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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的意义与思想史遗产｜书评精选

作者：上海书评

来源：甲骨文

发布时间 2021-06-08 10:12 浏览量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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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一切战争：

忠诚、反叛与世界大战 1914-1918

[美]亚当·霍赫希尔德著

林春野译

2021年4月

甲骨文｜反水投注网站

━━━━

文︱李公明

这两天在读美国作家、记者亚当·霍赫希尔德（Adam Hochschild）的《终结一切战争：忠诚、反叛与世界大战：1914-1918》（原书名To End All Wars: A Story of Loyalty and Rebellion , 1914-1918 ，2011；林春野译，反水投注网站 ·甲骨文，2021年4月）的时候，插播了一部影片，斯派克·李（Spike Lee）的《誓血五人组》（Da 5 Bloods ，2020）。对斯派克·李这部新片的评价悬殊不一，我认为固然比不上他多年前拍的《为所应为》，但那个“Do the Right Thing”的主题和深刻性仍然在延伸，这部关于战争创伤的影片仍然有它的深度。还想起2019年12月底在纽约69街的AMC看刚上映的《1917》（萨姆·门德斯导演），两个年轻的英国士兵赶往死亡前线传达命令的生死时速，西线战事的视觉关键词随着长镜头的延伸尽收眼前，而印象很深刻的是影片中一位军官说的话：“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那天走出影院之后和一位青年学子兼军迷讨论年轻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他说网络军迷大都是反战的，因为了解而知道战争毫无意义。这些也都正是霍赫希尔德的这部《终结一切战争》讨论的核心问题。

《1917》电影海报

从一战百年到越战五十年，“什么是战争的遗产”这个问题一直摆在面前。《誓血五人组》的回答很形象：是当年战友的尸骨和在战斗中遗失的一大箱黄金，是仍然会爆炸的地雷和延续到特朗普时代的种族歧视；四个重返越战旧地的非裔美国老兵最后只有两个回到美国，越战的遗产就是影片中的那句话“战争一直没有结束”。从老兵艾迪被地雷炸死，到游击队的后代抄着当年的自动步枪向他们射击的姿势，甚至四位老兵的外貌与四十多年前相比也没有太大改变，一切都是为了说明战争其实没有远去。应该说，斯派克·李的这部影片在反思越战的传统大箩筐里装了不少鲜货，例如在反思战争的同时反思非裔美国人被歧视的历史，甚至接驳到特朗普的时代为黑人的权利呐喊；另外就是关于金钱与亲情、友情、慈善事业的关系，既是对人性的考验也是对人生的反思；另外，当年在混战中被鲍尔误杀的队长诺曼虽然戏不多，但是一个智勇双全的理想化的非裔美国军人形象已经树立起来，我甚至觉得这个诺曼就是斯派克·李向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致敬的一种特殊方式——说是“黑人版”的现代启示录也不无道理。在我看来，除了重返越战旧地寻找，以及在太阳中飞来的直升机，还有为了避嫌而从直升机移用到另外一处丛林景色的那段熟悉的《女武神》，更重要的是诺曼队长在陷入科茨上校的疯狂与“黑暗的心”的困境之前无怨无悔地倒在黑人战友的怀抱中，非裔美国军人不仅成为这一战斗行动中的主角，而且通过诺曼对一箱金条的处理意见——自己留下，但不是为了私用，而是留给黑人解放运动事业——而呈现出精神性的光辉。最后既有黑人运动组织获得资助，法国白人的排雷小组也以一位牺牲同伴的名义建立了基金会，更是似乎有意使诺曼关于资助事业的理想超出了黑人平权运动。

霍赫希尔德在《终结一切战争》中同样谈到炸弹作为一战的死亡遗产。有超过七亿发榴弹炮炮弹与迫击炮炮弹在1914-1918年被射向西线战场，据估计其中有百分之十五都未能成功引爆。“这些被遗弃的炮弹每年都会杀死人”。仅在1991年法国修建高铁的工程中就有三十六人死于一战遗留在地里的炸弹；从1946年至今，超过六百三十名法国拆弹专家因公殉职。他也同样谈到战争并没有结束：“与那些炮弹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继续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潜伏在表象之下，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经过了它和由它首创的工业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的塑造。”（序言）其实不仅仅是炸弹，在现实政治事务中一战的幽灵也仍然在徘徊。2005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将把法国最后一位一战老兵葬于先贤祠，却遭到一位名叫拉扎尔·蒙蒂塞利的老兵的坚决反对，结果是希拉克撤销决定，法国政府也无法借举办葬礼的机会来象征欧洲的和解。在英国，1990年一个公民团体要求对在一战中被处决的士兵进行死后赦免，英国政府终于在2006年对一战中超过三百名被处决的士兵给予了全体赦免。在中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在2014年编辑出版了文集《一战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编者说明”有言：相对来说，一战百年似乎离中国有点远，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始终是世界的一部分，一战作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全方面的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也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最后说“2014为什么不会是1914，2014为什么不能是1914，和当下的世界一起思考这场属于昨日世界的大事件，答案会有的。”不管答案是什么，起码说明一战并没有在国人对当下世界的思考中消失。

1914-1918年双方发起的宣传活动

在《终结一切战争：忠诚、反叛与世界大战：1914-1918》中，霍赫希尔德主要以英国政界、军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军队官兵为主要视角，以一战前后各界人士尤其是典型人物面对战争的基本立场、对战争性质的思考以及在战争过程中的真实行动为叙事核心，“讲述在一个国家，英国，那些属于绝对主流的群体、热情地相信值得一战的人和同样坚信这场仗根本不应该打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以此来追忆这场战争。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关于忠诚的故事。一个人最该忠诚于什么？国家、军人身份，还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10页）该书序言题为“针锋相对的梦想”，已经很明确地揭示了该书的核心主题：拥护战争与反对战争这两种立场、思想和行为的冲突，前者的梦想是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恢复英国民族精神和帝国凝聚力，相信战争很快会结束并且英国必定取得胜利，相信鼓起勇气、严明纪律和骑兵冲锋仍然是战胜敌人的法宝。反战者的梦想则是欧洲的劳动者们永远不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一旦战争爆发，交战双方的士兵们将会认识到战争的疯狂并拒绝继续作战；“再或者，是声称永远拒绝战争和剥削的俄国革命马上变成其他国家追随效仿的鲜活范例。”（11页）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这个“或者”，这是一战期间绝大多数反战者对俄国1917年革命的欢迎态度，当他们在狱中或陋室里听到俄国临时政府推翻了沙皇统治、很快就要退出战争的消息的时候激动万分，这种情景会使我们重新思考反战的人道主义与作为道德理想和运动的左翼社会主义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紧密联系。

社会主义者凯尔·哈迪进行反战演讲

作者在“序言”明确说明这部著作不是一部体例完备、内容全面的一战史，而是以战争中的人为中心，而且有文学叙事的特征：“他们所代表的人生体现了战火纷飞年代人们面对艰难抉择给出不同答案时，我就会把他们一点点地搜集起来。这些人中有将军，劳工运动积极分子，女权主义者，奸细，成为宣传推手的作家，成为革命者的驯狮人，内阁大臣，热心于变革的工人阶级记者，在黎明时被带到行刑队前的三位士兵，以及一名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坚持反战后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与传统历史著作相比，关注动荡年代里的一群人的本书可能在形式上更像小说。……书里所写的一切都真实地发生过。因为当我们近距离审视时，历史总会展现出能给人带来启迪的人物、事件和道德的试验场，而这些唯有最杰出的小说家才可能创造出来。”（12页）在这里当然会想起在大学四年级读的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的《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1962；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讲述的是一战爆发的历史背景和战争第一个月的战役过程，作者运用了夹叙夹议的生动笔法分析、论述了交战双方表现、协约国之间的矛盾、重要人物的观点和感情等，当时真的很惊讶于战争史原来还可以写得如此吸引人。塔奇曼被称为“历史学家中的艺术家”，而并非历史学家出身的霍赫希尔德则应该被称作“作家中的历史学家”，因为在引人入胜的可读性之外，这部著作同样显示了他的历史研究水平。在书后的“注释”中他首先说明所引用的丰富档案材料、书信、日记等资料的来源，同时解释了对统计数据的采用原则，还特别提到历史学家们仍然就德军在索姆河战役中遭受了多大伤亡的争论，并且指出《英国正史》关于“找出精确的伤亡数字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真假难辨，因为一心维护黑格声誉的《英国正史》作者们曾严重夸大过德军伤亡数字。因此，当不同的可靠信息源给出互相矛盾的统计数字时，他基本上会采用最谨慎的说法，这通常意味着一些别的信息源给出了更大的数字。（480页）这是相当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史家的著述方法。

1916年索姆河战役

该书序言从法国北部的英国德文郡军团牺牲者墓园开始讲述。1916年7月1日，也就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绝大部分牺牲者都是由一挺离这里几百码远的德军机关枪杀死的，这是英军所经历过的史上空前绝后的最血腥的一天，被杀或受重伤的官兵有两万一千名。作者来到这里看到到处写着“睡吧”“安息”“牺牲”这类词语，最后发现只有一位到访者写下了与众不同的话：“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第2页）作者以墓地的这句留言迅速地揭开了主题。

布尔战争中的骑兵冲锋

接下来，作者并非从爆发一战的1914年开始讲述，而是从1898年英军在殖民地苏丹恩图曼的屠杀式战斗和1899年在南非发现金矿后爆发的布尔战争谈起，因为它们已经激起了反战运动，以马克沁机枪对付骑兵部队的战争史脉络和坚决反战的思想史脉络已经充分展现。在英格兰，反对布尔战争的异见者在政治上都属于左派，他们把对布尔人的镇压与英国国内劳工阶层遭受的压迫联系起来。来自威尔士的年轻下议院议员大卫·劳合·乔治怒吼着说，每一发射向布尔人的炮弹都带走了一份老年人的退休金；在爱尔兰，英格兰人的军队占领了布尔人土地的场面唤起了人们对本岛历史的记忆，因而反对的呼声更为强烈。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也将布尔人视为高尚的弱者，数千名外国志愿者长途跋涉来到南非与布尔人并肩作战。但是那些持异见者却频繁地受到愤怒暴民的攻击，一个颇有意思的情景是当劳合·乔治试图在伯明翰发表演说时，一支铜管乐队在会场外吹奏起爱国乐曲，还有一名街头小贩兜售砖头，上面写着：“砸劳合·乔治专用，一便士三块。”（41页）仿佛这就是今天网络语“拍砖”的起源。

帝国英雄：布尔战争、绝命出逃与青年丘吉尔

[美]坎蒂丝·米勒德著，陈鑫译

2018年3月

甲骨文｜反水投注网站

然后，1914年8月一战正式爆发，关于战争的正义信念和必胜信念如狂潮般席卷各国，原来提倡国际工人如弟兄般团结的左翼运动也基本上被席卷而去，连各国政府都意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变化。只有当战争的惨烈牺牲、西线战场毫无胜利可能的真相逐步被认识以及各国内部社会经济生活的崩溃，才促成了越来越多的人从怀疑变为反对战争，拒绝应征入伍和在军队中逃亡的人逐步增多。但是，英国等国家的政府也不断加强镇压力度，封锁新闻，把对反战人士的监控和逮捕逐步推向高峰。比较出人意料的是在一战参战国中，军官、贵族和上层社会出身人员的伤亡比例比平民阶层出身的士兵要高，例如参战的英国士兵大约有百分之十二死亡，但参军的贵族或贵族后裔的死亡比例是百分之十九，所有1913年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学生中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死亡，德国首相和英国首相的儿子都是在战争中丧生，这是因为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盲目自大的战争速胜论也冲昏了上层社会的头脑。

反战活动

作者在该书中最为关注的两个核心议题是：反战者的道德理想与这场战争的愚蠢、危害和无意义。前一个问题的要害是战争中公民对国家的忠诚还是反叛，后一个问题是对这场战争性质、意义的认识，这两个问题当然紧密相连。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要依赖理性，同时更要经得起现实中的情感考验。坚决反对战争的基尔·哈迪“面临着和平主义者们共同面临的困境：当你的同胞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的生命正处于危险当中时，你要怎么做才能够在反战的同时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呢？”（131页）哲学家伯特兰· 罗素从一开始就认定这场战争是个悲剧性的错误，但是他同样要直面对国家的忠诚出现的矛盾心理与被强烈折磨的情感。他在1914年秋天写道，自己正“被爱国心折磨……我对打败德国的渴望同任何一位退役上校一样强烈。对英国的爱几乎是我心中最强烈的情感，我看似在这样的时刻把它搁置一旁，但放弃它却令我饱受挣扎”；“将近90%的人面对将要发生的大屠杀都感到心情愉快……作为真理的拥趸，国家发起的挑拨战争情绪的宣传让我感到厌恶。作为文明的拥趸，回归野蛮令我感到惊骇。”牛津和剑桥大学有三分之二的本科生都在开战后的几个月内应征入伍，这令他感到无比失望和痛苦，因为他们理性的力量“被血色的仇恨气浪一扫而空”。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走向英国反战运动的舞台中心，他失去的是旧日的友谊、剑桥的教职和护照，最终因言被治罪入狱。（148页）作者认为直到今天，反战主义者究竟对国家是忠诚还是反叛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搞不清的问题。“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中那些反对美国投入越南或伊拉克战争的人也常常会迅速补充道，要是我们国家受到攻击，我们也绝对会挺身而出，保卫家园。可是，如果有当时任何一个欧洲主要大国的领袖能够穿越时空，看到未来，看到这一切将会造成的后果，那么在1914年时，他们还会那么迅速地派遣军队投向战场吗？”“可以这么说，与烧死女巫、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不同，这些曾经被视作理所应当的事情如今已被宣布为非法，但战争却始终在我们身边。军装、阅兵和军乐继续散发着诱惑，里面还添加了高科技带来的吸引力；全世界的男孩和男人们与一个世纪前一样，依然梦想着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因此，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本关于那些真正投入1914-1918年间的战争中的人的书，对他们来说，战斗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或者至少是相信参战是爱国主义非常必要的，事实证明，这场战争使世界变得更糟。”（第9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过去的战争相比当然有许多不同之处，除了战争的规模、使用的武器与战术、战争中的伤亡人数等在战争史叙事中通常会被重视的议题之外，值得重视的还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方面，如现代新闻传播与宣传对战争信念的影响、参战与牺牲者的社会阶层的比例、反战思想的产生与深远影响、战后的罪责追究与国际制裁等等。这些新的历史变化使一战史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和更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等特征。从很多方面来看，《终结一切战争》不仅是关于一战的论著，同时也是有关欧洲左翼思想与运动史、英国等政府的社会管制史、国际妇女解放运动史等方面的论著。

哈利·莱尔·霍普斯（Harry Ryle Hopps）1917年创作的《从军！消灭这只发疯的野兽》，把德国人描绘成了野兽

另外，作者从历史影响和战争伦理等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一战留下的“更加广泛的遗产”：“例如，双方政府展开了空前的大规模政治宣传行动，虚假地鼓吹各自在战场上的辉煌胜利，并且毫无限制地夸大对方的残忍行为。而这一系列行为引发了人们在战后的严重的犬儒主义——这种玩世不恭的情绪在多年后甚至令许多人起初视对纳粹集中营的早期报道为宣传战。更重要的，战争在许多方面摧毁了绝大多数欧洲人所能容忍的道德底线。对军事优势的狂热追求，令国际协议和长久以来士兵和平民间的区别统统化为乌有：双方都不惜发动了化学战争、德国人用鱼雷攻击中立船只、英国人企图靠封锁饿死德国人——这份清单能一直拉下去。这些底线一旦被打破，便永远地消失了。”（473页）另外，作为记者和演说家的霍赫希尔德在书中表现了强烈的道德激情，正如《旧金山纪事报》的评论所说，“作者不仅表达了对于那些出于良知而拒服兵役者及其他反抗者所遭受苦难的钦佩之情，还处处流露出作者的义愤之情：这场战争根本就不该发生。”

上面提到该书序言是从德文郡军团牺牲者墓园开始讲述，仿佛是有意的安排，全书结尾也是关于墓地，但那是假想中的反战者公墓：一座国际化的公墓，里面的所有人都对战争的疯狂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并拒绝参与其中，如由于反战而在美国进了监狱的尤金·V.德布斯，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法国的让·饶勒斯，英国的E.D.莫雷尔、基尔·哈迪、斯蒂芬·霍布豪斯、伯特兰·罗素；除此以外还有各国的士兵，1917年哗变的法军士兵，几百万离开前线长途跋涉回到家乡的俄国士兵，在战争最后阶段在舰上的锅炉房放火并拒绝出海的德国水兵，以及超过六千名入狱的英国拒服兵役者也会在这里出现。这些人其实很多都知道反战运动会失败，但他们仍然觉得值得一搏，就如罗素在几十年后所写：“我知道抗议是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论抗议可能会是多么的徒劳。” 作者认为“他们的确彰显了坚定的立场和对人性最大的敬意。他们不能在1914-1918年赢得斗争，但这斗争却在继续，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并将会始终不断地进行下去。狱中的艾丽斯·惠尔登相信‘世界就是我的国’，令人心痛的是，即便这场本该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结束后又过去了一个充满腥风血雨的世纪，我们距离地球上大多数人能够拥有产生此等觉悟的智慧的那天依旧非常遥远。”（478页）这是全书最后一句话，毫无疑问那一天的确依旧很遥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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