过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还是在少子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日本，元旦、春节时，是到婆家过还是到娘家过？双方父母同时生病时，要重点照顾哪一方的父母？不分国界，人们都在直面这些现实问题。近年来，“全面二孩政策”在中国开始推行，或许这不仅能解决人口问题，也能成为解决血统继承问题的良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祭祖习俗的中日两国，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探寻更智慧的解决策略，探寻重视血脉传承的家族制度在经历少子化后应何去何从。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借鉴，从中得到启迪。

回顾往昔，我首次来到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最近一次则是在2019年9月到北京参加国际会议，前往中国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每次前去，都能体会到中国社会的变化。巨变的中国犹如一个万花筒，时而使人眼前一亮，时而使人应接不暇。此外，中国家庭有时呈现比日本家庭更具“现代家庭”特征的一面，有时呈现“传统家庭”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一面，还有时呈现“后现代家庭”的一面。如此说来，我认为中国家庭的多面性和多元化是与时代的巨大变化共生的。我将日本视作“半压缩的现代性”，用以阐释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与欧美诸国的不同之处。而中国家庭以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大踏步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若有机会，我期待着使用“压缩的现代性”一词来尝试描摹中国“现代家庭”的特征。

落合惠美子

2021年2月

（本文摘自《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中文第2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