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以发生学考察，马尔库塞后期社会批判理论与新左派运动之间即非直接的因果关系。一方面，在运动早期，马尔库塞的影响力还限于特定学术圈，而未获得社会性关注。此时，无论是美国的“民学会”，还是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法国的“法国学生全国联盟”，或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激进学生，都还在忙于为各种宣言和呼吁寻找体系化的理论支撑——出于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担忧，他们也如马尔库塞在早期一样，选择了存在主义的进路，只是由于组织构成和政治抱负上的差异，这种尝试并不理想。另一方面，马尔库塞在1965年之前出版的作品也未注意到运动的端倪而导致对社会前景的判断过于悲观。可见，两者在平行的道路上朝着共同的方向各自前行了一段路程才相遇，而这种交会正是基于本身特质对对方的吸引与引导。实际上，这种看似无意却又注定的关系更接近于韦伯所说的“选择性亲和”（selective affinity），只不过这样的“亲和”缺乏明确的因果联系，这给两者的互动带来不稳定性。

一 马尔库塞同美国新左派运动的互动

《单向度的人》出版不久后，马尔库塞便嗅到了革命的气息。1965年《压抑性容忍》一文在美国发表。他在文中猛烈抨击了当时美国政府针对反抗人士的暴力行径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帝国主义霸权，这与新左派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就此拉开了思想对话的序幕。更为关键的是，马尔库塞通过该文向新左派抛出橄榄枝——他在题献中声明这是献给他在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学生的战斗檄文，“这并不仅仅是对参与他研讨班的聪明学子的答谢，而且是他对在政治上已经很活跃的这些学生的某种声援”（魏格豪斯，2010：806）。因而，该文被视为马尔库塞参与新左派运动的重要标志。

1965年，布兰戴斯大学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拒绝与马尔库塞续约，他随后转投左派重镇加州大学，在其圣地亚哥分校任教，直至退休。而事实证明了他的选择：这些具有左派传统的学校逐渐在运动中发展为新左派的大本营，马尔库塞也开始在各地巡回演讲，传达自己的观点并表示对学生的支持。

1966年3月，马尔库塞出席在洛杉矶分校举行的时事座谈会，发表《美国对越政策的内在逻辑》（The Inner Logic of American Policy in Vietnam）的讲话。他揭发了诸如“我们为自由而战”（We Are Fighting for Freedom）等口号无异于《1984》中极权政府的宣传伎俩，其实质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语言”（Orwellian Language），它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真实逻辑——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及镇压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此维护既有不平等统治秩序并从中谋利（Marcuse，2004b：38-40）。这些言辞犀利的政治抨击引发在场学生的热烈反响，事后也得到新左派的高度赞赏，两者随即进入了“蜜月期”。

同年12月，马尔库塞参加圣地亚哥分校举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合大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Conference），会上做了题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发言（曹卫东，2006：224）。这一概念成为后来政治哲学讨论的焦点，也成为新左派运动一系列反政府激进（乃至暴力）行动的理论依据。次年2月，马尔库塞又在伯克利分校发表讲话，表达了相似观点（曹卫东，2006：229）。

到了1968年，新左派运动不论组织规模还是抗争形式都达到新的高潮，并有明显的激进化趋势。马尔库塞对此深表忧虑，担心事态失控。1月，他在致信杜契克时谈到了这点：他担忧美国的学生运动正逐步被奉行“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的激进组织所接管而误入歧途（曹卫东，2006：251）。

尽管出现了嫌隙，两者还是保持着良性互动。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五月风暴，马尔库塞6日至12日正身处巴黎，亲自感受了这场运动的威力。回国后，他在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分享此次行程的体会。他起先将这次运动定调为一次“自发的大规模行动”而非“革命”，但它对于美国正在发生的事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它促成学生运动与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这些学生敢于走出教室和校园，走进工厂，争取工人的支持，让工人阶级借着他们的“口号”和“行动”继续反抗（Marcuse，2004b：43-46）。

马尔库塞的学术名声既让他成为新左派的精神领袖，又把他暴露于反对者的仇恨之中。1968年7月1日，马尔库塞在家中收到3K党发出的死亡威胁。虽然他的学生决心誓死保护他的安全，但出于谨慎，他还是于当月前往欧洲，直到9月回到圣地亚哥分校继续任教。

这件事可视作马尔库塞与新左派运动“蜜月期”的终结。此后，他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有所减少。他也时常对新左派不断激进化的做法显露不满，并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

在欧洲“避难”期间，马尔库塞接受法国媒体的采访，详细回顾了与新左派的关系。他澄清自己并不是这些“愤怒学生”的“发言人”，其“新左派之父”的形象完全是由媒体基于商业考虑而建构出的，因为他的参与仅限于语言和观点上的支持，对运动的实际贡献远远不如切·格瓦拉和杜契克等人。他还专门指出大部分新左派学生并未读过他的原著，这造成对其思想的断章取义式的曲解，甚而不太客气地断言，如果美国的新左派不与工人阶级结盟（像法国五月风暴那样），那么革命永远不会成功（Marcuse，2004b：100，104-105）。

1968年10月，为了纪念挚友汉斯·迈尔霍夫（Hans Meyerhoff），马尔库塞顶着压力应邀参加在洛杉矶分校举办的“第一届汉斯·迈尔霍夫纪念会”（The First Annual Hans Meyerhoff Memorial Lecture），会上发表题为《超越单向度的人》（Beyond One-Dimensional Man）的演讲。面对不断升级的运动形势，他坚持了之前的态度，即突出新左派在解放运动中的“催化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既肯定他们的贡献，又将他们的革命地位置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下（Marcuse，2003：114-115）。

之后，马尔库塞渐渐回到公众视野。12月，他出席美国激进左派报刊《卫报》（The Guardian）发行20周年的纪念会，会上发表《关于新左派》（On the New Left）的讲话。他先重申自己不是新左派的“意识形态领导”（ideological leader），而后提出当下新左派运动的任务是“启蒙、教育、发展政治意识”。为达成目的，还应结合以下革命策略：第一，在夺取政权方面，采用“政治游击战”（political guerrilla）把集权系统“打散（sàn）”（diffuse）、“打散（sǎn）”（disperse）；第二，重新认识“工人阶级”的概念，注重新形势下正在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及其作用；第三，新左派学生和知识分子需要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冲破传统学术话语的界地，为革命意识的传播打好基础。关于组织方面，马尔库塞建议新左派保持团结，否则就会因内部分裂而走向失败（Marcuse，2004b：122，124-127）。

马尔库塞以后在谈及他与新左派的关系时，都不厌其烦地与其“划清界限”：如他在1969年2月接受哈罗德·基恩（Harold Keen）的电台采访时说，他从不“倡导”（advocate）更不会去“煽动”（incite）什么，他的工作是向学生呈现事实，然后由他们自己选择和决定。他还批评新左派将他说的“发展道德反叛和性解放中的政治意涵”歪曲成“提倡道德反叛和性解放”（Marcuse，2004b：129-130，133-134）。

这些言辞难免引起激进派的猜忌与不快，他们怀疑马尔库塞在用“价值中立”的态度来逃避实践责任，甚至对资产阶级做出妥协。而且在美国，新左派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断加深，马尔库塞让新左派依附于工人阶级的做法让前者深感背叛。他们批评马尔库塞对当前形势的错误判断致使他拘泥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幻想一场不切实际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

随着新左派的内部分裂，以“气象地下组织”为代表的极端激进派彻底抛弃了马尔库塞的思想。同时这种分裂也终结了新左派运动，马尔库塞所期望的社会革命终究没能转化成事实。

二 马尔库塞同欧洲新左派运动的互动

身居美国的马尔库塞自然将活动的重心放在美国，但这绝不会降低他在欧洲的影响。他在欧洲举行了几次重要的巡回演讲，他的社会批判理论也被欧洲新左派运动当作主要指导思想。

1966年，法侬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与马尔库塞的《压抑性容忍》德文版发行，这成为西德学生运动全面展开的“文献标志”（魏格豪斯，2010：806）。

同年5月，马尔库塞飞赴西德，应邀出席在法兰克福大学召开的集会“越南——事例分析”（Vietnam：Analyse eines Exempels）。会上，他激烈批判了美国的对外遏制战略，并介绍了正在美国社会发生的反抗运动，还特地肯定了由激进知识分子和学生发起的运动的重要性，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意识和知识”的解放成为当务之急（曹卫东，2006：217～218）。

1967年，他的《单向度的人》被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翻译成德文，其中的思想迅速得到青年学生的追捧。这让身处大洋彼岸的马尔库塞成为西德新左派的“学术明星”，他的声望也直逼常居于当地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

同年7月，马尔库塞在（西）柏林自由大学发表题为《乌托邦的终结》和《激进反抗中的暴力问题》等演讲，并参与相关讨论会。他分别剖析了乌托邦概念的历史性以及暴力反抗的类型，论证了传统乌托邦概念必被终结的命运以及新式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实现可能，并说明暴力反抗在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性（Marcuse，1970：62-82，83-108）。可他的演讲让新左派略感困惑和失望：他一边鼓励当时身陷紧张局势的西德新左派坚持战斗，他们也予以表示感谢；一边又毫不避讳地点明，新左派“并不是彻底变革历史的主体，他否定他们是被压迫的少数，而且进一步否认他们是一支直接的革命力量”（魏格豪斯，2010：819）。

同月，马尔库塞前往伦敦，参加在园屋剧场举行的“解放的辩证法”研讨会，并发表《从富裕社会解放》的演讲。他指明当下物质富裕的社会本质上仍是一个不平等、不自由的压抑性社会，人们应当勇于放弃富裕生活带来的安逸假象，实现同这种社会的决裂。另外，他仍然强调新左派必须依靠与工人阶级的联合来发起彻底革命，或是他们直接扮演“新工人阶级”的革命角色（Marcuse，2004b：77-79，84-85）。

同期的联邦德国《时代》（Die Zeit）周报以“柏林学生的偶像”来称呼马尔库塞（Hermann，1967）。9月11日，西德电台播放了马尔库塞的采访：他对自己在柏林引发的反响感到惊讶，并声称当前的政治分析不能只关注新左派的激进学生，而更应重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问题（曹卫东，2006：240）。10月23日，西德电视一台在电视杂志的节目中播放了介绍马尔库塞的文章，并随后播出对马尔库塞的采访，主题依然是美国和西德的学生运动（曹卫东，2006：242）。

经过上述重要演讲，马尔库塞在欧洲声名鹊起，他也趁势在主要国家开启巡回讲座（Tallack，2013：404）。从西德到意大利，从法国到英国，激进的学生仿佛终于找到能为他们代言的“精神导师”。马尔库塞也欣喜地看到，在工人运动传统深厚的欧洲，新左派运动开始得到工人的同情和支援，这种联合（纵使是短暂的）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示范效应。

1968年上半年，他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欧洲。5月，他应邀前往巴黎参加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的研讨会。当时恰逢五月风暴爆发，他亲眼见证了这些新左派的革命潜能，特别是与工人阶级的联合。受其鼓舞，他也一直将这次运动看作“联合战线”的标杆（纵然他一直“贬低”此次运动的意义）。6月，马尔库塞前往柏林探望遭受枪击的好友杜契克（Pearson & Anderson，1968）。

受到死亡威胁后，马尔库塞同样减少了在欧洲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后期较为重要的访问当数意大利的巡回演讲。1969年6月，他先后在都灵、米兰、罗马和巴里举行演讲，主要内容包括介绍《单向度的人》的核心思想，并借此批判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统治秩序，比较欧洲和美国的形势以及各自新左派运动的发展情况。他重申“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并认为新左派运动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远好于美国（Giachetti，1969）。值得一提的是，马尔库塞在四城的演讲都获得热烈反馈，但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最极端的是，他在罗马的发言被法国激进派人物丹尼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粗暴打断，这无疑反映出他与部分新左派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

其后的发展基本与美国一致：新左派运动走向式微，马尔库塞的影响也相应地退缩回学术界。