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岸码头，一晚上的工作刚刚结束。低瓦数的灯和流浪猫、下班的消防员、涂了油的氧化金属味道，这一切构成一个朦朦胧胧的世界。我们头顶的某个地方，一场风暴正在聚集，它半掩在新加坡黎明时分那低赤道的云层里。我想起我的优步（Uber）司机在车开到武吉知马广场（Bukit Timah Plaza）附近的时候说，今天会下暴雨，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逃过一劫。

一把办公椅——斜靠在那儿，像是要抓住这转瞬即逝的休息时间——怕被雨淋已经被人遮上了。烟民们向上瞥一眼天空，然后用打火机把手里的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一个从南亚移民新加坡工作的船员，穿着荧光橙色的连体工作服从甲板上爬下来，手指攥紧了装满水的水瓶把手：不管下不下雨，今天都会很热。赤道就在不远处，在那潮湿的、被重工业的火焰和滚滚浓烟模糊的地平线之外。

起伏的海浪让我们三两步就爬上了船，巴塞尔船长（Captain Basir）都不需要费心绑缆索固定船身。他启动发动机，提了一挡，我们就突突地开出去，开向一个浮动的加油站。加油站漂浮在一排建到一半的石油钻井平台的阴影里。巴塞尔船长给船加满油——花了两张50块的美元钞票——便带着我们南下，驶进那条因夹在集装箱港口组成的弯臂和裕廊岛（Jurong Island）东北沿岸中间而形成的海峡里。裕廊岛上矗立着上千个石化设施的烟囱。而集装箱港口的地平线处则散落着巨大的起重机。它们因集装箱全球化，“弯曲着腰杆”忙碌在无尽的搬运劳动中。

一艘较小的集装箱运载船，长荣海运（the Evergreen line）的“永联号”（Ever Union），响着喇叭从我们旁边挤过去。巴塞尔船长懒洋洋地调整了一下船身，保持平衡。我们摇摇晃晃地驶过几艘汽车运输船，这些船只开往世界各地，就像用铁打造的多层浮动停车场。还有桁架桥高高指向天空的“美泰马士基”轮（Mette Maersk），带着一队庞然大物，装满了40英尺的标准化集装箱。当水域在我面前打开，我能看到肯特岗公园（Kent Ridge）上空正下着大雨。一抹阳光从集装箱港口上方的云层缝隙里透出来，也许风暴最后会选择放我们一马。

面前逐渐展开的全景是我登上巴塞尔船长的船的主要原因。新加坡是一个小小的岛屿，却将自己的内脏隐藏在海峡边缘。我想在集装箱船的中间穿梭，在南部群岛之间划出一条航线，看看这个地方如何从一个合适的视角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追溯新加坡历史的方式，回到那个叫“狮城”［原文为马来语（Singapura）］的旧世界，回到那些赤道上不紧不慢的马来渔村的过往。同时它也帮助我理解，这个旧世界是如何被重新定位并服务于新加坡奇迹。

船驶到反乌托邦的裕廊岛边缘，水流开始变得不稳，巴塞尔船长再次加大油门，溅起的小水花从开着的门那里溅到我眼镜上。我擦掉水珠，看到了武公岛（Bukom Island）上的钢铁烟囱向外喷发燃气的火焰和迅速消散的蒸汽云。在蒙罗维亚（Monrovia）注册的“维加·阿尔法号”（Vega Alpha）从我们船头前横着插过去，带着符合它体积大小的决心；巴塞尔船长丈量了一下相对路线和速度，轻轻推了推手中的舵，叼起一根香烟。

看船檐上的字，船长的这艘汽船就简单地叫作SC3139H。挡风玻璃上的雨刷看上去很简陋，他头顶垂下一个白色塑料制成的、造型别致的双“金字塔”钥匙环，上面印着阿拉伯文字。他的仪表盘上放着两包波迈香烟（Pall Mall）：一包是红的，另一包是他更偏爱的绿盒。另一段阿拉伯文字，用蓝色铅笔写在墙上。一个透明的塑料拉绳袋挂在钩子上，里面全是牛奶咖啡，一根吸管从袋子上方露出来。

巴塞尔船长是当地人。他就在南部群岛长大，这里当时还属于另一个世界。准确地说，他是在我们面前这个现在被叫作实马高岛（Pulau Semakau）的岛上长大的。这个岛屿总共几平方公里，有着又长又低的石头堤岸，一直延伸到开阔的海域里。最初的实马高岛和旁边的锡京岛（Seking Island）上都住着渔民。那里曾经有一个马来渔村和一个中国渔村，房子都建在干栏上，海岸有红树林的保护。居住在新加坡的沼泽地和南部群岛沙地的渔民每年都会举行岛际运动会，参与舢板竞赛和拔河比赛。“我天生就是个渔民啊，”巴塞尔告诉我，“从来就只是渔民啊。”

自年轻的巴塞尔船长离开海岛，被放逐到新加坡混凝土中心深处的一栋高层建筑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里已经不再适合打鱼。因为实马高岛现今已经成为最先进的海洋垃圾填埋场。在一个如此缺乏空间的国家，人们不得不从垃圾中制造出可用的岛屿。我们的西面是巴威岛（Pawai Island），新加坡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就在那里进行实弹射击，每15分钟就有一次爆破：一道闪光，一朵蘑菇云蹿上数百米湿热的高空，15秒后我们才感受到声音的冲击波。我们西南方的莱佛士灯塔标志着新加坡的边境，这条狭窄海峡的西侧则汇集了全球四分之一的贸易货物。船舶警报器在这些水域不断响起，在两英里的半径范围里承载了200艘甚至更多的船只。

在电闪雷鸣的东边，我看到缆车一直延伸到圣淘沙（Sentosa），这个神奇的岛屿被新加坡人称为“欢乐世界”。尽管这里曾经是英国的军事基地，并曾关押过后独立时期的政治犯。吉宝湾（Keppel Bay）的高层产权公寓就像女巫的手指划破天空，无数明显空着的公寓，暗示着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除此之外，我还能辨认出造型奇特、像香蕉船一样的滨海湾金沙酒店（Marina Bay Sands）集团的高楼。在我们的右舷是新加坡海峡的航运高速通道，由全世界制造和消费的货物源源不断地通过这里。而船的前方，几个长满丛林的圆鼓鼓的小岛，散落在赤道边上，并不像新加坡境内的领土那样必须派上用场。它们属于一个从来不缺土地或者至少不缺岛屿的国家，一个乘坐波音747从西到东需要5小时的国家——印度尼西亚。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登上SC3139H。如果不了解新加坡的地理，不明白这个国家如何让红树林沼泽和沙子发挥效用，我就无法理解新加坡。

汽船上的其他朋友则有别的兴趣点。有两对新加坡夫妇，他们本来可以吃一顿让人微醺的奶酪火锅，再往盛沙拉的大碗里扔几把车钥匙。但他们选择了轻松愉快地度过这一天，喝喝葡萄酒，吃吃米粉，甚至钓钓鱼。一个年轻的日本男人带了一堆可怕的专业器材。一对年纪大些的小伙子和另外两个小年轻，注定什么都抓不到。然后就是我们的向导了，这个男人取了一个简直是东南亚最具狄更斯风格的名字：麦加特·卡斯特尔凯奇（Megat Castelcage）。

前一天晚上他通过手机信息介绍了自己，并附上一则警告：不许携带猪肉或香蕉登船。当我们在南部群岛之间转悠的时候，他认真地解释道，香蕉会将鱼吓得沉入几英寻的海底。他不是全职向导：他平日在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有一份工作，但周末他总是花太多时间钓鱼，还要为这样的行程付钱，所以干脆决定自己当向导了。而他的假期时间也全部用来钓鱼。

按照麦加特·卡斯特尔凯奇的说法，在这些水域垂钓，诀窍在于使用活虾，将鱼钩穿过虾的背部，再从头部穿出，利用重物将鱼线坠入30米或40米深的珊瑚附近。巴塞尔船长在大家钓鱼的时候会关掉引擎，海流会将我们一路带向东岸，直到一声“收线！”，大家飞快地卷好鱼线，出发寻找下一个停船点，再从那里开始随波逐流。一路上，在某些地方我们会期待鱼的出现，而巴塞尔会注意盯着开向我们的船只，船上的烟囱偶尔会吐出几缕柴油燃烧的黑烟。

那两对新加坡夫妇打开一瓶葡萄酒，聊着天，虽然他们串在鱼钩上的虾完全没有引起鱼的注意。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愉快地混合了中文和英文。其中一位太太的女儿在英国上大学，于是他们热衷于探讨不同航空公司的优劣，这也算很新加坡式的消遣活动了，他们最后得出结论：还是新加坡航空最好。当地人几乎从来不说“新加坡航空公司”，而使用代码“SIA”或者（更简洁的）“SQ”代替。“钓鱼不重要，”其中一个人告诉我，“我们是来吃饭的。”今天很适合把自己包围在玻璃钢和糟糕的厕所设施中，观察全球最令人瞩目的国家的地理形态。

* * *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和加纳一样。”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曾经这样说。马凯硕是新加坡在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学者，他对于自己的祖国怀有强烈的感情和近乎无限的自豪。“但如今，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英国。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经济成功的故事，还关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预期寿命的提高、人民拥有自己的住所以及教育质量的提升。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马凯硕教授无须别人多言，便会自发地为新加坡唱赞歌。他这么做有理有据：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新加坡在各项指标上，无论是教育还是财富、犯罪还是健康，都一跃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这对于一个用一天时间可以步行穿越的小国而言，是一份相当不错的答卷，更何况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并没有想要独立。它卓越、袖珍，同时也是许多其他国家的榜样，因为它无需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也一样成就了现代富裕的国家。

就像许多新加坡公民一样，马凯硕教授的根要追溯到岛屿之外。1947年印巴分治，他身为印度教教徒的父母离开了后来成为巴基斯坦的那片土地。整个家族自此分散到世界各地。他能一口气列出那些目的地：苏里南（Suriname）、吉隆坡、尼日利亚、中国香港、日本、得克萨斯、圭亚那、雅加达、加纳、孟买、加尔各答。“我明白自己能出生在新加坡是多么幸运。如果我的父亲当年去了尼日利亚，我也许会比现在富有。但我去过尼日利亚和苏里南，也见过了那里人民的生活。与它们相比，新加坡的转型是如此引人注目。”

比起马凯硕教授的家族，我来到新加坡的方式就平庸多了。当时我儿子刚一岁，我妻子正要加入这个国家备受关照的高技能外籍工大军。我们没打算待很久，但新加坡牢牢地吸引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国家在独立后的最初50年就是这么设计的：将自己打造成一块吸引国际人力资本的低税收磁铁。

在我们抵达后不久，这个小国就庆祝了自1965年与马来西亚联邦分道扬镳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尽管那时候的新加坡也算不上荒岛，但自那次重大的分裂后它所取得的成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奇迹。1965年，这个国家还充斥着杂乱无章、疾病蔓延的贫民窟，有时这些贫民窟就用支柱支撑着，建在恶臭的脏水上。其他人则住在位于丛林里阴暗潮湿的角落、被称为“甘榜的村落里。海港倒是有的，但英国军队即将于1971年撤离，并带走国民生产总值的1/5和10%的工作岗位。除了地理位置，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任何资源。而它的北边是马来西亚，南边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夹在中间就像一颗等待被碾碎的坚果。

但它没有被碾碎。新加坡在富有远见的领导下，凭借努力工作和对自身脆弱性的自觉，实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像新加坡一样，如此迅速而全面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马凯硕教授如是说，“这是个耸人听闻的论断：新加坡是人类历史开启以来最成功的国家。因为它超越了一切预期。”

这个耸人听闻的论断在这个国家成立后的第一个50年里也许是成立的，但在它的第二个50年里还能成立吗？当我们乘坐的、由米兰飞往新加坡的SIA777航班于2014年2月的那个早晨落地时，新加坡上下的反思情绪比以往更为浓重。50周年大庆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推土机、手提钻以及巨大的钻井设备正叮叮当当地疯狂工作。建筑物拔地而起，混凝土和钢铁铺设出庞大的基础设施。但就在人们庆祝新加坡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时，也不可避免地问到关于未来的问题：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成功后，新加坡的生活将会开始变得艰难吗？

挑战肯定改变了。如今在面对世界时，新加坡以一个拥有领先经济的富裕国家自居。轻松获胜的局面已经过去了。它一直以来充当了崛起中的亚洲和世界之间的纽带。但国境之外，曾支撑它崛起的良性外部环境不太可能继续保持良性。为了保持繁荣，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新加坡都不得不继续发展。

这一点也许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适用，但对于新加坡而言更是百倍适用。就因为一个根本性的惊人事实：它太小了。

小国有小的优势。新加坡经济咨询公司（Landfall Strategy Group）的董事大卫·斯基林（David Skilling）曾将新加坡比作汹涌大海上的一艘小船：在不得不面对风浪时，它通过积累经验，了解如何让自己生存下来。脆弱孕育了活力。就像泰坦尼克号，他指出，就是因为太大了，所以不需要太在意海上的情况，看看都发生了什么。而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泰坦尼克号之所以沉没，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庞大了。而在我们不知晓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小船曾在风浪中被撞成碎片，葬身海底。新加坡也许拥有过活力，但无法摆脱其脆弱性。

但如果它丧失了脆弱感呢？如果它变得自满了呢？毕竟，当你拿着低收入、季风随时可能刮走你的木屋上的棕榈叶屋顶时，保持警惕更容易些。但当你实现了新加坡奇迹，还会那么容易保持警惕吗？作为积极派倡导者的马凯硕教授也承认，这将是这个国家的下一个考验。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李光耀。他凭借意外的运气，加上善用国家的两种资源——地理和人口，创造出一个袖珍的奇迹。但50年过后，这一套不像之前那么管用了。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已不再具有优势。意外的运气更是像季风天的海洋，难以预测。那新加坡人民呢？他们还会像如今被优待的建国一代（Pioneer Generation）一样辛勤工作吗？他们会不会太爱购物，而总是在社交网络上抱怨和发牢骚呢？如果民众人人自满，又会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什么影响呢？政府会在挣扎着解决民众期待和抱怨的过程中，失去它勇敢无畏的名声吗？

以下是一些数据对比，用来更好地呈现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之小。新加坡的主岛从一端到另一端，不足50公里（将近30英里）。整个国家面积只有719平方公里。做个比较：伦敦的面积是1572平方公里；纽约，789平方公里；东京，2188平方公里；拉各斯（Lagos），测量数据可疑地显示为不多不少1000平方公里；墨西哥城，1485平方公里；莫斯科，2511平方公里。以上所有城市都有腹地，并且人口众多，还不乏工业、淡水、农场、污水处理厂、发电站和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你可以在一天之内步行穿越新加坡——这很好且形象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小国。

我已经亲自尝试过了，从北走到南。我从柔佛海峡（Johor Straits）的英国皇家海军旧基地附近的三巴旺公园（Sembawang Park）开始，步行36公里左右，抵达拉布拉多公园（Labrador Park），曾有一支英国的炮兵连在这里看护吉宝港（Keppel Harbour）的航路。这一路走来，我很好地了解了新加坡是如何组织它的资源的：从精心设计的水库、军营和轻工业区，到爱德华时代的平房、高层公共住房和高档私人公寓。除了路上一些转移我视线的东西，我总觉得自己抄了一条近路。

反之，沿着新加坡最长的轴线进行步行穿越，则是一项更为艰难的挑战。我从西部与马来西亚接壤的大士（Tuas）出发，一直走到远东紧挨印度尼西亚边界的丹那美拉（Tanah Merah）渡轮码头。这是一条长达53公里的旅程，跨越了这个极小但卓越的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还将看到新加坡的勇气所在，以及是什么让它实现了成功。行走还可以帮助我勾勒出，自己和他人都存有的、关于奇迹能否延续的担忧。对于一个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的45岁老男人而言，这条路太长了。我妻子认为我是个傻瓜。但你有多少机会能在一天内走遍一整个国家呢？

回到我们在南部群岛和货轮航道之间的开阔海域。我看着海面上漂浮着的各种从船上丢弃的废物、全亚洲丢失的夹脚拖鞋、被扔掉的酸奶罐子，随着巨大的波浪上下起伏，真希望现在就能回家。但就在这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拉扯钓竿，就好像我穿在鱼钩上的虾被卡在了锯齿形的珊瑚里。拉扯的力量越来越大，我意识到水下好几米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跟我较劲。我也开始反击，不断地拉紧并回收鱼线，直到它破水而出。这是一条大到能让麦加特·卡斯特尔凯奇兴奋的鱼，一条花尾胡椒鲷，俗称“甜蜜的嘴唇”。虽然这不是今天最大的猎物，但足以让我儿子惊叹一下了。

最后，终于连麦加特·卡斯特尔凯奇都认为是时候回家了。当时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要加速跑在赤道夜晚的前面，赤道的黑夜总是突如其来地吞没白昼，好像被触发的捕鼠夹。巴塞尔领我们绕过实马高岛的东部边缘，一个工业垃圾分类装置被漆成了亮绿色。之后又经过武公岛：耸立的工业烟囱就像刺猬身上的刺，集装箱码头就在对面，而裕廊岛就在前方。我们从马士基集团一艘庞然大物的船头挤过去，回到了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